瑪麗琳·科菲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歲，住在內布拉斯加州（我在那裡已差不多過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間寓所，開始靠給《晚報》社會專頁撰寫頭條謀生，養息著我那顆因發現自己將不能像媽媽和灰姑娘一樣結婚、幸福此生而受傷的心。我是所謂「沉默的一代」的成員，我們中的很多人都默默無聞，40到50年代，在麥卡錫和朝鮮戰爭的餘波裡，無聲無息。這對於一個想成為作家的女性來說是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受到新聞和寫作的訓練，在校報擔任政治記者，把約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個作家首先要讓讀者明白」作為自己寫作的準則。我實踐著觀察的美的藝術，讓自己處於事件的邊沿，在心裡把形象轉化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課外的偏好。我極為困惑的是至今我還住在內布拉斯加。那時，這個州對我來說就是虛偽和生活沉悶的象徵。我相信，在習慣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後，著作出判斷就像《聖經》裡耶和華的判斷一樣苛刻，但又要依據那種判斷。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個小心行事的問題，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接著我有機會讀到凱魯亞克的《在路上》（OntheRoad）我急切地把書讀完，其語言就像是從凱魯亞克的筆端流出的一樣快速地注入我的血管：一串串文字毫無停頓地流出。我讀得那麼快，我幾乎還沒有領會到其中意義的一半，但它描寫的生活狀態我完全理解，儘管對於一個生長在保守的中西部的青年女性來說，它是陌生的。哇！那文字就像是連發射出的子彈一樣擊穿了我。我完全被剝開了，變了一個人似的。我馬上出去，給自己買了一瓶有稻草包裝的意大利勤地酒，一支蠟燭和一疊紙。然後我回到家裡，在稍有醉意的狀態下，開始秉著燭光寫了起來，潦草地在紙上盡可能快速寫著，直覺地按照凱魯亞克那下意識的散文風格寫了下去。忘記了我在大學裡的課程。這部小說解放了我，正像它解放了我這一夥中物很多人一樣。那裡有一種對自我的瞬間的認識。自從1948年我開始寫作以來，我第一次感到可以自由地說我。想說的話了。顯然凱魯亞克已經感到了這種寫作的自由；我為什麼不呢？在這些值得祝福的天真的前女權主義的日子裡，我感到了人人平等。
凱魯亞克的影響是持久的。在諸如牙洞裡塞了黑色巧克力這種輕鬆的麻煩中，我反覆研究他，最後寫了一篇日記的開頭：「在你對《在路上》的解釋中，你出了一個錯。他的人物不是逃避生活，也不是逃避某種事物。他們在探索比尋求聖盃更深層的精神。」正像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所說，凱魯亞克是「用天使的眼睛」在看，與康拉德正相反。
到了9月份，正像關於他的批評家們所看到的，我對凱魯亞克的弱點有了充分的認識。我寫道：「即使凱魯亞克只提出了一種觀念——我喜歡有激情的人——我覺得我也會成為他的一個忠實的信徒。雖然我必須同意作為一個作家，凱魯亞克的行文結構鬆散，材料組織欠妥；但我感到他有必須對這一代人講的話。實際上早就應該講出來。」
「聽：『人呀，有這麼多事要做，這麼多東西要寫！怎樣開始把它都寫下來，毫無修改的約束，文學的戒律，語法的擔心……」
然而，我的生活和凱魯亞克人物的生活差別太大，我幾乎都接受不了。「我必須承認我今晚處於接受男人（凱各亞克）的極佳狀態」，我在9月14日寫道。「今天下午，讓我大吃一驚的是我的老闆吉爾告訴我將長期地在社會版工作。啊，我有點發暈。思想讓我安靜下來，即使我知道這一天會來。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甚至還沒有機會去學習市場版，名義上是因為我是個女的，去他的。在這個國家裡生來有點頭腦和胸懷就是一種罪過。我像以前一樣情緒低落，甚至都不能工作。整個下午我都在為社會專欄寫稿，夢想有一天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些枯燥、枯燥、枯燥的日常瑣事。我騎著自行車來到了波勞（Bourbon）大街，穿著我的藍色的牛仔褲，重重的鞋子，帶口袋的恤衫，紅色的汗衫和皮手套。我是說我去旅遊了。從路易斯安納到佛羅里達，在海邊盤桓，盡情地放鬆自己」。
凱魯亞克無疑使這次冒險的旅程浪漫化了。我盡可能地追尋著他的足跡。從內布拉斯加，我去了丹佛，在灰狗公共汽車上，我轉向一位女友，閉著眼睛，胳膊伸展出去，在一幅巨大的美國地圖前。她指了路，我們又上路了——去新奧爾良，最後越過德克薩斯到西海岸，沿著海岸向上到了俄勒岡的波特蘭，從那兒去紐約。像放棄堪薩斯去紐約的桑德斯一樣，我手中帶了一本《在路上》。
但凱魯亞克也沒有使我對金斯堡有所準備。金斯堡《嚎》（HOWI）的開頭幾行像一個火球在我的腦海裡炸開了。又一次，素材是完全陌生的：我曾聽說過海洛因這種東西可以讓人上癮。但這裡的語言在另一個水平上打中了要害。難道我沒有看到我這一代的優秀分子被順從給毀掉了？難道我自己沒有在天亮時分嚎叫麼？在黑色的大街上，毫無疑問我瞭解他要描寫的靈魂的黑暗。
接著，我又遇上了莫洛克（Moloch）；我曾查找他的資料，發現似是一個神聖的人物，有的父母願意為了他犧牲自己的孩子。隨後的文字在我的心中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就像我在金斯堡那讚美詩般韻律的重複中體會到了一種魔力一樣，我又深陷了一層。這次閱讀就像是聆聽音樂，在某些感官的水平上徹底地滿足。我最後一次克制了一下，發現自己完全被迷住了。我不知道卡爾·所羅門對他來說是誰，但在另外某一更深的層次上，我知道！我知道！電流流遍我的全身，我暈了。
「那是聖靈來到你的身上」。如果你寫，就寫凱魯亞克吧。現在我從來沒有這麼多地理解過他寫的東西。我對著自己的聖靈放鬆自己，聖靈似乎會永駐我心，雖然我不再是一個基督徒。從我11歲時就一直與我同在的寫作的衝動似乎有了一種更明確的形式，更加熱切，以各種我永遠無法預見的方式在我週身湧動，穿行。我決定完全放任它。
但金斯堡的打動我，不僅是作為一個作家；他還以一種人的方式吸引著我。由於我曾受到既魯亞克很深的影響，所以很難想像我想與他會見。我瞭解他，不管我們一起上床還是我被冷落，甚或寫下來。但金斯堡就是另一種情形。一方面，他是個同性戀者，所以允許性文被置於一旁；另一方面，他似乎很容易上手，我發現他確實如此。
作為沉默的一代的一個分子，我曾愛上「垮掉的一代」，那群福斯塔夫式的一群小鬍子的男孩。不僅有金斯堡和凱魯亞克，還有麥克科魯爾（Michae Mcclure），我看到後者的《小鬍子》是在紐約製作的。他重新塑造了讓·哈洛和比利仔的形象，給我們留下一個「明星！明星！明星！」的傳統。科爾索（Gregury Corso）在舞台上那不同尋常的滑稽與幽默，沒有一次不讓我開懷大笑。雖然有人說他不好，我卻喜歡。「誠實」是他在我眼裡的形象，「反知識分子」是批評家們的指責。但與其說這些老兵反對知識分子不如說他們倡議一個新的知識界。「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我在1959年寫道，毫無疑問垮掉的一代的思想就很有激情。
我已年邁了，我已經觀察到「垮掉的一代」中派生出大批的好皮士，正像放蕩不羈的文化人曾經大批成為「垮掉的一代」一樣，我在耐心地等待這一強烈的衝動，這一超凡的重任，在美國文學中的再一次體現。它可以回溯到惠特曼、愛默生和梭羅，與歐洲的浪漫主義運動交織在一起。啊！多麼選人！生活就是這樣前行！生活就是這樣拒絕被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