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經濟的無國界化而造成的國家財政的空虛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國公司還同時把國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庫。一方面為最低繳款而競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時為獲得最豐厚的補貼贈款而互相競賽。此外，無償提供土地，包括一切必要的公路、鐵路和供電、供水設施，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最低標準。在康采恩想建立生產企業的地方，成本核算員還可以指望得到各種補助費。如果南朝鮮的三星跨國公司為在諸爾頓格蘭特投資10億美元建立一個新的電子企業而要求財政部向它支付1億美元，那麼這已經是極低的要求了。如果各個國家和地區要求加入梅塞德斯一奔馳網絡，那麼它們必須有極大的投資。要在洛林（洛林省）建立一個生產新的小型梅塞特斯車的工廠，歐洲聯盟和法國的納稅人就要直接補貼全部投資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未來的減免稅，那麼國家所佔有的沒有表決權的份額總起來就達到了三分之一。這決不是特殊的情況。除了工業集中的地區之外，這一補貼額度與歐洲的平均水平是相一致的。隨著失業和政治上無計可施的狀況的發展，這一情況還在擴大。我們比較∼下：梅塞德斯一奔馳1993年為建立一個新的生產企業而只向貧窮的美國亞拉巴馬州支付了55％的費用；而通用汽車公司從1996年以來在波蘭和泰國所獲得的全部10年的免稅額則微乎其微。
德國東部聯邦政府採取減稅以吸引投資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例如，美國電子康采恩AMD 為在德累斯頓建立一個新的芯片廠而得到了8億馬克或計劃投資額的35％的補償。此外，聯邦和薩克森州還提供了整整10億馬克的信用擔保。其餘的5億馬克則由銀行財團援助，國有的州銀行也參與了這種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籌的資金甚至還不到全部投資的五分之一，幾乎全部的市場風險要由納稅人來負擔。在開姆尼茨、摩澤爾河地區和愛森納赫的歐寶公司和大眾汽車公司的情況與此相差無幾。在不來梅武爾坎造船廠和那威造船業巨頭克維納爾的監督下進行的東海造船廠的現代化，按計劃吃掉了61億馬克。在把一部分補貼放到疲憊不堪的西德企業中的武爾坎造船聯合企業破產之後，另一筆5億補貼估計到期了。儘管以補貼來吸引世界康采恩會導致國庫的黑洞，但科爾政府則只是在東德的布納、洛伊納和別特爾弗爾特一帶的化學工業的失敗中才瞭解到這一點。總理本人在那裡盲目地走進了陷阱。
「猜想一想我們的家庭！」
當赫爾穆特·科爾於1991年5月州日乘直升機到達施科波對，首先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競選期，像其他許多的競選期一樣。在布納工廠的文化宮中，他試圖爭取人們的信任和「說明希望之所在」。但他同時也切實地瞭解了受貧窮威脅的居民的失望。有一個工人緊跟在第一道封鎖線之後對他喊道：「猜想一想我們的家庭！」在工廠大廳裡，布納廠企業委員會女主席勸告他千萬不要推進私有化，以便至少保住18000個工作崗位中還剩下的8000個工作崗位。她懇求他，「幫幫忙，請不要使我們失望」。這顯然感動了德國政治的大象。科爾本人是在巴斯弗公司的總管理處所在的路德維希港長大的，他不能拒絕化學工人的請求。他搬開了手稿，他宣佈，他「理所當然地不會辜負她的信任」。他個人保證「要為保住這個工廠而努力」。
這個想法很好，很有人情味，但卻是科爾執政期間付出代價最昂貴的錯誤之一。因為自此之後人們可以對聯邦政府任意施加壓力。德國三個大化學企業的董事會不管科爾的干預，在舊企業處於瓦解的狀態下拒絕破產。美國道化學公司康采恩的若干經理卻由此看到了有機可乘。同伯恩哈德·布呂梅爾這個康采恩海灣地區事務前負責人、為托管局負責前布納聯合企業事務的領導人在一起發佈一切必要信息的，還有過去的道化學公司的人。起初，世界第五大化學企業的領導只表示有興趣並作了一些空頭的許諾。在長達一年的馬拉松式談判之後，康采恩的律師依法把托管局的代表拉到了談判桌上。由於總理的話，他們必須取得成果，於是他們在允諾和保證的叢林中越陷越深。1995年6月1日，前布諾化學聯合企業的三個最大的企業最終以乙烯聯合企業的名稱遷到了道化學公司的所在地，公司的律師手中握有一份合同，根據這份合同，公司可以有一筆值六億馬克的無風險的業務。（據此合同，康采恩在預計的40億馬克投資額中自己只要負擔2億馬克，而且這也只是母公司的有息借貸，與此同時，解決合併特殊任務的聯邦機構即托管局的接替機構不得不保證，它將在1999年底以前解決乙烯聯合企業的全部虧空，最高限額為27億馬克。因為公司帳面上的虧損額32億馬克已經得到了認同，所以道化學公司還可以在很長的時間內免稅，即使出現了盈利也是如此。此外，康采恩可以在30年的長時間內靠國家支出來消除所有棘手的土地舊債，而且還得到一條通到羅斯托克遠洋碼頭的輸油管線。對此的回報卻幾乎是可笑的。遵化學公司只保證1800個工作崗位。這還只是保證到1999年，而如果將來更少了，那麼這對道化學公司的經理人員來說也不是什麼問題。每減少一個工作崗位，他們只需付出6萬馬克罰金，這同總數相比只是一筆小錢。
糟糕的是聯邦德國要為道化學公司子公司乙烯聯合企業中的每一個工作崗位預計付出500多萬馬克的補貼，總數將近100億馬克，這是一筆很荒唐的代價。甚至靠國家支出用貨幣在杜林根的森林中蓋起一座摩天大樓，這也會使更多的人得到工資和麵包。如果把資金投到城市的醫療衛生事業。旅遊業和大學，那麼同一筆資金也許會使東部德國人的生活水平更接近西方水平。只是由於《明鏡》雜誌的幾個同事花幾個月時間苦苦追蹤協議簽訂的過程，公眾才對布納協議的苛刻條件有所耳聞。他們援引BVS即解決合併特殊任務的聯邦機構工作人員的話得出結論說，即使整個企業垮台，道化學公司在不出現風險的情況下也將至少獲得15億馬克利潤。當事情出來之後，幾乎沒有人對此提出抗議。但是哪一位主要政治家應該提出異議呢？科爾在布諾公司的經歷很糟糕，而且在此期間幾乎所有的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家都有類似的經歷，並且最終所有的行業都有類似的經歷。
所有各國的研究部長都這樣沒有選擇地分配委託給他們的稅金。例如戴姆勒一奔馳公司，它自己在那時不納稅，但從1993年的聯邦研究預算中得到了5億多馬克。這樣，聯部科學促進基金總數的四分之一多為這樣∼個公司所利用，這個公司用補貼的錢生產出成果，並很快能夠在世界的另一極掙到錢，卻沒有為德國人創造一個工作崗位。由於政治對全球經濟競爭的新規則沒有把握，西門子公司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舊國家工業政策的追隨者，如外交部前計劃司司長康拉德·澤茨多年來一直警告要防務日本和美國在製造信息時代的技術原料即微軟芯片方面的日益具有威脅性的壟斷地位。因此，聯邦和歐共體委員會完全無償地在電子康采恩、首先是西門子公司中投入了數十億馬克研究經費。今天，總部設在慕尼黑的這個康采恩正在同想像中的對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和東芝公司一起發展下∼代芯片。從1998年起，西門子甚至要同美國技術康采恩摩托羅拉在美國的裡希蒙德共同建立一座工廠。在那裡將生產出迄今為止效率最高的、在得到歐洲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儲存64兆字節的芯片。
具有破壞作用的、十分荒唐的補貼競賽表明，政治和各國政府陷入了全球經濟的迷津。聯合國貿易組織世界貿發會議一直在研究世界範圍內的補貼情況，它證實，「國際競爭的壓力促使各國政府動用了那些從客觀標準來看無法證明其合理性的刺激金融的方法」。聯合國專家警告說，必須迫切地尋找「避免這類過度行為」的方法。世界市場一體化的政治執行人迫於向他們的選舉人表明反對失業，他們不再去做他們長期來以昂貴的誘餌吸引企業從而只是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損害的事情。他們為了使國家在世界經濟蛋糕中分得一份而掠奪自己國庫，他們這樣做也就是把導致國民經濟毀滅的企業經濟邏輯強加到自己國家的頭上。即使把典型的補貼部門如農業、礦業、住宅經濟和鐵路不計在內，僅在聯邦德國的經濟補貼在此期間據保守估計一年也已超過1000億馬克。
財產轉移的規模明顯地轉變著國家制度的結構。基爾經濟研究所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先驅當時用生物學中的一個比喻來說明國家的新的作用。基爾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學術報告中說，國家對於跨國經濟只是起「店主人」的作用。相反，這意味著跨國企業越來越具有寄生的性質。它們的商品要靠國家投資修建的公路、鐵路來運輸，工作人員要送他們的孩子到國家的學校去上學，經理人員要到國家劇院和歌劇院去看演出。但是，為了維持這些機構，它們的貢獻僅僅是它們的職員和工人的工資、薪金和消費的稅金。由於勞動收入在競爭中有下降的趨勢，而許多工資領取者快要達到國家干預的痛苦邊緣，於是一個國家跟著一個國家陷入了金融危機。國家財政同居民收入一樣迅速減少。但與此同時，在高度組織起來的工業化國家，對國家的要求與其說是減少了，不如說是增加了。新的工藝技術使維持基礎設施的費用更昂貴，對環境的破壞要求採取越來越多的恢復性措施，居民壽命的日益延長要求用於醫療服務和退休金的費用增多了。結果是在許多地方主政的政治家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在沒有強大的利益集團反對的地方減少國家服務的供給，也就是在社會體系如文化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從游泳池、學校到大學——減少國家服務的供給。國家最終自己成了自下而上再分配的代理人。聯邦政府於1996年夏天開始協商下一年的財政收支時所依據的年稅法生動地體現了這種情況。根據該法，私人預算和公共預算的收入每年減少146億馬克，相反，企業和獨立勞動者則減去同等數額的稅款。
在美國和英國，政府早就主動地開始減少國家的作用，在那裡可以看到國家財政為有利於自由經濟而實行的緊縮會導致何種結果。到處都缺乏為了維持或者甚至擴大公共基礎設施所需的經費。按照社會總產品來計算，美國政府的投資額只有日本修建公路、鐵路、學校、大學和醫院所用費用的三分之一。２例如，在華盛頓，多數學校已到了報廢拆除的年限。市長肯定地說，要搞好這些建築物，需要12億美元。城市警察為了維持其技術和停車場也需要這麼大一筆錢。但是國會拒絕支付這筆錢。只有在志願人員幫忙時，學校才能成其為學校，而警察當局則必須時而自費修理設備，以便工作能照常進行。３在不列顛群島上，在新自由主義的歐洲模範國家裡，教育體系和社會體系與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相近。今天，每3個英國孩子中有一個孩子是在貧窮中長大的，16歲以下的150萬孩子由於缺乏社會救濟而不得不勞動。在歐洲大陸，所有18歲的人中有五分之四在接受教育，而在美國，這個年齡的年輕人中還在學習的人則不到一半。與此同時，文盲率卻在直線上升。在一次民意測驗中，所有21歲的年輕人中已有五分之一的人不會演算心算題，有七分之一的人不會讀和寫。４
在相對富裕的德國，其福利迄今為止為廣泛的居民所享有，公民傳統地期待從國家那裡得到無所不包的供給，這一過程還只是剛開始。這種不良的意識在德國最富而同時又是負債最高的城市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具有典型的意義。早在1990年，當時的社會民主黨的市長福爾克·豪夫宣佈：「法蘭克福的財富是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6年以後，綠黨的城市財政部門負責人托姆·柯尼施不得不逐漸地收回這∼許諾。儘管有440家銀行分支機構，而且經濟增長率超過20％，城市的主要收入源泉即營業稅所得，今天要比1986年還少，與此同時，迄今為止仍然是法定的公共福利支出將近增加了2倍。46家鄰居關係中心中有30家不得不關閉。12家游泳場有一半的命運不是出售就是關閉。社會自發組織的活動如城市各社區和外籍僑民的聚會缺乏資金，音樂學校、博物館縮小了。戲院演出的旺季每6週一次，歌劇院經理由於補貼減少而威脅要中止演出。還有少數歌劇在上演，但是不妙的預感使柯尼施很痛苦。他抱怨說，「我們正在經歷失去社會平衡能力的危險」。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那麼，「各階段、各個國家之間的和平的共同生活和法蘭克福的生活方式將會炸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