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國際炒家和重新變得順應形勢
「女士們，先生們，我早就知道，一切事物都是錯綜複雜的，如同我們生活和作於其中的這個世界一樣。」
——奧地利聯邦總理弗雷德·西諾瓦茨
1983年政府聲明
防備謀殺的人身保護措施，依然像天氣一樣令人提心吊膽地變化無常。凡欲參加在紐約東河畔召開的舉世矚目的聯合國會議的人，在經過嚴格詢問之後，才能得到一張醒目的封在塑料膜裡的證件，接著還必須在長龍似的隊伍裡等候令人不快的檢查，最後進入聯合國總部。總部是近50年前根據建築師勒科爾比西埃的開放和令人感到親切的設計思想建造的。人人都要掃瞄，每隻手提袋都要透視，甚至專人檢查。恐遭謀殺的心清無處不在。
當然，誰與秘書長有單獨約見，誰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檢查口。自報姓名就可以了，值勤人員也不查看什麼證件，在總服務台打過招呼之後，便可以暢通無阻了。然後，在聯合國大廈39層，迎候賓客的是平淡無奇的權力標誌，一種拒絕來客的枯燥氣氛和一個使人變得渺小的巨大空間，但是沒有武警。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一加利生活在隨時可能受到攻擊的危險之中。同許多世界知名人士一樣，他本人比電視屏幕上的他要矮小和虛弱得多，持續不斷的衝突由於他要在全世界進行斡旋而留下了清晰的痕跡。1996年7月22日，他從早晨三點就開始忙碌起來，他試圖提醒世界共同體，以免它再一次只能對一場衝突的後果作出反應，但是他的努力失敗了。他被告知，在布隆迪至少有300個胡圖族人被謀殺。跡象表明還將有進一步的大屠殺。然而，法國卻沉默不語，美國亦然，最終是克林頓政府忙於奧林匹亞的競選。
全球化問題是一段時期以來折磨著布特羅斯一加利的主要問題。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把自己每天15小時的工作時間又延長了一小時。「不僅是一個全球化問題，而且有許許多多的全球化問題，譬如信息全球化、毒品；傳染病、環境全球化問題，當然首先是金融全球化問題。此外出現了嚴重的併發症，因為全球化以極不相同的速度在發展」，他緩慢而溫和地說道。「例如，我們上次在那不勒斯世界大會上談到跨國犯罪，但這與犯罪全球化的速度相比，僅僅是一個非常緩慢的反應。」
加利說，各種各樣的非同步的世界變革「使這些問題變得錯綜複雜，而且可能引起嚴重的緊張關係」。民主的前景令他憂心件件。「這是真正的危險：是一種獨裁製度，還是一種民主制度將操縱全球化？我們迫切需要促進民主化的議事日程和全球計劃。」這對聯合國組織的各成員國及其相互關係都適用。聯合國首腦警告說：「如果在一些國家維護民主。而全球系統卻受獨裁製度支配，從而受技術官僚的支配，這對我們有益嗎？」
全球化的結果是，「個別國家施加影響的能力日趨微小，而國際炒家的能量例如在金融領域日益擴大而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與加利經常保持接觸的這些至關重要的政府首腦意識到這一點嗎？「沒有，」』聯合國秘書長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說，「他們作為他們的國家的領導人，還始終認為他們支配著國家主權，可以在一國範圍內來處理全球化問題。」他用外交家的口吻補充說：「我當然不懷疑政治領導人的聰明才智。」
然而，這位親自總結了擔任開羅政府成員達14年之久的經驗的埃及人脫口而出：「政治領導人的確在許多領域不再擁有真正的決策主權。但是他們以為他們還能親自處理一些重要問題。而我認為，他們只是幻想，想像事情大概會如此。」
加利認為，昔日對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常事務妨礙政治家去思考長遠問題的抱怨，今天在全世界都是合理的。「在一個很窮很窮的國家，在中非任何一個地方，可可或種子的價格變動都像下雨或不下雨那樣重要。因為無人知道全球化進程。相反，在一個像德國那樣致力於兩德統一的那麼強大的國家裡，政治領導人認為，全球化可與環境問題同等對待，因為人們可以留待以後解決。」
這個災難性的戰略的見證人和受害者是克勞斯·托普費爾。他曾多年擔任德國的環境部長，現任聯邦建築部長。「我們至多事後評頭論足，而且樂於在可疑的情況下視而不見，因為我們害怕這項艱巨的工作。」他於7／的一天下午在波恩，在他直接從柏林返回之後和直飛紐約之前作如是說。「我們也許是下意識地視而不見，因為我們想解決的這一切問題幾乎是太難了。」
托普費爾干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大會上以南北之間調解人而令人敬仰並因此出名。美國政府在這段時期暈頭轉向，茫然不知所措，因為冷戰中「練就的在雙邊談判中與對方周旋的方法」（托普費爾語）突然對它不起作用了，否則美國政府在國際爭論中總是佔上風的。在這位國際談判者施展了他的令人驚歎不已的裡約高招（這一高招甚至使這位德國部長得到了《紐約時報》的讚揚），四年之後，如今也只好搖著頭來評論擺在他面前的這難爛攤子。
1996年春，他在位於新罕布什爾州森林中的名牌大學——達特茅斯大學遠留了一段時期。這位昔日的大學教授說：「我不想灰心喪氣地說，有一件事給我留下令人難以置信的印象，這就是那裡的大學生，甚至教授和講師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說在即將來臨的氣候變暖的情況下有兩種可能：或者科學預測有誤，那麼就萬事大吉了戰者科學預測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無論如何都不是因為公民們從心理上不能接受這筆費用而不能阻止這些後果的發生。因此，從政治和社會兩個方面來看，為防止這些後果所必不可少的經濟結構改革是不可能進行到底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代年輕科學家和未來的領導力量帶著這種自私自利的或許還不是那麼玩世不恭的態度，開始進入21世紀。基督教民主聯盟最有名望的政治家托普費爾以他自己的全部經歷「感到驚訝不已，問題的全球性竟會如此之快地發展成為最迫切的任務，發展成為一種挑戰。對於這種挑戰，人們只是剛剛著手去解決，不然就不存在問題了。我認為，里約熱內盧會議的結果具有較大的預防危機能力。然而所有這些條約和協議很快便扔進箱子，箱上寫著：待經濟狀況良好時再打開」。
偉大的政治家們閉上眼睛。沒有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什麼都辦不成，然而在美國卻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關於能源稅討論的這段苦難歷程依然歷歷在目」，托普費爾指出並分析了比爾·克林頓及其全體有關人員在1993年春著手進行的有關生態稅的草率嘗試。阿爾·戈爾1992在里約熱內盧應邀以美國參議員的身份踏上科帕卡巴納時是一個令人欽佩的帶來希望的人，他作為副總統，依然應該對他在自己的暢銷書裡宣傳的「通往平衡之路」全面負責。在像人民黨一樣行動的克林頓一戈爾班子（這位知識淵博的副總統必須自己很快在這個班子裡樹立形象，以便在2000年被選到最高的位子上）在最近的競選中獲勝後，托普費爾還悲觀地說：「我不相信，在美國一個人表現出生態方面的明顯傾向會是他獲得總統職位的良好開端。」
與此同時，還在1994年9月，恰恰是柏林牆倒塌5年之後，在具有5000年歷史的古老開羅召開的聯合國世界人口會議期間，就顯露出了令人振奮的新的世界前景。那時，阿爾·戈爾面對來自155個國家的代表慷慨激昂地（美國人通常只是在為自己的國家歡呼時沉浸在這種激情之中）讚揚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推行的謹慎周密的保健制度。就在這裡，仇視美國制度的人統治了這個聯邦國家達幾十年之久，他們簡直就是共產主義者。
「結果，人口增長率幾乎下降到零」，這位美國副總統驚訝地說。他甚至自我批評地承認，對像喀拉拉邦那樣的結果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見解注意得太不夠了」。他想現在就「消除界限」。空話！
聚集起來開會的世界共同體只傾聽，但沉默不語。當戈爾像個愛激動的小伙子那樣向大會講述四年前某個星期天的早晨時，他終於得到了熱情洋溢的掌聲。在那個早晨，他與自己最小的兒子出神地坐在電視機前，共同享受「勇敢而又有遠見的納爾遜·曼德拉」——他也是一個被長期排斥的共產主義者——獲釋的歡樂。
這位能幹的美國副總統剛剛動身，克林頓的親信蒂莫西·沃思就接過美國代表團的指揮權。這位哈佛和斯坦福大學的畢業生，在總統於1993年任命他為美國第一國務秘書掌管「全球事務」前，就是國會自由派代表之一。沃思在開羅熱情洋溢地說，「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對「奇特的聯盟」報之一笑。他興高采烈地談起與美國的敵對國伊朗政府代表的會晤，說：「現在伊朗完全支持我們在計劃生育方面的立場。」
與1992年里約熱內盧會議相比幾乎沒有什麼明顯的差別。如果說喬治·布什的共和黨人以作為愚昧無知的阻礙進步者而沾沾自喜，那麼克林頓的民主黨人則在尼羅河畔把自己塑造成靈活的促進者。看來，他們幾乎是輕而易舉地適應了這個新的但混亂不堪的不結盟世界。他們論證說，人口政策必須有利於大家，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這聽起來是那麼令人信服，那麼有說服力，以致連本地的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者都不再能得到他們的埃及同胞的支持。
這些長期遭人憎恨的美國人突然變了，他們在人類問題上顯示出與變化了的現實相適應的合格的、自由的「領導能力」。戈爾和沃思兩人都是老練的全球活動家，他們放棄了幕前的大國姿態，但是，無人能夠擺脫他們的扭力，避開他們的詭計。「人們長期否定這樣一點，即『放眼全球，著手本國』這一警句已明顯地變為現實。」人們漸漸會產生這種感覺：可以通過新的國際機構而不是在一個國家範圍內來統治人民。沃思說：「世界新秩序是在這樣的聯合國會議上勾畫出來的。」而像波斯尼亞或盧旺達等國中的行動不過是「投入消防隊」而已。
幾個月過後，幾乎沒有一個有識之士比戈爾更清楚地說明了沃思：美國政府從機會主義立場出發，面對著它的不可靠的選民，把不管什麼樣的看風使舵的人推舉出來。金裡奇的激進派共和黨人在1994年11月大會上競選獲勝後，沃思在1995年1月哥本哈根世界社會福利首腦會談中大為遜色。他無精打采地顫動著薄嘴唇，嚴厲拒絕各種團體的建議，不斷提到「美國國會中共和黨的多數派，他們把我們的國際義務搞得難以履行」——這純粹是順應形勢的態度，而不是勇敢的但同樣也是易被攻擊的領導了。
沃思以新國會執政者的風度宣佈儀式結束，「而每次在聯合國會議最後一天的午夜，桌上總是放一大堆錢，用來分發」，但這是「舊思想」。因此，克林頓政府在1996年針對聯合國進行了一場有失體面的宣傳運動，無緣無故地換掉布特羅斯一加利，以便在自己的不瞭解內情的、敵視聯合國的選民中爭取選票。
國際活動家評論說：不是慎重行事，而是匆匆忙忙地作出反應，不是謹慎地防止錯誤發展，而是慷慨地補救，這些做法在重大政策中已不再可能了。米歇爾·康德蘇作為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是政界和金融市場領域之間的中間人。他強調說：『我們必須懂得，無論我們採取行動，還是不採取行動，總會產生世界性的結果。」他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付基金中拿出1億8千萬美元，準備解決21世紀的第一場危機。他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他在1995年三月的墨西哥黑夜行動辯解。康德蘇還有這種信念：「我們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已經不能再不順乎潮流了」。他不容別人懷疑，華爾街及其基金公司的經理就是如此，他們說：「世界掌握在這些傢伙手中。」
「這些傢伙」——正像康德蘇用英語稱呼他們那樣——直截了當地駁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腦的評論。他們論證說，不，他們也沒有坐在駕駛台上，也沒有責任。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不是我們有權，而是市場有權」——從剛在紐約派克大街為瑞士銀行聯合會建立了赫奇基金會，即風險很大的投資基金會的邁克爾·斯諾，到華盛頓的幾十億美元投機家史蒂夫·特倫特都這樣說。從特倫特高雅的鵲巢式辦公室一眼望去，白宮猶如一座不起眼的簡易房屋。
「比方說，請你們想想比利時或奧地利，」特倫特說，「的確有一些國內的投資者帶著自己的錢到處流動，因而在各自的國家造成問題。假如風險少，預期收益高，奧地利和比利時的保險公司和銀行就會把越來越多的積蓄從自己的國家投到例如阿根廷。那麼，它們為何那麼做呢？它們是為奧地利投資者和它們的奧地利顧客辦事。為自己作出最佳決策的不是美國的金融機構，而是一些個別的決策人。但是這時您不會要求我們作為全球投機公司對由此產生的國內貨幣貶值或大規模資金外流負責。我們至多在一些大國的市場上運作或用一些有影響的貨幣經營。」
紐約的穆迪投資者服務部副經理文森特·特魯格亞的辯解２編排得更簡單。「我們的咨詢服務部以自己的三個A成了市場的比喻。要知道，我們不會巴結個別國家或公司。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只想到那些把自己的錢投入基金的老祖母。她們指望獲取盡量高的利率。不管是因為她們除了這一指望以外沒有正式養老金，還是僅僅因為她們的子孫們只能靠這筆資金的收益上一所好大學，而這樣的大學的收費是很高的。假如我幫助了這些老祖母，我就是幫助了所有投資的人。」
奧地利經濟學家費迪南德·拉齊納在1995年4月退出政府的政治生涯時是歐洲最有經驗的財政部長，他親眼目睹了下述情況，來自基金會和工業方面的投資者們在世界範圍內的新的獨斷專橫，可以對一個小國產生何等影響。「投資基金的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過問政治的，」拉齊納評論說，「市場的自由化仍是一種意識形態。」他不時發現，「所有口頭上擁護競爭的人，很快便認為，一旦發生真正的競爭，市場就受到破壞，就需要國家資助和補助」。
雖然在歐洲聯盟內部補貼是禁忌的，「但是現在照樣有許多稅收優惠。某個投資者在挑選投資地或某個工業企業在建一個新工廠之前，投資者或企業就會明確地提出問題，稅收螺絲是否會擰得更緊，會對誰擰緊」。企業在以前例如建立一個煉鋼廠需要幾十年時間並創造了幾千個工作崗位，而這些決策的實施在微電子時代，在西門子那裡「往往只不過幾年就行了，而且只能創造出幾百個工作崗位」。具有「越來越大的壓力」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一國的主權，拉齊納現在主管奧地利儲蓄劃匯信貸銀行，他承認說：「哪個政治家會樂於承認他實際上是為形勢所迫而無所作為呢？」「
在柏林牆倒塌之際向無邊界的市場打開了世界的這個最後三分之一地區的大門的人，肯定不是始終不渝地相信自己會重新上台相信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他信心十足地享受1995年9月他在費爾蒙特大飯店那個值得紀念的大會上博得的掌聲。加利福尼亞也許是注意到東方的根本變革的最後一個至關重要的大州，而現在它是戈爾巴喬夫在那裡依然作為英雄受到頌揚的世界上最後一個地區。「國際體系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位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蘇聯總統在美國資助者為他租用的費爾蒙特的套房裡叫道。「「政治跟在事件後面跑。我們猶如消防隊在歐洲和世界救火。我們大家行動得為時太晚。」
這位傳奇人物猶如一頭兇猛的、準備出獵的美洲虎，鼓足勁工作，但自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來就感到若有所失，他抨擊「正在形成的社會兩極分化，將導致分裂，最終將不可避免地出現階級鬥爭。這不是我們的需要，我們需要的是社會的合作和互助」。
美國媒體巨季特德·特納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在費爾蒙特下榻時也對合作這一口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特納洋洋自得地指出，他的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除了引起轟動的時事外，也給長遠的決定性的論題騰出許多播送時間，從而發掘了「一片天地」。譬如1994年在開羅召開世界人口會議時他表明了他十分關注節育問題。他的全球節目激勵這個會議成為「歷史事件」。任何一個談判節目，由於加上了一個投入百萬預算製作出來的關於全球人口過剩問題的特別節目，而不再讓人感到枯燥乏味。
有線新聞電視網的同仁們面對明顯的操縱這一批評，總是用一個危險的理由即這一切都是為了這一「非常美好的事業」來應付。在聯合國組織發出正式邀請的場合，特納的親信醉心於同老練的有線新聞電視網的女監製者們競爭，看誰把「特德」和他的奧斯卡金獎得主「簡·方達」夫人引上真正的綠色航線。被《福布斯》雜誌視為地球上400個最富裕的人之一的這位男子漢，在他同別人的私人談話中給人的印象始終是他已明白今天的危險是什麼。「這些億萬大富翁們忙於將他們的中層管理人員在他們向公司提出養老金要求之前把他們解雇。我們在這裡，就像在墨西哥和巴西。那裡的富翁與好萊塢的一樣，都生活在高牆深院裡。我的許多朋友因害怕被綁架而僱用了一批保鏢。」
這些超級富翁們每年用於社會和生態的捐助遠遠少於普通的百萬富翁。這位古板的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在亞特蘭大防衛簡單的有線新聞電視網中心對此表示憤憤不平。「這是聞所未聞的，」特納說道，「聯邦政府無支付能力，各聯邦州政府無支付能力，市政府也無支付能力。所有的錢都在這些少數富翁手裡，而他們這些人都一毛不拔。這對他們、對國家來說是有危害的。我們或許會經歷一場新的法國大革命，在這場革命中，另一位夫人笛法爾格一邊不停地編結一邊觀看：是什麼樣的人在小牛車上被拉到市區廣場上，『咋嚎』一聲，他們的頭就掉了。」
這位有線電視無知為捐助一些大學和發起環境保護，於1994年割捨了2億美元，因而心情沉重。「我簽署匯票時，手直發抖，因為我知道，我這樣做就從爭奪美國首富的競爭中退了出來。」不是他樂於施捨，而是擔心社會會倒退，這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儘管是違反常情的。特納是當運動員時才出名的，他認為，「《福布斯》雜誌列出的400人名單毀了我們的國家，因為新的超級富翁並不會因此就打開他們的一捆捆錢。」他想提出創議，即把最慷慨的捐贈者重新排名，同時實施一項削減財富協議。「如果我們每人都放棄一個億，我們大家在名單中的順序就會一起往後挪。」
特納在這次施捨事件之後的順序排列仍居高不下，他在亞特蘭大和好萊塢的生意紅紅火火，他很快就做到了通過美國HBO電視公司的有線頻道轉播消息和文獻片。這是一筆新的超級生意，這筆生意是1996年7月於亞特蘭大奧運會婦女自行車競賽賽道旁的轉播站裡苦思冥想出來的。當然，特納也關心他的媒體王國的前途，因為預先確定的前進步伐對他的快樂的孩子們來說是太大了。市場獲勝了，這對大家是好事，其他一切事情只是順應形勢的問題。
「當然，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變革的必然性時，我們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聯邦德國工業聯合會多年的會長特爾·內克爾在歐洲作了讓步。海爾曼·弗蘭茨是西門子公司13年的董事會成員和該康采恩監事會的現任領導，在世界市場競爭的海洋裡他也站在企業這艘航船的指揮台上。這家跨國企業年復一年地宣佈獲得了相當可觀的利潤，1995年它在世界上利潤為12．7億美元，比1994年多18．8O。然而，這個擁有38二3萬名職工的德國第五大的世界康采恩卻在進一步裁減勞動力。
「你們看看，』佛蘭茨在座落於慕尼黑維特斯巴赫廣場旁公司中央的巴羅克式大廳裡說，「在紐倫堡，一個婦女為大眾汽車公司生產電纜桿，我們要為她的每小時工作付費45馬克。而在立陶宛還不到1馬克50芬尼，而且還免費為我們提供車間。因為我們確實也必須為大眾汽車公司著想，生產的東西要盡可能物美價廉。」o看來，對這個新的社會問題的顧慮和不安，苦苦地折磨著西門於公司的這位前任領導，他總算還預見到，它面前將「出現阻力」，不過他馬上又補充說：「當然工業對此不負責任。」於是，弗蘭茨本人成了他自己親手編織起來的這張網中的囚犯。他眼睜睜地看著社會分裂的加速，並且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世界市場規律的忠實執行者。西門子公司是一個在全球活動的企業，它雖然在德國有自己的總部，「但是我們對世界各地的我們的所有員工都負有責任」。假如歐洲聯盟想分裂的話，這個康采恩就得——儘管是心情沉重的——把自己的總部遷移到美國或遠東。首先在東部有新的機遇，國際炒家將會蜂擁而至。弗蘭茨在1993年就預言德國是一個將進行根本變革的國家：「我們大家都必須知道，在我們這裡勞動太貴，儘管許多僱員尚未意識到這一點。」同時，弗蘭茨說，「我們將告別在德國的許多單純的工業活動。越來越多的有血肉之軀的人的勞動必定再次代替銀行和咖啡館的自動裝置」，與之相應的是降低工資，頂多也許是領取非常低的工資。
這是引人注目的命題，尤其在德國，會給人們以刻骨銘心的感覺。因為在歐洲共和國的一些管理者中有一種奇怪的。模糊的恐懼感在作祟。而且他們越來越頻繁地在小範圍和知心朋友中考慮這個不可估計的風險，他們在新的全球性的「卡西諾一資本主義」（英國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語）中冒這個風險，或者寧可認為是不得不冒這個風險。必須開闢中國、南朝鮮、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所有這些有希望的市場，一些工業界頭面人物公開說道，不然就會錯過增加銷售和提高利潤的機遇。再也不可在近東和亞洲的冒險中高枕無憂了。
「主要問題是這個世界的文化體制截然不同」，總經理安東·施奈德這樣開始他的分析。施奈德是一個「高山牧場上的牧民」，佈雷根茨森林奶酪廠奶酪師傅的兒子。他與七個兄弟姐妹一起在瑞一奧一德三國的三角地長大，是一個尖酸刻薄的左翼工會經濟學家，他從波士頓國際工業咨詢公司的咨詢人開始發跡，於1995年被推上科隆的奄奄一息的克洛克納爾一洪堡一多伊莎康采恩主管人的交椅。
「一些人叫做公平競賽或公平對待的東西，對另一些人從文化角度來看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例如，一個朝鮮人毫不思索地推行明顯的貿易保護主義，並對世界說，這就是公平競爭，但我們認為這是不可想像的。而沙特阿拉伯人的確令人震驚，他們是新的國際貿易組織的成員，而且還受到美國人的良好保護，然而他們卻有另外的價值標準。這是這個計劃，即創立一個在世界範圍內融合成一體的市場的計劃的根本性錯誤。」
施奈德說，歐洲西北部和美國在200年中實現了比較純正的新教資本主義和有規則的市場經濟，我們原則上堅持這種市場經濟。在天主教領域內人們也許更能違反教規，但也更能懺悔。相反，在亞洲的佛教領域內並不特別認真地接受我們的教規，在那裡，這樣的國家和家庭為數不少。
全球化把所有公司和國家的競賽者聚集到一起，就像在足球世界冠軍賽中那樣，打個比喻，這就是說，在重大的經濟決策領域裡尚無共同的比賽規則，更談不上秉公執法的裁判員了。「確實如此」，克洛克納爾一洪堡一多伊獲康采恩的主管人說。「許多種文化帶來完全不同的比賽規則。我根本不想評價這一點，不管這些比賽規則現在是好是壞。總之，許多新的競賽者和球隊根本不知道也不理解，什麼是公平競爭。」
施奈德總結說：「我相信，幾乎所有的歐洲大公司都被理解為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或者有人會真的相信，歐洲的任何一個大康采恩的投資在中國？一個也沒有，因為人人都知道，那裡沒有任何保護我們的權利的法律制度。當然，這不只是中國的情況。沒有投資保護，沒有知識保護，人們可以把這一切統統忘掉。每個已簽約的合資企業最長壽命是30年，然後這一切都歸中國人所有。」
那麼，為什麼要承擔這個世界範圍內的義務呢？「我們必須那麼做，」這位工業界頭面人物回答說，「我們想參與這些市場，而且正是借助它們提供給我們的條件闖進去。我們必須進入這些市場。因為我在這些市場上是競爭者。這當然是最好的。但是，也許誰也不會那麼認為。」
當然，恐懼——這些首席經理就像民間的傳說那樣瞭解這一點——是一個拙劣的忠告者。我們一如既往地採取這種態度：重大錯誤看來是難免的。如果誰身為主管者把面對當前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的憂慮加以隱瞞或者無限擴大，那麼很快就會傳播開這樣的危險：採取過分的改組、外移和縮小，與其說會起到挽救作用，不如說會起到破壞作用。但是，大凡逃避新時代，或只是小心謹慎地試圖盡量不犯錯誤的人，幾乎把一切都搞錯了。
那麼他們又是什麼呢，這些政治、金融、媒體和經濟的國際炒家：僅僅是被驅使的追隨者還是蓄意的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