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赫爾穆特·科爾的偉大還能掩蓋幾乎所有其他迄今的工業國家中再也無法忽視的問題：越來越多的選民疏遠自己傳統的代表。就像被看不見的手牽著一樣，他們抽回了對中間黨派的支持，轉而在右翼民眾主義者那裡尋找安慰。舊的政治機構在衰落，這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公民參加選舉向來不大積極，即使在1960年約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舉行引起巨大轟動的總統競選辯論時，也不過只吸引了60．7％的選民。而在1992年的選舉中，投票支持勝利者比爾·克林頓的選民僅佔全體有選舉權的公民的24．2％，右翼民眾主義者羅斯·佩羅第一次出馬競選就得到了10．6％的選票，由此贏得了全部有效選舉人票的19％。
1996年夏，佩羅像4年前一樣在民意調查中遠遠地落在後面，但是這一次他已經能夠依靠他所創建的改革黨的受到嚴格管理的機構，該黨甚至通過因特網督促它的黨員投票。此外，綠黨人士在對克林頓的敵視少數和反生態的民眾主義感到失望後，也第一次正式提名消費者律師拉爾夫·納德作為自己的競選人，他打算推動「建立一支未來的進攻性的政治力量」。
隨著這些候選人在選舉中取得成績，美國兩大政黨的主張取消種族歧視的力量進一步減弱——為明顯非理性的決策者和決策讓出了許多地盤。共產黨和民主黨的候選人在排斥移民方面一個比一個更激烈，這種事僅在幾年前在這個世界頭號移民國家中還是無法想像的。而在1996年8月，受歡迎的前足球運動員傑克·肯普被提名為鮑勃·多爾的副總統競選搭檔，作為這一提名的代價，他不得不像一個悔過的叛教者那樣修正自己從前在不歧視非法外國人方面所持的比較寬容的立場。
敏感的政治觀察家們在評論這個世界上迄今最穩固的議會民主制目前發生的變化時，以報警式的口吻發出警告：「我們正處於一種准法西斯主義的狀態」，已不再表現出社會政治判斷力的華盛頓知名記者和作家威廉·格雷德說。早在1987年他就已經在《聖殿的秘密》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美國聯邦儲備銀行怎樣「統治這個國家」，1992年他又發表了後來被《紐約時報》評為暢銷書的《誰將告訴人民》，論述本國成問題的政治制度，該書的副標題是「對美國民主制的背叛」。
同形形色色的新納粹組織和放置炸彈的自命的「民兵」保持著密切聯繫的極右翼共和黨人，此外還有各種所謂的「瘋子」，他們在例如懷俄明宣佈成立自己的「獨立國家」來對抗華盛頓的中央權力，這些人常常不過是些富裕社會中被遺棄的失敗者，再加上包括被專家們歸類為「新型政治極端主義」的科學論派在內的一些教派——在這種情況下災難即將來臨。
「法西斯主義源於某些經濟的和財政政策的傾向。任何一個權威的美國政客，只要他能表現出一點兒可信性並向人民許諾為他們搞到麵包，即使他講話帶有種族主義腔調，他也會很快贏得大量支持者」，格雷德預言道。
當民族主義者和貿易保護主義的代言人帕特·布坎南在1996年共和黨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預選中起初迅速地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這一預言差一點兒就變成了現實。目前在紐約大學任教的來自吉森的政治學家克勞斯·萊格維認為，「說在布坎南的綱領中可以找到許多與從前歐洲的法西斯主義相類似的東西，這不是誇大其詞。」布坎南的競選之所以受挫，主要是由於他對大企業的同樣也表現出反猶和排外情緒的一些做法的民眾主義的攻擊，對於共和黨核心集團和因擁有170萬盟員而成為共和黨的一支核。動力量的組織嚴密的基督教聯盟來說，他的攻擊畢竟走得太遠了。
但是，「『布坎南運動』使人想起當前歐洲的民族民眾主義者，如約爾克·海德爾、翁貝托·博西和讓一瑪麗·勒龐，他們同樣是以政治階級的局外人和對手的身份出現，同樣都反對移民並為激進的非國有化和道德淨化而鬥爭」，萊格維類比道。「布坎南對華盛頓的看法與他們對維也納、羅馬、巴黎和布魯塞爾的看法是一樣的，而且他也同樣提出了抗稅的思想。」這些新右派的力量還不是在於到處都有他們的代表人物，更確切地說是在他們的思想的蠱惑力。當1996年的美國競選鬥爭開始進入白熱化階段時，市坎南作為個人已不再是人們談論的話題，但是他提出的論點卻起了突出的作用。
權威主義作為對做過頭的新自由主義的反動，像荒野上的燎原烈火一樣燃遍世界。譬如新西蘭，它很早以前就已經向主張解除調控的人敞開了大門，現在又不得不同一個非理性的、種族主義的防衛運動作鬥爭，該運動自稱「新西蘭第一」，其首領溫斯頓·彼得斯恐怕不久就會成為政府首腦。鄰國澳大利亞通常很少引起全世界的注意，1996年8月中旬它卻在各國報刊上引起了轟動，因為新的保守黨政府計劃出台嚴厲的新勞動法並削減公共開支，致使土著居民、工人和大學生搶佔了議會。甚至在從前如此對外開放的瑞典，排外分子也在勝利進軍，如同在瑞士、意大利、法國或比利時一樣。
這些例子證明，原教旨主義確實不是一個只有伊斯蘭教才有的問題。《國際先驅論壇報》以俄國主張倒退的共產黨人根納季·久加諾夫為靶子評論道：「我們都有自己的久加諾夫。」聲勢搞得最大的又是奧地利人：自1986年以來，極右翼民眾主義者約爾格·海德爾就在政治舞台上馳騁，不僅他本人自吹自擂，而且輿論也認為，這將使他在千年之交到來以前入主維也納的總理府。只是他在有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喚起人們對千年王國的回憶的不當言詞，此前給他造成了損害，但這向來只是短時間的。與世界各地的其他志同道合者們不同，這位40多歲仍然朝氣蓬勃的職業民眾主義者得益於本國特別文雅的世外桃園般的環境。1995年1月，奧地利在無選擇餘地的情況下加入了歐洲聯盟，而海德爾則堅決反對加入。由於加入歐盟，這個阿爾卑斯山國家已經經歷了一場主觀上難以承受的適應性休克。與此同時，人們還要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後果，這些後果給整個歐盟造成了嚴重的困擾。對於在有疑惑時總是傾向於排斥和逃避的絕大多數奧地利人來說，這是一個雙重的挑戰，對此挑戰他根本無法適應。『我們被這個天生善於思考的民族所選中」，海德爾說——而此話卻沒有講明，這位被選中的人只會使他的選民更深地陷入困境。因為這位蠱惑者也是一位市場至上論者，他自吹從哈佛大學的新自由主義者傑弗裡·薩克斯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如怎樣使經濟對全球性的挑戰作好準備」。然而在1996年秋季大選中，他卻讓人沿著維也納的大街小巷張貼海報：「維也納不應成為芝加哥」。——為了「讓維也納永遠是我們的家園」，適用的口號是：「選舉日是算帳目」。社會民主黨全國書記卡爾·施勒格爾承認：「我們處於危險的局勢中，」前紅黨中央書記彼得·馬利齊預言：「將要發生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