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問題是：誰能自救？
——中產階級消失和狂熱的蠱惑者得勢「整個世界會變成一個巨大的巴西，到處都充斥著不平等，都有專門為富有的精英們修建的隔離區嗎？」「您這個問題提得很大膽。是的，甚至連俄國都已在成為巴西。」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1995年於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
在維也納施韋夏特機場，這架執行漢莎航空公司5851航班的加拿大航空公司的噴氣式客機，在飛往柏林泰格爾機場的途中已經晚點，但仍以令人惱火的悠閒姿態緩緩地駛向起飛跑道。30歲的彼得·蒂施勒伸展四肢躺在第16排右側靠窗的座位上。他極力想顯得放鬆些，但他的身體卻在告訴人們：我累得吃不消了。他疲憊不堪地凝視著眼前向上翻起的小折疊桌，目光呆滯，他開始講述。
在1996年6月這個週五的早晨，他清晨5點起床，駕駛著租用的汽車飛快地駛過摩拉維亞和東奧地利的魏恩區，趕乘9點零5分飛往柏林的飛機。在那裡他上午有一個約會，晚上他要回到在波恩附近艾托夫的家中。週末他要去西班牙，週二他必須去美國。對他來說，乘飛機就像其他人乘有軌電車那樣隨便——因此他過的是一種值得羨慕的生活嗎？
蒂施勒瞭解這個世界，但卻沒有人瞭解他。他不是經理或職業網球運動員，而是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機械師，更確切地說：他為計算機控制的噴射鑄造設備修改程序中的錯誤。他疲於奔命且悲觀失望，講起話來直言不諱。
「這樣拚命值得嗎？」他自問自答他說。「我每月工作260個小時，其中有將近100個小時是加班。8000馬克的薪水實際留給我的只有4000馬克，因為給我定的稅率等級是一級。」他缺少時間過家庭生活，「國家在揮霍我的錢，將來不會有剩餘的錢給我發養老金」。儘管他的僱主，高度專業化的巴騰費爾德機器製造公司有可觀的利潤入帳，但在最近這段時間裡卻有占總數四分之一的工作職位被裁減掉了，「這可不是鬧著玩的」。蒂施勒未經問及就列出了他認為該對這件不幸的事負責的那些人，「移民和土耳其人」。此外，「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要為俄國花費這樣一大筆巨款並提供發展援助，甚至還要為猶太人付買煤的錢」。如此「廉價拍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公司真是發瘋」。作為一個具有『豐富國際經驗」的人，他知道在選舉時選誰：「當然是共和黨人」，儘管可惜這「還不是個真正的政黨」。雖然他「不能大聲嚷嚷」這件事，但的確「有許多公民現在已經把自己武裝起來了」。
換場景，另一個飛機場，類似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反應：在1996年7月一個悶熱的下午，法蘭克福漢莎航空公司的飛行副經理盧茨·比希納不得不安慰一位發怒的經常乘飛機的旅客，這位旅客在他的飛機起飛前12分鐘才到達B31號登機口，而此時已停止登機，因為辦理登機手段所需的最短時間幾周前從10分鐘延長到了七分鐘。比希銷冷靜地解釋新規則並對這位急匆匆的旅客表示理解：「人們到處都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壓力，甚至有些人現在遇到一點兒小小的不幸都會作出攻擊性的反應，而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儘管如此，比希構仍令人信服地聲明，「當我每天早晨來上班的時候我都很高興。我支持這家公司」。不過幾天前他曾同他的1000名同事一起站在機場入口處的大門前，因為儘管經營狀況良好，卻又有86名漢莎航空公司的職員要被解雇。
同那位。動力交瘁的電子數據處理系統專家彼得·蒂施勒一樣，35歲的比制內也沒有孩子，「因為失業可能很快也會落到我頭上」。當然他本人「願意節省共少拿工資，只要這能確保我們的工作職位」。但是全球化的螺旋形下降趨勢不會始終得不到回應，「將會有反抗，這是顯而易見的，」比希伯說。不過他是「徹底的和平主義者。當然我會參與，但是我不想在示威遊行時被人開槍打死，我將事先帶著我的希臘女友遷居到愛琴海上的一個小島上去」。
現代的極端主義者彼得·蒂施勒和擔驚受怕、愛好和平的盧漢·比希銷，這兩位迄今為止過著富裕生活的普通公民，是德國乃至歐洲未來發展的典型人物形象的體現嗎？這兩個人物的性格特徵是不是展現出了千年之交時的日常政治生活畫面？是揮舞拳頭衝上去還是偷偷地溜走，將成為決定一切的問題嗎？儘管歷史不一定會重演，但是畢竟有許多跡象表明，與曾在20年代支配過歐洲大陸的那些衝突相類似的種種衝突正在復甦。
把社會凝聚在一起的社會粘合劑出現了裂縫，日益臨近的政治地震正在向一切民主政治發出挑戰。這種情況在美利堅合眾國表現得最為明顯，儘管對此情況的研究少得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