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講完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死前最後八年或十年相當簡單的故事了。這段時間他越來越衰弱，越來越迫退，漸漸喪失醫生的知識和熟練技巧，也逐漸失掉寫作的才能。有一個短時期，他從抑鬱和頹喪的心情中掙脫出來，振作精神，恢復先前的活力，但不久熱情便消失了，他又陷入對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木關心的狀態中。這些年他早就有的心臟病發展得很嚴重，其實他生前就診斷出自己有心臟病，但卻不知道它的嚴重程度。
他在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候回到莫斯科，這是蘇聯歷史上最難於捉摸和虛假的時期之一。他比從游擊隊回到尤里亞金的時候還要瘦弱，還要孤僻，臉上的鬍子也更多。路上，他又漸漸把值錢的衣物脫下來換麵包和破爛衣服，免得赤身露體。這樣他又吃完了第二件皮襖和一套西裝，當他出現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時候，只剩下一頂灰皮帽、∼副裹腿和一件破士兵大衣，這件所有扣子都拆了下來的大衣變成犯人穿的發臭的囚農了。他穿著這身衣服同擠滿首都廣場、人行道和車站的數不清的紅軍士兵沒有任何區別。
他不是一個人走到莫斯科的。一個漂亮的年輕農民到處跟著他，這農民跟他一樣，也穿著一身士兵服裝。他的這身打扮出現在莫斯科倖存的幾家客廳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童年便是在那裡度過的，那裡的人還記得他，讓他們進門，打聽他們回來後洗過澡沒有——斑疹傷寒仍然很猖獗；在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剛到的那幾天，那裡的人便向他講述了他的親人們離開莫斯科到國外去的情形。
他們怕見人，由於極端羞澀，如果做客的時候無法沉默，還得參加談話的話，他們便盡量避免單獨前去做客。每當熟人聚會的時候，通常出現兩個又高又瘦的人，他們躲進某個不引人注目的牆角，不參加別人的談話，默默地度過一個晚上。
這個穿著破舊的衣服、高大瘦弱的醫生，在年輕的夥伴陪同下，很像民間傳說中探求真理的人，而他經常的伴隨者像一個聽話的、對他愚忠的信徒。可這年輕的夥伴是誰呢？
靠近莫斯科的最後一段路程，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是乘火車抵達的，但前面的一大半路是走過來的。
他沿途看到的農村景象，一點也不比他從游擊隊裡逃出時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所看到的景象好。只是那時是在冬天穿過俄國最遠的地方，現在是夏末秋初，氣候溫暖乾燥，走起來方便得多。
他所經過的一半村莊荒無人煙，彷彿敵人征討過一樣，土地被遺棄了，莊稼無人收割，這也真是戰爭的後果，內戰的後果。
九月末的兩三天，他一直沿著陡峭的河岸走。迎面流過來的河水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右邊穿過。他的左邊，從大路一直伸展到難聚著雲彩的天邊，是一片未曾收割的田野。田野常常被闊葉樹林隔斷，其中大部分是柞樹、榆樹和械樹。樹林沿著深峪一直延伸到河邊，像峭壁或陡坡一樣截斷道路。
在沒有收割的田野裡，熟透的黑麥穗散裂開，麥粒撒在地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捧了幾捧塞在嘴裡，用牙齒費勁地磨碎，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不能用麥粒熬粥的時候，便生吞它們充飢。腸胃很難消化剛剛嚼碎的生麥粒。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一生中從未見過暗褐色的、發烏的舊金子顏色的黑麥，通常收割的時候，它的顏色要談得多。
這是一片沒有火光的火紅色的田野，這是一片無聲呼救的田野。已經進入冬季的廣闊的天空，冷漠而平靜地從天邊把它們鑲嵌起來，而在天上不停地飄動著長條的、當中發黑兩邊發白的雪雲，彷彿從人臉上掠過的陰影。
而一切都在有規律地慢慢移動。河水在流動。大路迎面走來。大路上走著醫生。雲層沿著他行進的方向移動。就連田野也不是靜止不動的。有什麼東西沿著田野移動，碰得田野裡的莊稼彷彿也不停地微微蠕動，讓人感到一陣厭惡。
自古以來，田野裡從來不曾有過這麼多的老鼠。醫生還沒走出田野，天便黑了，每當他不得不在某個地界旁邊過夜的時候，老鼠便從他身上和手上跑過，穿過他的褲子和衣袖。白天，它們成群結隊地在腳底下跑來跑去，要是踩到它們，它們就變成一灘動彈、尖叫、滑溜的血漿。
村裡的長毛看家狗變成可怕的野狗，彼此不時交換眼色，彷彿商量什麼時候朝醫生撲過去，把他撕成碎片。它們成群地跟在他後面，同他保持較遠的距離。它們以屍體為食，但也不嫌棄田野裡成堆的老鼠。它們從遠處望著醫生，信心十足地跟在他後面，一直在等待著什麼。奇怪的是它OJ不進樹林，醫生接近樹林的時候，它們便漸漸落在後面，向後轉去，終於消失了。
樹林和田野當時形成強烈的對比。田野沒有人照料變成孤兒，彷彿在無人的時候遭到詛咒。樹林擺脫了人自由生長，顯得更加繁茂，有如從監獄裡放出的囚犯。
平時人們，特別是村裡的孩子們，不等核桃長熟，青的時候就把它fll打下來。現在，山坡上和山谷裡的核桃樹掛滿沒人觸動過的木平整的金色葉子，彷彿經過風吹日曬，落上灰塵，變得粗糙了。樹葉中間掛滿一串串撐開的、彷彿用繩結或飄帶繫在一起、三個或四個長在一起的核桃。核桃熟了，儘管還綴在樹上，彷彿馬上就會從樹枝上落下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一路上不停地喀吧喀吧地咬碎核桃。他的衣袋和背囊裡都塞滿核桃。一星期之內核桃是他的主要糧食。
醫生覺得，在他眼裡田野患了重病，在發燒說囈語，而樹林正處於康復後的光潤狀態。上帝居住在樹林中，而田野上掠過惡魔嘲諷的笑聲。
就在這幾天，在這段路程中，醫生走進一座被村民所遺棄的、燒得精光的村莊。火災之前，村子裡只蓋了一排靠近河這面大路的房子。河的那一面沒蓋房子。
村子裡只剩下幾間外表燻黑、裡面燒焦的房子。但它們也是空的，沒有住人。其他農舍化為一堆灰燼，只有幾隻燻黑的煙囪向上翹著。
河對岸的峭壁上挖滿了坑，那是村民們挖磨盤石的時候留下來的，先前他們靠招磨盤石為生。三塊尚未鑿成的磨盤堆在殘留下來的一排農舍中的最後一家農舍對面。它像其他農舍一樣也是空的。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走進這間農舍。傍晚很寂靜，但醫生剛一跨進門，便像有一陣風刮進農舍。堆在地板上的乾草屑和麻絮四外飛揚，搭拉下來的糊牆紙來回搖晃。農舍裡的一切都動起來，沙沙作響。老鼠尖叫著四下逃竄，這裡的老鼠同其他地方一樣，成群成堆。
醫生走出農舍。田野盡頭的太陽漸漸落下去。落日的餘輝映照著對岸，岸上孤零零的幾株樹把暗淡下去的倒影一直伸展到河當中。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跨過大路，在草地上的一個石磨盤上坐下來休息。
從峭壁下邊伸出一個長了一頭淡黃頭髮的腦袋，然後是肩膀，然後是兩隻手。有人從那裡提了滿滿一桶水爬上來。那人一看見醫生便停下來，從峭壁上露出半個身子。
「好心人，你要喝水嗎？你別碰我，我也不動你。」
「謝謝。讓我喝點水。出來吧，別害怕。我幹嗎要碰你呢？」
從峭壁後面爬出來的提水人原來是個少年。他光著腳，頭髮亂蓬蓬的，穿著一身破爛的衣服。
儘管醫生說話和藹，但他仍用犀利的目光不安地盯著醫生。出於一種無法解釋的理由，男孩子忽然充滿希望地激動起來。他激動地把桶放在地上，突然向醫生撲過去，但跑了幾步又停下來，喃喃地說道：
「不可能，決不可能，大概是做夢吧。對不起，可是同志，請允許我問一聲。我覺得您確實是個熟人。對啦！是呀！醫生叔叔！」
「可你是誰？」
「沒認出來？」
「沒有。」
「從莫斯科出來的時候，咱們坐的是同一輛軍用列車，在同一個車廂裡。趕我們去做勞工。有人看押。」
這是瓦夏·佈雷金。他倒在醫生跟前，吻著醫生的手哭起來。
遭水災的地方原來是瓦夏的老家韋列堅尼基鎮。他的母親已不在人世。當村子被洗劫並被放火燒燬的時候，瓦夏藏在鑿出的石洞裡，可母親以為他被帶進城裡，急得發了瘋，跳進佩爾加河裡淹死了。現在，醫生和瓦夏正坐在這條河的岸上談話。瓦夏的姐妹據說在另一個縣的保育院裡。醫生帶瓦夏一起上莫斯科。路上他告訴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許多可怕的事。
「地裡撒的是去年秋天種的莊稼。剛種完就遭了難。波利啞姨媽剛走。您還記得那個帕拉莎姨媽嗎？」
「不記得了。我根本不認識她。她是誰呀？」
「您怎麼會不認識佩拉吉娜·尼洛夫娜呢！她跟咱們坐的是一趟火車。那個佳古諾娃。什麼事兒都掛在臉上，長得又白又胖。」
「就是那個老是編辮子解辮子的女人？」
「辮子，辮子！對啦！一點不錯。辮子！」
「懊，想起來啦。等等。後來，我在西伯利亞一座小城市裡的街上遇見過她。」
「真有這回事兒！是帕拉莎姨媽嗎？」
「你怎麼啦，瓦夏？你幹嗎像發瘋似的搖我的手？小心別搖斷了。別像大姑娘似的滿臉通紅。」
「她在那兒怎麼樣？趕快告訴我，快點。」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身體很健康。她說起過你們。我記得好像她在你的家裡住過或做過客。可也許我記錯了。」
「那還用說，那還用說！在我們家，在我們家。媽媽像親妹妹那樣愛她。不聲不響，愛幹活，手很巧。她在我們那兒住的時候，家裡充滿歡樂。村裡的人把她從韋列堅尼基鎮擠走了，說了她很多壞話，讓她不得安寧。
「村裡有個人叫長膿瘡的哈爾拉姆。他追求過波利姬。他沒鼻子，最愛說人壞話。她瞧都不瞧他一眼。他為這件事恨上了我，說了我和波利啞的很多壞話。好了，她走啦。他把她折磨苦了。我們就從此開始倒霉了。
「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出了件兇殺案。一個孤單的寡婦在靠近布依斯科耶村的樹林子裡被人殺死了。她一個人住在樹林子裡。她愛穿帶鬆緊帶的男人皮鞋。她家門口鎖著一條凶狗，鎖鏈夠得著房子的周圍。那條狗叫『大嗓門』。家裡地裡的活都是她一個人干，用不著幫手。好了，誰也沒想到冬天突然到了。很早下了雪。寡婦還沒刨土豆呢。她上韋列堅尼基鎮找人幫忙。『幫幫忙吧。』她說，份一份土豆也行，付錢也行。』
「我自告奮勇幫她刨土豆。我到她那兒的時候，哈爾拉姆已經在那兒了。他在我之前就非要上那兒去不可。她沒告訴我。可是，也不能為這事兒打架呀。於是就兩人一塊兒幹活。在最壞的天氣裡刨土豆。又是雨又是雪，一片爛泥。刨呀，刨呀，點燃了土豆秧，用熱煙烤乾土豆。嗯，刨完土豆她同我們公平地算了賬。她打發哈爾拉姆回去，可對我使了個眼色，說還有事兒找我，讓我以後再來，要不就留下不走。
「過幾天我又上她那兒去了。『我不想，』她說，『讓多餘的土豆被人沒收，被國家徵收去。你是好小伙子，我知道你不會出賣我。你瞧，我什麼都不瞞你。我本來可以自己挖個坑，把土豆藏起來，可你瞧外面什麼天氣。我明白過來已經晚了，冬天到了。一個人幹不了。給我挖個坑，我不會虧待你。咱們烤乾了，倒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