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畫還貼在牆壁上。牌桌也還是原樣，不過桌面上現在已成了啤酒瓶的展台。特瑞薩和克裡斯多巴走了，被抹掉了。
我注意到「EL Nino de Atocha」的層壓塑料像在廚房裡，正倚靠著黃色的瓷磚牆壁。
「那是她留下的？」
「我想是。」
「你想要它嗎？」
他聳聳肩。我取走了那幅畫像，還有兩截還願蠟燭。
「把音樂關小點。」
從公寓房出來，要走過兩個街區才到黑漆漆空蕩蕩的停車場，幾輛殘破的汽車被扔在路邊。
拐過聖莫尼卡大街的街角，犯罪現場照片所展示的場景就活生生地擺在眼前，大街，有一條藍色長凳的巴士站，一棟低矮的建築，窗戶全部用磚頭填封，那被證實是一間錄音工作室。幾步遠的地方是一條小街——有快餐雞、比薩餅、乾洗店，還有一間很大的「火烈鳥」音樂商店——但現在塞滿了各種等著找泊車位的機車。大街上的高峰期車流移動相當緩慢，好像整條街都浸泡在膩滑的黃色車頭燈光中。
如果我觀察得足夠仔細，我就能夠發現在長凳上和磚石牆上留下來的子彈坑，但是我不想去做這樣的體驗。我曾得知維奧萊塔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這裡有教眾：年輕的皮條客們擠靠在車窗上推銷十五美元的生意。這裡有神父：一個無家可歸的精神分裂者穿著一件兒童捧球夾克，衣袖剛剛夠得著肘部，拖著腳在移走，一面極為精心地數著人行道上的每一塊方磚。這裡有花窗色玻璃：小藥水瓶的碎片在橙色的街燈照射下異彩紛呈。而代替焚香的，我們接受讀神的汽車尾氣的賜福。
於是，我把尼羅的畫像架在那些填封的窗戶中的一個窗台上，並且請求他，湖泊的守護神，淨化這個曾經毀壞過生靈的是非之地。找擺好了那兩截殘燭，紀念維奧萊塔和我的父親。雖然對於他們的魂靈我將永遠不能真正地瞭解。儘管汽車的喇叭聲和嘶叫聲嘈雜得像一條飛機跑道，身邊的人群也熙來攘往，我只管閉上我的眼睛，靜靜地站在那裡，誠心地向EL Nino祈禱，請求他護佑那些不幸的人們。我為特瑞薩和克裡斯多巴祈禱，希望他們能夠找到那片黑沙灘，溫暖的海水中盛滿了紅色的鯛魚和褐蝦；希望他們到達叢林裡的家園時，能夠發現他們善良的兄長和慈愛的祖母正張開雙臂迎接他們。
回家的路上，喉頭一直塞得發痛。當我回到公寓時，我發現唐納多的名片插在門縫裡。「給我打電話。」他寫著。
我沒有打。
六天後，調升「綁架與敲詐組」的申請獲得了批准。儘管我早已認識那個組的大多數傢伙，但第一天早晨還是有點緊張。我要面對新工作程序、更多的文案、完全不同的進度表，當然還有全新法律條款需要記憶。
我的辦公桌被移到了「牛柵」的另一側，我得跟「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說聲「再見」。在新地方還沒有給它找到合適的位置，所以我把它留在衣帽架上，並且用原子筆在那些陳舊的臨別留言下添上我的建議：「一定要留下備份盤。」
我在C一1的第一個案子是一起未遂綁架案，一個心懷不滿的僱員把他的文具店店主抓進一家汽車修理廠，勒索贖金。他溜走之後跑到一個鄰居家裡，鄰居打電話通知了警察。嫌疑犯現在已被拘禁。作為這個新等級裡的下層人，我的任務是去找這位鄰居——他已經被訪問過兩次了——確認他的陳述裡的某些事實。
劫持發生在第六街，離聖莫尼卡大街的直線距離最短，所以我又一次經過了那個街角。
我的所見使我改變了方向，駛離了行進大軍的行列，把車停在了巴士站的中間。
就是這個車站，維奧萊塔乘坐著同一輛公共汽車到西洛杉磯做零工，那天晚上也是從那車上下來，4路。
也許這一路她還在編織，也許她打了一個盹兒——沿途經過了麥克唐納，花冠書屋，路氏快餐店，深紅色的福摩薩咖啡屋，古勒斯的貓咪劇院，費厄法克斯區的猶太烤餅店——但是維奧萊塔·奧爾瓦爾多總是在同一地點上4路車，也總是在同一地點下4路車，從未改變過路程。她不是瘋狂爭奪的一個部分。她知道她是誰。她已經來到了美國，這就是她的旅程，而它竟然就在這裡終結，在一個死亡之路的十字街口，在一幫賊眉鼠目的渣滓的包圍中——不適應環境的人、夜無歸宿的人、被遺忘的人、讓人熟視無睹的人、不健全的人、被剝奪權利的人，受到傷害卻得不到幫助的人——在黎明前最寒冷的那個小時裡。
我瞭解了那天夜裡的那個時刻，瞭解了那個十字路口。我相信我已花了大部分的生命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周圍籠罩著鬼魂，死屍般的冰冷。我們之間的區別在於，維奧萊塔賦予了希望以單純的魅力，從她降生在叢林裡的一個蒲席上的那一天，這個觀念就給了她，這是她的天賦權力，就像太陽光每天落在竹葉上一樣沒有什麼深奧的理由，而現在，在一次如此平凡、短暫的事件的光照之下，那個天賦明明白白地展示在我面前。
我下了車，穿過人行道，走得極慢，為我的醒悟感到驚訝。熙攘的人群消失了，或者至少暫時有更多人此刻正忙於他們的生意，儘管有零墾的過客。走得更近一點我才看到，我在路那邊的隱約感覺是對的：「EL Nino de Atocha」的畫像依然擺放在那裡，不僅如此，窗台上堆放了更多令人吃驚的東西。人們在這裡留下了花，玩具車，蠟燭，和硬幣。《聖經》也在，沒有動過。沒有人會從尼羅身邊偷東西。
在凸出的窗台掩蔽的正下方地面上，增加了些別的蠟燭：有我曾經在《勃塔尼卡》中見過的和精靈的畫片印在一起的幸運蠟燭；有聖誕節留下來的粗壯的紅綠蠟燭；也有雜亂收集起來的，擱放在果汁包裝紙盒裡或者固定在包著鋁箔的扭曲的貼板上的，燒過一半的細枝蠟燭。全都燃著。有人來點燃它們。這時候，我第一次能夠感覺到，在我的內心，我的母親和父親是在一起的，然後，又一起從這微弱的燭光中升起，上升。
我不知道在我返回汽車，拾起無線電話之前，我究竟在那兒站了多久。
「我是345。你能和587聯繫上嗎？」
敏捷地：「是的，沒問題。」
我說出了我的位置：「你能讓他立即趕到嗎？」
「是緊急情況？」
「不是緊急情況。只是一個奇跡。」
我倚靠著政府公車，直到十分鐘以後唐納多趕來，警燈閃爍，車身橫著驟停，巴士站被堵塞了。
他摔開車門，帶著一臉的焦急朝我奔跑過來。就在那個新手喬·波西塔魯，和每一個人面前，我向他伸出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