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表明的是我們面臨的市場競爭導致了誤解。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才總是提倡世界各國的工商界領導人保持更多的個人接觸。律師經常勸我們不要聚在一起,他們擔心這樣的聚會可能讓我們捲入反托拉斯的官司中去。我當然很欣賞他們的勸告,但是卻沒有哪一條反托拉斯的法律會說工商界領導人不能和不應該通過聚會來增進相互瞭解。提供適當的人身保衛,由政府出面主持,將會議記錄公佈於眾,這樣的會議將創造增進理解的基礎,而且應該得到鼓勵。英國和日本電子工業協會之間連續舉行的年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已經到了第十九年。在這種所謂「智者集團」的會議以及後來的日美商人會議和1984年的美日顧問委員會中,都採取了進一步發展相互瞭解的重要措施。
但是為了擴大瞭解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次宣佈所謂「自願」限制汽車出口量的那一年,我頗有興趣地看到美國人採取的粗暴行動。日本的製造商連續三年減少了運往美國的汽車,華盛頓的政府官員,包括貿易秘書,都表示在第四年裡已經沒有必要再加以限制,因為美國的工業已經「喘過氣」來了。美國的汽車廠已經做了改進,他們的汽車已經有了競爭力。
1984年美國汽車公司的領導人得到的獎金數目巨大,以致報紙上發表社論,把這件事說成醜聞。但是通用和福特汽車公司卻要求增加打著他們的牌子在美國銷售的日本汽車。在原有的限制條件下,一些較小的日本公司得到的出口份額很小,他們急切地希望取消限制,以便他們向美國的用戶出口更多的汽車。通產省的有識之士看到,如果完全沒有限制,每家公司都會盡可能多地出口汽車,結果就會搞得亂七八糟,當出口汽車形成洪水猛獸的時候,又會在美國引起公憤。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再實施一年的限制,但是將限額增加24%。這是相當大的增額,但是他們知道日本人的競爭天性,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那麼運出的汽車將會更多。這次增額給了那些小公司更多的份額,他們的汽車是以所謂「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形式賣給那些美國公司的,例如三菱、馬自達和五十鈴公司分別為克利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生產汽車。
日本政府的聲明在底特律和中西部工業區引起了很大的騷動和憤怒。有些美國報紙發表社論說,日本人即使在沒有正式約束的條件下也應該繼續遵守原有的限制額。國會議員們氣急敗壞地大叫大喊。他們不瞭解日本人的競爭精神。但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有些美國的汽車製造商卻開始抱怨,不是因為日本人運來了太多的汽車,而是因為他們能夠買得到的日本汽車增加得太少!由於限額的增多,克利斯勒公司進口的三菱汽車比前一年增加了70%,通用公司的鈴木汽車增加了211。8%,而五十鈴汽車增加了141%。這兩家公司和福特公司都提高了他們向美國用戶供應日本汽車的能力。這一下輪到日本人莫名其妙了。為什麼就在國會議員和其他人都在抱怨日本人的競爭時,美國的汽車公司卻在增加進口,而且甚至還在抱怨進口得不夠?
通過市場競爭,我們懂得了,日本公司,也包括我們自己,有時錯誤地應用「卡脖子」戰術。公司為了追求市場佔有額的增加,拚命地降低價格,有時低到這樣的地步,搞得任何人都不可能從產品上盈利。在市場佔有額的競爭中,只有那些經受得起賠本到底的人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這種做法在有些國家的工商界中引起了誤會和惡感,特別是在東南亞,日本公司不顧當地的體制,把他們的競爭戰術帶到了那裡。然而在汽車行業裡,美國人也加入了日本人的行動,但是如果說他們不是最瞭解市場和消費者的人,那麼我實在不知道還有誰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