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認為還有一點值得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先進工程和科學研究都是由國立大學、而不是由私立大學來完成的。這些大學總是力圖避免外來的影響，戒備地保護他們的獨立性，特別是針對私營商業團體。正因為如此，在日本工業界與大學之間的合作比別的地方更困難。在美國，大學與私營業界交換人材與研究資源是很普通的事。
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在商業上成功的關鍵應歸於日本企業與政府之間的精誠合作，但是日本的研究經費卻主要由私營企業承擔，這與上述觀點相互矛盾。1984年，日本的設計與研究費用中77．7%由企業承擔，政府只承擔了22%。我們實業界中有人感到政府實際上不僅沒有幫忙，反而濫用陳規舊制，橫加干涉，對改革和發展設置重重障礙。
日本擁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它至今仍在創造性的拼博中證明其價值。在戰後的恢復時期，廉價的、受過教育的勞動力對於日本低技術工業的成長很有好處。現在工業要求高技術，日本很幸運地擁有一支適應這個挑戰、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大軍。即使勞動力昂貴，但勞動力的智能將仍然是日本工業的一大優勢。
今天的日本對教育體系產生了一種不滿，現行的教育體系強迫學生花費大量的時間學習如何應付考試，以便進入好學校。這種體系沒有給學生留下足夠的時間來進行實驗和創意性的思維。這種體系現在還不錯，但我們正在開闢新的途徑來提高它的效率並使之與我們生活的時代息息相關。我們總是要求職工進行創意性的思維，我們的收穫很豐富。從管理的立場上來看，懂得如何調動人們內在的創造性是至關重要的。我的概念是每個人都有創造能力，但很少有人懂得如何利用它。
對於如何調動人的創造力，我的解決辦法是樹立一個目標。這方面最好的例子美國的阿波羅計劃。當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個人造衛星Sputnik，而後又將人類送入外部空間時，美國人大吃一驚。很多國家以往一直認為美國是偉大的革新者，發明了大量的好東西，他們簡直不敢相信其它國家可能第一個進入空間。美國制定了一個計劃，奮起直追，肯尼迪總統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十年之內登上月球，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這個目標是一個明顯的挑戰，這需要向前跳一大步。一切都還僅僅只是理論，沒有人知道怎麼辦，必須立即著手研究。需要多大的功率？需要什麼樣的導航系統？需要開發什麼樣的計算機？還需要新型材料，於是發明出碳纖維，甚至像Velcro這樣簡單而又實用的東西也列入了計劃。還發明了慣性導航系統，當時它是最新的概念，現在已應用到我們的航班飛機上。
為了達到一個目標，很多人都變得具有創造性了。管理者必須制定目標並追求目標，要鼓勵工人超越它。實際上，美國航天航空局(NASA)的零缺陷要求對日本的質量管理計劃有過很大的影響。朝鮮戰爭期間(1950-53年)，聯合國在日本的軍事需求對日本的工業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引入了軍工標準，產品的質量要求比普通民用品高得多，我們必須與美國人的高質量標準做一次較量。從那以後，我們日本人把軍工標準和零缺陷要求牢記在心。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日本質量管理的鼻祖卻是一位叫愛德華．德明的美國人，他在自己的祖國鮮為人知，直到他的質量意識在日本的公司裡產生了明顯的效果時為止。美國人被這位先知的預言所驚醒，但卻沒有像日本人那樣認真地對待。現在日本公司的最高殊榮就是贏得德明質量獎。我們索尼公司一直執著地追求高質量。道理很簡單，產品的原始質量越好，售後服務遇到的麻煩就越少。當我們聽說索尼的盒帶錄音機被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帶到月球上向地球播放音樂，我們感到高興的同時也感到非常驕傲。NASA曾花了大量的資金，針對計劃中的每個器件開發無重力可靠性保證措施，就連機械鉛筆這樣的東西都包括在內，宇航員使用的錄音機並不是特製的，它通過了試驗，而且不需要再找我們就被認可了。我們事先並不知道，我聽到這個消息後開玩笑地訓斥我們的工程師，他們對盒帶錄音機的設計太過分了，我說：「它不需要在無重力的條件下工作，只要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能使用就行了。」你給工程師或者科學家指定一個明確的目標，他就會努力去達到它。如果沒有目標，即使公司或者組織給他一大筆錢，然後要求他完成一項發明，這是沒有希望獲得成功的。
這正是日本官辦研究機構中的麻煩。政府相信，只要有一個擁有最現代化設備的實驗室和充足的資金就可以自動地產生創造性。這個辦法是不行的。當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日本一家數一數二的電氣公司在日本中部一個綠樹成蔭的校園裡建了一個新的實驗室。實驗室設計得很漂亮，配備了最新的設備，科學家們有豪華的工作站，令他們的同行羨慕不已。公司認為他們只要把錢給這些科學家就會得到成果。但是這個實驗室並沒有出什麼成果，只是有很多研究人員利用時間和公司的金錢在那裡搞自己的研究，以便獲取高級學位。公司培養了一大批博士，卻沒有產品可言。政府走的正是這條老路，得到的當然也是同樣的結果。在實業界裡，我們必須有理論基礎，我們必須有純研究機構來超前開發新東西，但是我們也學會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沒有明確的目標，就不可能集中力量。
我不想否定純粹的、或者基礎的研究所具有的價值。事實上我們現在在這方面的投入很大，而且我相信，日本工業界將來在這個領域中也必然會傾注很多的努力，因為這種研究是創造新技術的關鍵。目前，與普通研究和開發相比，日本在基礎研究上的開銷正在以一個更快的速率增長。然而日本卻並不應該為此感到自滿。1985年，日本科學技術學社在一份報告說道，日本對基礎研究的參與並不夠。報告還指出，雖然日本在研究和設計上的投資比三個歐洲的主要國家多，但是在基礎研究上的開銷比例卻更低，而且似乎在大學和政府機構中還在逐步減少，這意味著落到工業界肩上的負擔越來越重了。
我們剛建立公司的時候，甚至還在我們注意到自身的能力、公司員工的人數以及他們的才幹和經驗之前，井深就說過：「讓我們來做一台錄音機吧。」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磁帶是什麼製成的，也不知道怎樣給它塗上磁粉，甚至還沒有見過磁帶。我們打算製造特殊的、有創意的產品，而不想沉溺於純科學之中。但是隨著公司的成長，我們懂得了必須更加深入地涉足這個領域，製造自己的產品和部件，設計具備專有權的東西，例如晶體管、半導體器件、集成電路和電荷耦合裝置。不同類型的研究之間的界線逐漸趨向於重疊。我們從來都沒有指望過政府的幫助。當我們打聽到新的研究成果和遇到一種現象時，總會情不自禁地問道：「我怎樣利用它？我能夠用它做什麼？怎樣用它生產出有用的產品？」這也許是日本人的天性吧。
當錄像機還在美國的廣播電台裡使用時，我們就想到人們在家裡也應該有同樣的機器。電台裡用的大電視機很累贅也很貴。我們開始工作，我們的目標是把這種機器帶入家庭。每當我們設計出新的機型時都會感到不可思議，我們竟然可以把它做得如此之小、如此之好。但還沒有滿足井深的要求。沒有人知道到底要小到什麼程度才行，直到有一天，井深把一本平裝書扔到會議桌上，他說這就是目標，這就是錄像帶的尺寸，至少應能錄得下一個小時的彩色節目。這是全部開發工作的焦點，不僅僅是製造小型盒式錄像帶，也是要求設計出新的讀寫磁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