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自己而言，整個六十年代後期，有兩件事變得越來越重要了，一是要到世界各地去出差，二是要到日本各地去視察日益擴大的生產網絡和研究機構。一天到晚時間都不夠用，所以公司理所當然地需要有自己的飛機，後來還有了直升飛機。這種事即使今天在日本也是少有的，日本的普通航空業比美國落後得多。但是為了提高效率，我很快就獲得了自己決定乘車還是乘飛機的權力。現在我在東京有一架舒適的、藍色的美西迪380SEL飛機，索尼公司還有兩架直升飛機，是愛羅斯公司的350和380。(我們也是愛羅斯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另外，我也可以乘獵鷹噴氣式飛機去中國或者別的地方，但是我還是經常搭乘民航班機。我們也是獵鷹式飛機在日本的代理商。我在美國有時乘坐獵鷹50或100。
雖然很久以前我就停止計算飛越太平洋的次數了，長途飛行對我來說卻並不像對其他人那樣令人疲倦，我在飛機上睡得很好。事實上有時候我在飛機上比在旅館裡休息得更好。我帶一點壽司上飛機，也就是簡單的醋飯團和生魚，我還要喝一小瓶日本米酒。然後用毯子把自己裹成一團，告訴空姐不要因吃飯、喝飲料或者看電影而叫醒我，不一會兒我就睡著了，就像從前阿道夫。格羅斯在看「我的好太太」時那樣。
我經常在剛入夜的時候離開東京，在同一個夜晚到達紐約。(雖然飛行時間要12個小時，但由於飛越國際日期變更線，所以還是在同一天裡。)到紐約後，我試著打一個半小時的網球，然後再睡到上午四點。我醒來後就開始閱讀業務報表，這樣我就可以在上班時對一天的工作做好準備。我總是有時差感，因為一次的時差還沒有調整過來就又要開始下一次旅行了，所以我只好盡量地多睡覺。
1985年我擔任了日本電氣工業協會(EIAJ)會長，這使得我出差不像過去那樣頻繁了，但是我還得想方設法安排環球跳躍式的出差旅行。例如經常會有這樣的出差路線，在兩周以內，從東京出發到紐約，再到倫敦，然後從倫敦到洛杉磯，再到夏威夷，夏威夷又回到洛杉磯，再去巴黎，最後從巴黎回到東京。
由於這樣的出差，我必須想辦法來完成我的工作。因為我們公司一半的業務在國外，而且我們公司的風格是當一個產品的革新者，所以沒有現存的模式可以遵循，我必須提出一套適合於自己的系統，在這種系統下我才能夠「活」下去。現在由於通信系統時時刻刻都在改進，所以不管你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保持聯繫，而我因為一天到晚都在打電話，被人稱作電話迷。我們的業務遍及世界各地，例如當我早晨四點鐘在紐約的旅館裡醒來，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正好是索尼公司的某個人上班的時間，我總可以打電話。
我是個熱愛工作的人，但我也喜歡玩。我五十五歲開始打網球，六十歲學山坡滑雪，到了六十四歲又去玩滑水，但是覺得搞這項運動大腿太吃力。我已經打了大約四十年的高爾夫球，現在仍然喜歡這項運動。每個星期二上午我們在東京召開辦公會，如果我在日本，我就會設法參加，但是我先要在辦公室附近的室內網球場打網球，從七點一直打到九點。我的弟弟和昭是索尼公司的副總裁，他也很喜歡這項運動，所以有時我與他或者索尼公司的其他負責人一起打網球。我喜歡與年青人一起運動，因為從他們身上我可以得到好主意，他們使我從全新的角度來看待幾乎每一件事。與熱情洋溢的年青人在一起，我認為這對我的精神也有好處。
因為我一直在打網球，所以我注意到我的反應能力有所改善，當一個人開始上年紀時，反應能力就會隨之下降，腦子也會不太好使，儘管我不希望那樣。我剛開始打網球時，總是失球，現在我可以接發得很快的球，當然我不再玩單打了。我注意到剛開始滑雪時，我的平衡掌握得不是很好，但現在也有所改善。每個主管人員都應該明白，他們需要這種有力的鍛煉，不僅僅是為了心臟，也是為了保持腦力和自信，而保持自信是至關重要的。
我也很喜歡飛行。有一次我乘坐公司的直升飛機，發現飛行員的年紀比我還大，我突然想到，如果飛行時他發生什麼意外，我們就會粉身碎骨。我想，一個人坐在後面乾著急真是太愚蠢了。於是我拿出學員許可證，爬到副駕駛員的座位上，開始學習如何駕駛直升飛機。只要我與一名持有直升飛機或者固定機翼飛機教員執照的飛行員一起飛行，我就可以合法地駕駛相應的飛機，而沒有必要拿到飛行執照。所以我們的飛行員都是持有教員執照的飛行員。我每年都把執照拿去更新，這並不是因為我想在哪一次旅行中駕駛直升飛機，只是為了防備萬一，我還可以自己駕駛，我不太喜歡束手無策的局面。想到我自己也可以使飛機著陸，我才會有安全感。
有一次我坐阿羅斯350直升機從日內瓦起飛，我告訴飛行員說：「這架飛機與我們的一樣，」他回答說：「當我在巴黎機場看到你時，我認為你開飛機也會與管理公司一樣，幹得很出色。好，你來駕駛吧。」我不想自己駕機從日內瓦機場起飛，所以我讓他負責起飛，起飛以後我自己開了一會兒。我非常喜歡直升飛機，就平衡和穩定而言，它比固定機翼飛機更難掌握，但是它的靈活性比固定機翼飛機大得多，由於這個優點，駕駛它才有真正的樂趣。
每天我的秘書都會給我佈置「作業」。我總是帶著兩隻纖維板的箱子，一隻是黑色的，另一隻是淺紅色的。黑色箱子裡裝的東西與我必須處理的國內事務有關，淺紅色箱子裡裝的與國際事務有關。我有四個秘書，兩個負責國內事務，另外兩個負責國際事務。白天我沒有時間閱讀這些文件，因為我要接電話或者打電話，與客人交談，參加會議，而有些人說過，日本的行政負責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開會。不管我是否能處理完，公文和信件總是不斷地寄來，所以我每天回家之前必須處理完這些箱子裡的文件。黑箱子裡的文件可能是索尼公司有關業務、生產、銷售的報告和一些提問單，或者是我在日本電氣協會的工作，還有可能是經團聯的其它活動，例如我擔任董事長的投資和技術委員會裡的一些事情。我的國際事務箱中可能有到美國或者歐洲某個地方去演講的邀請，市場或者廣告新計劃中問題的細節，下一次出差的暫定日程，還有朋友和業務協會寫來的信件。
索尼公司裡設有一個對外聯絡部，這個部幾乎是為我一個人而工作。這個部裡對我所涉及的各個領域都設有專家，例如日本電氣工業協會，經團聯，日本-美國商會，以及我在其中任職的各種委員會。一名專職人員負責我在經團聯的事務，另一名負責日本電氣協會，還有一名負責與政府部門的聯絡。我有一名助手，幫我起草講稿，儘管我講話時不太用講稿。我的箱子裡還有部下們送來的備忘錄，甚至還有剪報。無論我在世界上什麼地方，我的秘書都知道怎樣找到我。有一次我到日本輕井澤的山上去滑雪，想在那裡連續休三天假，結果未能如願，在山坡上我的呼叫機響了。通常我的部下總是試圖自己解決問題，那次他們呼叫我是因為他們不能代替我行使職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