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是幸運的。我對經商沒有經驗，也沒有一個老闆在身後督促，所以當我決定開出那份報價時，公司裡沒人可以加以否定。我在實幹中逐步制定公司的政策。後來我們當然很歡迎這樣的大訂單。
五十年代中期，我並不是唯一的在紐約經商的日本人。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或者說很多人，都是仰仗懂得外國市場、在海外建立了辦事處的日本貿易大公司。我並不認為這種做法十分好，因為這些貿易行都不懂得我們的產品，也不瞭解我的經商哲學。
我覺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美國的商人常常抱怨日本的分銷系統太複雜，因為當我第一次計劃向美國出口時，我對美國的市場之複雜感到驚訝而灰心喪氣。每當我對美國商人談到這一點時他們總是覺得出乎意料。那時候為了把日本的商品出口到美國，公認的做法是把貨交給一家在美國設有辦事處的、有經驗的日本貿易公司，由它把貨再運到美國的港口，他們在那裡的代理辦完海關手續後把貨交給分銷公司，再轉給批發商，最後到達零售商手裡。運輸上和在這麼大一個國家裡滿足售後服務所要花去的時間使我望而卻步。但是我決不會認為美國之大和英語(或者法語、德語)都是非關稅壁壘。
我可以理解美國和其他的外國商人在面對日本的分銷系統和複雜的日語時受到的挫折，因為這就像幾十年前我自己面臨美國系統和英語時的遭遇一樣。但是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已經成功地找到了擺脫現存系統的出路，這也是我當初在美國的必經之路。我們需要一條分銷的途徑，通過這條途徑，可以把我們的新技術和它的好處更加方便地、直接了當地傳遞給消費者。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尋找這條途徑。我們必須經歷艱難的學習過程。
非常幸運，我的一個日本老朋友，山田志道，介紹我結識了阿道夫．格羅斯先生。格羅斯先生是一個製造商的代表，自己也開了一家公司，叫阿格羅德公司，在百老匯大街514號。當我向格羅斯談起我的公司和我們想要幹的事業時，他說他很喜歡，並且立即答應做我們的代表。他甚至在他的辦公室裡給我留了辦公桌的位置，我們之間的關係發展成為私人交情，同時還保持著業務上的往來。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老師。我非常幸運地在美國找到了幾位好老師。其中有一位是我在東京遇到的，他是夏威夷出生的日籍美國人，他的名字是嘉川義延，大家都叫他「醫生」。這個美國人到日本來，在佔領軍的經濟部當律師。1952年佔領結束後，他選擇了繼續留在日本，為幾家日本公司當代表，其中還包括東活電影公司。我請他給我們公司當顧問，我早年幾次到美國都是他陪我去的。這樣，我有了幾位好老師，阿道夫．格羅斯，加川醫生，還有一位，也許是我最好的老師，愛德華．羅斯尼，他原來是格羅斯的律師，後來成了我的律師。
格羅斯那時已有五十多歲，而我還只三十出頭，但我們成為忘年至交。他很和藹，機智，毫不做作，說話輕聲細語，好像是在說笑，但是充滿正直。他對國際貿易很感興趣，事實上他已經準備進口一些歐洲的高質量電子產品，包括德國製造的伊來克唱盤，它在早期的Hi-Fi發燒友中大受歡迎。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一天他和我談了很久，他對我本人和我的公司以及公司的原則都非常關心，想知道有關的每件事。在很短的時間裡，我從他那裡學到了不少關於在美國經商的經驗。他向我解釋美國和美國的商業世界，還包括了一些非常實用的情報，例如不同商店的形象和特點以及在美國經商的最佳途徑。他也試圖使我美國化或者說至少教會了我一些人情世故。
有一天他對我隨便問道，我是否願意去看百老匯剛剛上演的「我的好太太」，這是一出熱門戲。我說：「當然願意看，阿道夫，但我實在搞不到票，票都賣完了！」他說：「沒關係。」很快他就拿來兩張票。劇院的座位總是很貴的，一張票肯定要花去他一百美元，這在1957年對我來說是一大筆錢。演出那天的晚上我們工作到很晚，然後直接去了馬克。黑林根劇院。與觀眾一起觀看最熱門的表演，對於我來說是一種嶄新的、令人激動的體驗，阿道夫對此卻早已厭倦。燈光剛一轉暗，樂隊奏起前奏曲，阿道夫轉過身來對我說道：「昭夫，晚上好。」在整個精彩的表演中，他一直在那個價值上百美元的座位上睡覺。
1958年阿道夫在倫敦死於突發心臟病，我們都受到沉重的打擊。我一直對他有一種強烈的負債感，並把他看作是我的美國父親。格羅斯夫人一直與索尼大家庭保持著密切聯繫，我們總是邀請她參加索尼美國公司的一切慶祝活動。
直到格羅斯去世以後我才遇到他的律師，愛德華．羅斯尼，同時我還結識了他的會計師愛文．沙格爾。從這兩位好人那裡我學到了有關美國的商業會計和法律知識。當我考慮成立索尼美國公司的時候，我需要可以信賴的人，這兩個人正是我最好的老師和助手。因為沙格爾是持有執照的會計師，所以他可以監督我的的稅務事務辦理得是否合適。愛迪(愛德華的暱稱——譯者注)。羅斯尼與我形同手足，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一起打高爾夫球(他帶我加入了他在新澤西州春之谷的鄉村俱樂部)，一起處理業務上的問題。除了其它的事情之外，愛迪還向我講授了美國的商業合同，這是日本幾乎沒人弄懂過的知識。
早期的時候，我到紐約總是住便宜的旅館。當時因為我的英語不好，再加上囊中羞澀，所以總是到自動售貨餐館或者自助餐館去吃飯，在那裡我不需要費力地與任何人說英語。我第一次和嘉川醫生到美國去的時候，開始我把他領進了一家自動售貨餐館，並在一家便宜的旅館為我們訂了房間，他告訴我，這樣做是不行的，為了我們的面子與尊嚴，也為了公司的威望，我們必須在更高的層次開展活動。他還告訴我，住最好的旅館的最差房間比住便宜旅館的最好房間要好得多。他堅持讓我到好的餐館去吃飯，學會品味菜餚與服務質量上的區別。當我們手頭很緊，但又要在美國各地去旅行時，我們有時不得不共住一個房間，但我們總是住在較好的旅館裡。在紐約，我不再到合恩．哈達茲飯館去吃飯，而改到斯托福餐廳去進餐。那時地處市中區的第五街666號大樓還很新，斯托福餐廳在頂層。(我們住在紐約時，我的女兒直子還是個孩子，她愛上了這個餐廳和在那裡看到的紐約。幾年前我在博物館大廈的四十八樓弄了一套公寓，她從窗戶裡第一眼就看到了666號大樓，在那裡她曾吃過不少的美味佳餚。她感慨地說，從我們的高層公寓可以俯視那座大樓，而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那座大樓簡直就像高入雲端，整個紐約都盡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