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裡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戰地郵政號碼，但是地址並不是他的筆跡寫的。我怕拆開這封信，拿著它楞了很久，以後終於拆開它讀了最前的幾行，眼前發黑了。我換了一口氣之後重新又讀，仍是讀不下去。以後用盡所有的力量，咬緊牙，勉強讀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親愛的柳鮑娃·齊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給您寫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堅毅。
您的兒子近衛軍中尉亞歷山大·阿那托利維奇在反德國侵略者鬥爭中壯烈地犧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獻給我們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了。
我告訴您：您的兒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驕傲，他曾忠實地保衛祖國，他堪稱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僅有的最寶貴的東西——兒女，都獻給祖國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戰役中，舒拉的戰車在４月６日首先強渡了３０米寬的水渠，猛轟敵人，消滅了敵人的炮兵隊，炸毀了軍需倉庫，並擊斃希特勒匪軍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戰車首先闖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壘，俘敵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輛，汽車２００輛，並獲得燃料倉庫一處。在戰鬥中，舒拉由戰車指揮員升為中隊指揮員。他雖年輕，但是指揮中隊很勝任，並且在執行一切戰鬥任務上都可稱為模範。
昨天他在爭奪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魯定克魯格村落的戰鬥中犧牲了。那一村落已經落在我們手裡，您的兒子在最前頭的隊伍中間闖入了那個村落，擊斃希特勒匪徒４０餘人，並軋毀反坦克炮４門。爆炸的炮彈永遠地奪去了您的親愛的、也是我們的親愛的舒拉的生命。
戰爭與死亡是不可分離的，但是死於我們勝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別惋惜。
緊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衛軍中校列蓋札。
……４月３０日我飛到了維爾紐斯，由那裡乘汽車到達哥尼斯堡。空虛，周圍的一切都被破壞了，片瓦無存，哪裡也不見人影。以後來了一串一串的德國人：他們徒步走著，推著獨輪或四輪小車，載著家產，他們不敢抬頭，不敢正視……
以後湧現了我們的人的洪流，他們是返回故鄉的。他們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有步行的，他們臉上的表情都是歡喜，幸福的。由這一切都可以看出：勝利並非道遠路遙，它很近了。它就挨著我們了。
舒拉問過我若干次：「媽媽，你怎麼想像勝利那一天呀？
你以為那是在什麼時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麼，雪是一樣要融化的，花一樣要開的！」
現在勝利臨近了。這已經是勝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邊。他像活人一樣躺著：容貌是安靜的，明朗的，我沒預料到我們會這樣見面。這實在是超過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後來，我的眼睛不知不覺地離開了舒拉的臉，往上看了看，我看見了另一個青年的面孔。我仔細地看他，可是想不起來過去在什麼地方見過他：那時很不容易思索什麼，回憶什麼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聲地說了。
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當我回到家來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們在高興地談話的那一晚上。「將軍還親自請我們吸煙哪……我們到烏裡揚諾夫斯克坦克學校去……」我彷彿又聽到兒子的聲音了。
「其餘的人們呢？」我勉強地問。
沃洛嘉告訴我說，尤拉·布婁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犧牲了，他們也像舒拉一樣，沒等到勝利就犧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沒等到這一天就犧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統地，詳細地把在哥尼斯堡的兩天的事述說出來了。但是我記得人們曾懷著什麼樣的敬愛談論舒拉。
我聽見人們的一些話：「他勇敢……是一個謙虛的人，是多好的同志呀！年輕，可是一個真正的指揮員！我永遠忘不了他！」
以後我就回來了。舒拉的坦克的射擊手薩沙·斐基柯護送著我，他一路上像照顧病人那樣照顧我，像兒子那樣關心我：不問我他就猜到了需要做什麼。
……５月５日在諾伏捷維奇公墓安葬了舒拉。卓婭的墳的對面又添了一座新墳。他們死後和生前一樣，仍在一起。
這是勝利之前４天。
５月９日我曾站在自己的窗前看著人像長河一樣流過去：走過的有兒童也有成年人，大家像一個整個家庭，全是狂歡的，幸福的。這天天氣晴朗，陽光燦爛！……
我的孩子們永遠不能再看見藍天了，不能再看見鮮花了，他們永遠不能再迎接春天了。他們為了別的孩子，為了在渴望已久的這一點鐘在我眼前過著的孩子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