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了。春季並未發生水災，孩子們在知道了他們無須逃往山上的時候，似乎很失望。他們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沖毀了，淹沒了，而他們就駕著一葉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遊，期望遭逢各種奇遇。
大地重新披上了綠衣，芳草中出現了鮮艷的野花。在５月裡，我接到娥麗嘉姐姐和謝爾傑哥哥由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
他們在信裡寫道：「你們到莫斯科來吧，暫時和我們住在一起，以後你們再找工作和住所。我們很想念你們，我們想和你們見面，我們一定要把你們叫到這裡來。」
我們也很想念故鄉和親人，學年剛一終了，我們就離開西伯利亞。我們決定暫時把孩子們送到楊樹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裡去。
又是熟悉的寬闊的道路，長滿了黑麥的田地，村邊的峽谷，菜園中孤單的白柳，和父親的屋旁叢密的丁香，帶窟窿的老樺樹和筆直的白楊。看著這親近的，難忘的一切，我也瞭解了一年的時間在小孩們的生活上有多麼大的意義：我們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們，他們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認識。
外祖母不住地看著孩子們欣喜地說：「他們長得多麼大了哇！你們這些西伯利亞人還記得我嗎？」
「記得。」他們雖然這樣回答，可是盡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環境：在我們來到不久之後，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們一起跑著玩了。可是卓婭在很長時間以後還覺得生疏，總是寸步不離地緊隨著我。
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羅維奇決定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她絕望地問我們：「不帶我們嗎？」在這句話裡包含著驚恐，疑慮，非難，第一次離別使我們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們不敢往莫斯科帶孩子。
我們不得已地離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