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瑟福笑了，「他當然很聰明，他在大學裡幹得很出色，可惜後來戰爭爆發了。他是學生會裡響噹噹的重要人物，是獲得藍色榮譽的划船隊員，並經常獲得各種獎勵。我認為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棒的業餘鋼琴家，的確，他是個不錯的多面手，是那種讓人覺得會像喬伊特那樣成為未來首相候選人的頂尖人物。然而，說實話，牛津大學分別之後，就再也沒聽到過他的消息，當然是戰爭中斷了他的事業。那時，他還很年輕，我想他多半是當兵參戰去了。」
「他大概是被炸傷或是出了什麼事。」維蘭德回答道，「但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混得還很不錯，在法國還得了D．S．O勳章，他後來回過牛津大學當了一段時間學監，我知道他於1921年去了東方，因為掌握幾種東方語言，他不費周折就找到了工作，他擔任過幾個不同的職務。」
盧瑟福爽朗地笑了起來，「這麼說，這理所當然地說明一切噗！歷史是絕不會透露荒廢在破譯野戰指令情報密碼這種機械的例行公事以及公使館裡的茶水舌戰之中的橫溢才華的。」
「他是在領事館工作，不是在外交部。」維蘭德冷冷地說道，很明顯，他無心打趣，而且，聽到這些類似嘲弄的話，也不作任何的異議。這時盧瑟福起身要走，畢竟時候也不早了，我說我也得走了。道別時，維蘭德仍舊是那種官裡官氣的冷靜和彬彬有禮，而桑達斯卻很熱誠地表示希望再見到我們。
天還沒亮，我就去趕火車，在我們等出租車時，盧瑟福問我可否願意到他住的酒店去消磨這小段時光。他有間起居室，我們可以在那兒聊聊，我欣然應允，於是他說：「好吧，我們可以談談康維，要是你願意，除非你對他的事已經完全厭倦。」
我說儘管我對康維並不太瞭解，但對他的事絲毫沒有厭倦。「在我大學第一學期的期末，他就離開了學校。走前他確實很關心我，我是個新生，找不出什麼理由對我那麼好。雖然只是些很平常的瑣事，但我總也忘不掉。」
盧瑟福表示同意：「沒錯，我也非常欣賞他，雖然以時間衡量的話我很少能見到他。」
接著是一段令人難堪的沉默。顯然，我們都在回想一個對我們都有很大影響的人物，而這種影響又遠非僅僅通過這麼偶然碰面時的三言兩語能夠評說得出。從那以後，我常常注意到，人們即便是在很正式的場合遇到過康維，哪怕只是一小會，都會對他留下生動的印象。作為一個青年他確實很出色，至於我，在崇拜英雄的年齡認識了他，對他的記憶便更富於浪漫色彩。他身材高大，英俊滿酒，不僅在體育運動方面很優秀，而且能輕易拿走學校裡的每一種獎項。有一次，那位易動感情的校長在談到他的成績時用「了不起」一詞來形容，由此，他得到「了不起」這一雅號，也許只有他這樣的人才配得上這個綽號。我記得他曾在畢業典禮上用希臘語發表演講，他還是學校戲劇演出中最受歡迎的一流演員；他多才多藝，他的英俊，他的才智和體力的完美統一使他更像伊麗莎白女王一世時代的傑出人物，又有些像菲利普·西德尼，如今我們這一時代的文明卻很少能造就出這樣的人才。
我把這些想法都講給盧瑟福，他回答說：「是啊，的確如此。有這樣一個貶義詞『萬事通』來形容那些廣而不精的人，我想有些人會把它用在康維身上，像維蘭德這樣的人。對維蘭德這個人，我不太感興趣，我無法容忍地的一本正經和自視過高。不知你注意到沒有，他的官欲太強，他說的那些話，什麼『人們會得到他們應得的榮譽』，『不會把事情兜漏出來』，就像是皇帝寫臨聖多美尼克教堂，我最討厭這類外交官。」
我們沉默了許久，車子已駛過幾個街區。這時，他接著說：「不管怎麼說，昨晚也不算白熬。對我來說還是個特別的經歷，聽桑達斯說起發生在巴斯庫的那件事，以前也曾聽說過，但沒有太相信，這只是個離奇驚險的故事而已，沒有絕對相信的理由，或者說相信的理由只有一丁點。而現在有兩條小小的理由相信這件事了。我敢說你會看出我並不是一個容易輕信的人。我很多時候都在走南闖北，也懂得這世上無奇不有——如果是親眼所見就會確信無疑，但如果只是道聽途說，就不會太相信，然而…」
他似乎突然感覺到他所說的話對我意思不大，便大笑起來，「唉，有件事是肯定的——我不願與維蘭德講知心話，那只會像推銷一部史詩給《珍聞》雜誌一樣。我更願意跟你談談心裡話。」
「也許你太恭維我了。」我說。
「你的書可沒讓我這麼想。」
我並沒有提到過我那玩弄技巧的作家生涯，（畢竟，精神病專家的診所並不是人人都應光顧的）而且我驚奇地發現盧瑟福居然還瞭解我的一些情況。我把想法都說給他聽。盧瑟福說道，「沒錯。這正是我感興趣的地方，因為喪失記憶曾一度是康維的煩惱。」
我們到了酒店，他到辦公室取來了鑰匙。當我們上到五樓時他說：「說了這麼多都不著邊際，而事實上，康維並沒有死，至少幾個月前還活著。」
電梯上升的短暫時空裡談論這事似乎不適場合。進入走道的幾秒鐘後我問他：「你敢肯定嗎？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一面回答，一面把門打開，「因為去年11月我和他一起乘一架日本客機從上海到火奴魯魯（檀香山）旅行。」他半截停了下來，直到我們在椅子上坐好並倒上喝的，點上支雪茄之後才繼續說：「你知道，去年秋天我在中國度假，我老是到處遊逛。而我已經多年沒見過康維了，我們從未通過信，我也不覺得會時常想起他，不過只要有意識地翻翻記憶中的圖像，他的形象總會很輕易地跳入腦海之中。我在漢口拜訪了一個朋友之後就轉乘北平的快車返回。在火車上很碰巧地與法國慈善姐妹會的一位迷人的女修道院院長聊上了。她要去重慶，那裡有一個她屬下的修道院，由於我會點法語，她似乎很樂意向我煤謀不休地談她的工作和一般情況。說實話，我對一般的教會機構並不抱多少同情，但是和今天很多人那樣，我是準備接受它們的，就像羅馬人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我行我素，而不用在滿是普通士兵的圈子裡裝腔作勢地假裝委任官的樣子，因為他們至少是勤快的。還有，得順便提一提的是，那個修道院長在同我談到重慶那所教會醫院時，提到一個幾星期前住進醫院的傷寒病患者，她們都肯定地認為他是歐洲人。當時病人根本沒有講自己的情況也沒有什麼證件，他穿的是當地的衣服，而且是下層人穿的那種，當修女護士們把他領進醫院時，他確實病得很厲害。他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法語也說得很棒，還有，我火車上的那位同座向我保證說在他認出修女們的國籍之前曾用英語與她們交談，而且口音很純正。我說我簡直無法想像那樣一種情形，我含蓄地打趣她怎麼能夠判斷她根本聽不懂的語言說得純不純正，我們拿這件事和別的事情開了不少玩笑，最後她邀請我有機會到修道院去看看。這當然就像要我去爬埃非爾士峰（珠穆朗瑪峰）那樣不太可能。可是當火車到達重慶，同她握手道別之時卻真感到一種遺憾，我們偶然的巧遇就到此為止。
「然而很碰巧，我在幾小時之內又回到了重慶。火車就在離車站一兩英里的地方擬了錨，之後非常艱難地把我們推回火車站，在那兒我們瞭解到臨時替代的發動機不可能讓火車在12小時之內到達上海（終點站），中國的鐵路上這種事時有發生。因此，只好在重慶呆上半天時間——於是我決定去修道院拜訪那位很不錯的女士。
「我真去了，而且得到熱誠的歡迎，很自然地她對我的到來感到有些驚訝。我想對於一個非天主教徒最難理解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天主教徒何以能夠把十足正統的刻板、嚴肅與非正統的隨意寬舒的心境統一在一起，這也未免太複雜了吧？不管怎樣，這沒有什麼妨礙，那些修道的人們還不是組成了很快樂的社團群體。到那兒不到一個小時我就發現飯菜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基督教醫生坐到我的旁邊。席間，他風趣地把法語和英語混用起來與我聊天，然後，他和那位女修道院長帶我去看他們那所引以為自豪的醫院。我告訴她們我是個作家，他們也夠天真的，竟然認為我會把他們都寫進書中去。我們從病床的邊上走過去，那位醫生一面向我們介紹每一個病例。那兒非常乾淨清潔沒有一點污漬，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錯。當時我已經把那個英語口音很純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腦後，直到修道院長提醒我就要見到他時才悟了過來。
「我只能看到這個人的後腦勺，他顯然已經睡著，似乎有什麼東西在暗示我應該用英語同他說話，於是，我說「Good afternoon」，這是我首先說出卻並非本來想要說的「一個詞」。而那人突然轉過臉來回了一句「Good afternoon」。的確沒錯，他的口音屬於受過正規訓練的那一種。但是我還來不及對此感到驚訝，就已經把他認了出來，儘管他長了一臉鬍鬚，儘管他的面貌變了不少，而且已經那麼長時間沒有見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