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蒙特自傳１我於1868年5月6日出生在波蘭沙俄佔領區的大科別拉村——
１萊蒙特獲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當時沒有舉行官方儀式，本書缺授獎詞和受獎演說，只附錄作者自傳。
我的父親是教堂琴師。我的舅父是鄉村副牧師，受到很好的教育，是一位苦行者，酷愛孤獨。我們家熱誠地信奉天主教。我們過著一種艱苦的生活，幾乎像是農民。我們家積極參加了1863年的反俄起義；其中一些成員遭到殺害；我的一個叔叔被判流放西伯利亞服勞役。我的母親也貢獻出她的一分力量，在各個武裝支隊之間傳遞消息。我小時候生過一場重病，很久才好，因此我的體質一向很弱。當我的叔叔被遣送到大生產城鎮羅茲附近的一個叫做圖斯琴的小地方時，我還不滿一歲。在那裡，我的父親獲得幾畝土地，但他沒有放棄他的琴師職務。我家的財產由母親經管，由一些僕人和她的幾個大孩子協助她。
我六歲時，已經能讀寫波蘭文，我的副牧師舅父教我拉丁文。因為沒有合適的教科書，他就用祈禱書作為課本。課文是沉悶乏味的，這位副牧師的長長的煙斗柄，每天協助他教訓我。那時，我在教區圖書館裡發現了許多十分有趣的書。我沉湎於本國的歷史和古典作品。閱讀成了我的一種癖好。我把書藏在衣服裡，一有機會就閱讀。拉丁文學了整整一個冬天，到了春天，我就去當牧童了；像以前一樣，我必須照管父親的羊群，但我更加熱烈地沉湎於十字軍和華爾特·司各特。在閱讀時，通過對照我的日常生活，引起我種種痛苦的迷惑不解。
漸漸，我準備上我哥哥上的學院。但不幸，我的副牧師舅父死了，我的父親失去足夠供我受高等教育的財源，決定讓我成為一名琴師。他讓我坐在鋼琴前，學習聖樂；我的練習經常被迅猛的笞杖打斷，因而我很快就厭惡練琴了。
除了練琴，我必須在教堂裡協助我的父親，在教區記錄簿上登錄洗禮、結婚、出生和死亡，協助日常的彌撒，協助牧師舉行喪禮，等等。
我愛幹這些雜活，因為沒有人限制我的空餘時間，我可以專心閱讀。九歲時，我已經通曉當代波蘭文學以及有波蘭文譯本的外國文學，開始寫詩讚美一位三十歲的太太。自然，她沒有看到這些詩。
在此期間，我的哥哥已經離開學院，他試圖引導我進行一種有系統的正規學習。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無法從我的心中逐出詩歌。我那時著迷於我國大作家們的浪漫主義詩歌。我依照我個人的用途安排這個世界，用我所閱讀的詩歌的眼光看待它。
我心中感覺到朦朧的魅惑、模糊的不安和飄忽的願望。當我醒來時，我有種種幻覺。什麼翅膀帶我進入無名的世界！
呆在家裡，我已經感到難受和憋氣；日常生活是一種負擔。我夢想偉大的行動，夢想航海——漫遊自由和獨立的生活海洋。
我有時整整幾星期離開家，企圖在樹林裡過野人的生活。我在筆記本和書籍邊沿上塗滿了潦草的速寫；我不止一夜發出莫名其妙的叫喊。
這就是我在十二歲以前的生活。此後到二十歲這段時期，我就略去不談了。
我生活在華沙，那時我二十歲，自然有一種瘋狂的想像和一顆敏感的心。苦難是我的形影不離的同伴；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受迫害是必然的。俄國當局懷疑我參與羅茲城首次爆發的罷工，將我驅逐出華沙。考慮到我是一個不承擔責任的年輕人，他們同意把我交給我的父親看管，並由當地警察局監視。那時，我的父母在彼得庫夫附近有一個水力磨坊和相當的土地，那兒靠近從華沙到維也納的鐵路。我既不能忍受父親的專橫，也不能忍受我們家裡極端的保守主義和天主教信條。幾星期後，我就逃跑了，跟隨一個小劇團四處漫遊。一年以後，我嘗夠了流浪藝人前景茫然的艱辛生活；此外，我實在缺乏演戲的才能。
我在鐵路技術部門找到一個工作。我住在兩站之間的一個農民家裡。我的收入微薄，生活艱苦沉悶，環境原始落後。我已經淪落到了人生的最底層。我有幸結識了一位德國教授，一位篤信的和實踐的唯靈論者。他迷住我和征服我。一個夢幻的和潛在的世界展現在我的眼前。我拋棄我的職業，投奔這位教授；他住在琴斯托霍瓦。他一直與德國、英國的唯靈論者保持密切接觸，定期與布拉瓦茨基夫人和奧爾科特通信，為唯靈論雜誌撰寫文章，並經常舉行降神會。對於他，招魂術既是一種科學，又是一種宗教——他的整幢房子裡瀰漫著一種神秘氣氛。他仁慈、天真，在每次降神會上受他的招魂術師哄騙。我不難很快看出其中的破綻；一旦對他的奇跡失去信任，我立即棄之而去。我再次變得自由自在，身無分文，今日不知明日。我為一個測地員工作了一段時間；我曾在一個經售祈禱用品的店舖當職員，後來又在一個貯木場當推銷員。最後，我返回戲劇這一行，跟隨一個旅行劇團，在小地方巡迴了幾個月，演了好多戲，但是，這個劇團後來解散，我被遺棄在路途之中。我企圖從事朗誦工作，因為我心中熟諳許多詩歌。我在一個業餘劇團裡擔任舞台監督，並為一個地方雜誌撰稿。但是，我很快對這些職業感到厭倦，身不由己地回到鐵路。跟以前一樣，我在技術部門供職，住在相隔很遠的兩站之間的一個荒村。這個部門的職員沒有辦公室，我必須滿足於緊挨鐵路的一間農民茅屋。
這段時間，我的頭頂上有了屋頂，也就是說，有了一片乾麵包和寧靜。我的周圍是茂密的森林，俄國沙皇每年來這裡狩獵。我在秋末安下心來。我沒有許多事要做，我有充分的時間寫作和發呆。我依靠茶、麵包和夢生活。我二十二歲，身體健康，只有一件外套，靴子上佈滿裂口。我信任這個世界，心中有無數大膽的設想。我狂熱地寫作：十幕劇，收不住尾的長篇小說，一卷又一卷短篇小說，大量的詩歌。然後，我又無情地撕毀一切，扔進火裡。我生活在孤獨之中；我沒有朋友；當局以及同事都不喜歡我；我很不盡職。我既不能適應周圍人們的精神狀態，也不能適應我的生活條件。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是痛苦的和難以忍受的。苦難抓住我不放；它傷害我，另外還有寒冷。白天，我必須在戶外監督工人；夜晚，我的屋子這樣寒冷，我只能裹在一件皮大衣裡寫作，將墨水瓶擱在燈下，免得墨水凍結。
這樣的磨難我忍受了兩年，但終於寫出了六篇似乎有些苗頭的短篇小說。我把它們寄給華沙一位批評家，六個月後，我收到一封讚賞的回信。他甚至屈尊把我推薦給一個出版商。經過一番新的努力，我的短篇小說集獲得出版。我的全部身心充滿不可言狀的快樂：我終於找到我的路。但是，這一好運與我的官僚主義職業發生牴觸。管理部門辭退了我；他們需要工作人員，而不需要文人。
我捆上行李，裡面主要是手稿，還有可觀的三盧布五十戈比，去華沙征服世界。我開始了新的苦難歷程，四處流浪，與命運搏鬥。
我無處求援！我已經跟我的家庭斷絕關係。他們不理解我，為我的命運哀歎。整整六個月，我沒有吃過一頓正經飯。我只在月光下出去。我衣衫襤褸，無法獲得工作機會。我與同我一樣不幸的人們生活在一起；我在我的庇難所對面的大教堂裡寫作，那裡溫暖、莊嚴、安靜。風琴和宗教儀式滋養我的靈魂。在那裡，我曾接連幾天閱讀奧古斯丁、《聖經》和教會著作。我越來越嚴肅地考慮自殺。大地正在我的腳下裂開。我感到可怕的死亡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的信念越深刻，我對死滅的迷戀就越強烈，無休止的飢渴將我推向深淵。
初春四月，我看見朝聖者前往琴斯托霍瓦，那裡明媚的山上有聖母像，以種種奇跡著稱於世。我掙脫我的枷鎖，加入他們的隊伍。我不記得哪家雜誌預支給我二十五盧布。約我描寫那次朝聖。
整整十一天，我在奇妙的春色中行走，頭頂上是太陽，身周圍是青枝綠葉。《朝拜光明山》（1895）發表在華沙一家有插圖的日報上，引起批評界的注意。幾個月後，我寫了《喜劇演員》（1896）。在此期間，我結識了包括著名的奧霍羅維茨博士在內的一群唯靈論者。我去倫敦降神學社探究唯靈論問題。回來後，我寫了《喜劇演員》的續集《酵素》（1897）。接著，我去羅茲調查重工業狀況，開始寫作《福地》（1899）；此後，我去巴黎。我在法國圖爾附近的一個村莊裡度過好幾個月。我寫了《利利》和一些短篇小說。我比較有計劃地旅遊意大利，主要逗留在索倫托。1902年，我在華沙附近的一次火車事故中受傷，此後，我的健康一直沒能完全復原。
在1903—1904年，我出版了《農民》的第一版；最初，它只是一卷本。我把它扔進火裡，重新改寫。這次，它被分成四卷（1904—1909）。接著，我寫了《吸血鬼》（1911）——反映我的唯靈論經歷——兩卷中篇小說，同時開始研究十七世紀末葉波蘭衰亡的歷史。我寫了題為《一七九四年》（1913——1918）的三部曲。這部著作的最後一卷《起義》寫於大戰爆發後德國佔領下的華沙。我也出版了另一卷中篇小說。1919年4月，我去美國訪問居住在那裡的我的同胞。
1920年，我回國。1922—1923年，我寫了《挑戰》，同時我開始患有心臟病。我還有許多東西要寫，熱烈盼望它們能夠問世，但是，死神允許我嗎？
林 凡譯——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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