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國貨年」，除「美麥」〔２〕外，有些洋氣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雖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長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卻因為討厭洋服而記得了袍子和馬褂。翻譯也倒了運，得到一個籠統的頭銜是「硬譯」和「亂譯」。但據我所見，這些「批評家」中，一面要求著「好的翻譯」者，卻一個也沒有的。
創作對於自己人，的確要比翻譯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發生「硬作」，「亂作」的毛病，而這毛病，卻比翻譯要壞得多。我們的文化落後，無可諱言，創作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於外國。所以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我還記得先前有一個排貨的年頭，國貨家販了外國的牙粉，搖鬆了兩瓶，裝作三瓶，貼上商標，算是國貨，而購買者卻多損失了三分之一；還有一種痱子藥水，模樣和洋貨完全相同，價錢卻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個大缺點，是搽了之後，毫無功效，於是購買者便完全損失了。
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進和鼓勵著創作。但幾年以前，就有了攻擊「硬譯」的「批評家」，搔不他舊瘡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藥上的麝香一樣，因為少，就自以為是奇珍。而這風氣竟傳佈開來了，許多新起的論者，今年都在開始輕薄著販來的洋貨。比起武人的大買飛機，市民的拚命捐款來，所謂「文人」也者，真是多麼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國有許多好的翻譯家，倘不能，就支持著「硬譯」。理由還在中國有許多讀者層，有著並不全是騙人的東西，也許總有人會多少吸收一點，比一張空盤較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來感謝著翻譯的，例如關於蕭的毀譽和現在正在提起的題材的積極性的問題〔３〕，在洋貨裡，是早有了明確的解答的。關於前者，德國的尉特甫格（ＫａｒｌＷｉｔｔｖｏｇｅｌ）〔４〕在《蕭伯納是醜角》裡說過——「至於說到蕭氏是否有意於無產階級的革命，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也並不希望法國的大革命。雖然如此，然而他們都是引導著必至的社會變更的那種精神崩潰的重要勢力。」（劉大傑譯，《蕭伯納在上海》所載。）
關於後者，則恩格勒在給明那·考茨基（ＭｉｎｎａＫａｕｔｓｋｙ，就是現存的考茨基的母親）〔５〕的信裡，已有極明確的指示，對於現在的中國，也是很有意義的——「還有，在今日似的條件之下，小說是大抵對於布爾喬亞層的讀者的，所以，由我看來，只要正直地敘述出現實的相互關係，毀壞了罩在那上面的作偽的幻影，使布爾喬亞世界的樂觀主義動搖，使對於現存秩序的永遠的支配起疑，則社會主義的傾向的文學，也就十足地盡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這時並未提出什麼特定的解決，或者有時連作者站在那一邊也不很明白。」〔６〕（日本上田進原譯，《思想》百三十四號所載。）
八月二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現代》第三卷第五期。
〔２〕「美麥」一九三三年五月，國民黨政府為了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由財政部長宋子文和美國復興金融公司，在華盛頓簽訂了「棉麥借款」合同，規定借款五千萬美元，其中五分之一購買美麥，五分之四購買美棉。
〔３〕關於題材的積極性問題，當時曾有過討論，一九三三年八月《文學》第一卷第二號「社談」欄《文壇往何處去》一文就曾談到：「其次是『題材積極性』的問題。現在很有些人以為描寫小資產階級生活的題材便沒有『積極性』，必須寫工農大眾的生活，這才是題材有積極性；又以為僅僅描寫大眾的生活痛苦或是僅僅描寫了他們怎樣被剝削被壓迫，也就不能說有積極性，必須寫他們鬥爭才好，而且須寫鬥爭得勝。究竟所謂『題材的積極性』是否應當這樣去理解呢，抑或別有理論？這也是當前問題的一個，亟待發展討論，俾創作者可資參考。」〔４〕尉特甫格（１８９６—？）德國作家，一九三三年遷居美國。他是中國問題研究者，著有《覺醒的中國》、《中國經濟研究》以及與人合著的《中國社會史——遼史》等。
〔５〕恩格勒即恩格斯。明那·考茨基（１８３７—１９１２），通譯敏娜·考茨基，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女作家，著有小說《格裡蘭霍夫的斯蒂凡》等。
〔６〕這裡所引恩格斯的話，現譯為：「此外，在當前條件下，小說主要是面向資產階級圈子裡的讀者，即不直接屬於我們的人的那個圈子裡的讀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小說通過對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來打破關於這些關係的流行的傳統幻想，動搖資產階級世界的樂觀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現存事物的永世長存的懷疑，那末，即使作者沒有直接提出任何解決辦法，甚至作者有時並沒有明確地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我認為這部小說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第三八五頁，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