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裡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賦得革命，五言八韻」〔9〕，是只能騙騙盲試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國十月革命時，確曾有許多文人願為革命盡力。但事實的狂風，終於轉得他們手足無措。顯明的例是詩人葉遂寧〔10〕的自殺，還有小說家梭波裡〔11〕，他最後的話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時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氣，才可以做革命文學。
葉遂寧和梭波裡終於不是革命文學家。為什麼呢，因為俄國是實在在革命。革命文學家風起雲湧的所在，其實是並沒有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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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眾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譯鄧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擁護帝國主義戰爭，以後又狂熱地擁護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亞，受到法西斯主義黨的推崇。其創作傾向主要是唯美主義，著有劇本《琪珴康陶》，小說《死的勝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國劇作家。
早年寫過《日出之前》、《織工》等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竭力贊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並糾合德國的若干知識分子為德軍在比利時的暴行辯護。
〔4〕伊本納茲（1867—1928） 通譯伊巴涅茲，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黨的領導人。因為反對王黨，曾兩次被西班牙政府監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僑居法國。主要作品有小說《農舍》、《啟示錄的四騎士》等。
〔5〕吳稚暉於一九二七年秉承蔣介石意旨，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呈文，以「救護」國民黨為名發起「清黨」。
〔6〕這裡說的指揮刀下的「革命文學」，指當時一些反動文人發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學。如一九二七年間在廣州出現的所謂「革命文學社」，出版《這樣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學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純粹中國國民黨黨員，提倡革命文學……從事本黨的革命運動」等語。
〔7〕「殺身成仁」 語出《論語·衛靈公》：「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8〕「笙歌歸院落」二句，見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詩。宋代歐陽修《歸田錄》卷二說：「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9〕「賦得革命，五言八韻」 科舉時代的試帖詩，大抵都用古人詩句或成語，冠以「賦得」二字，以作詩題。清朝又規定每首為五言八韻，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韻。這裡指那些只有革命口號，空洞無物的作品。
〔10〕葉遂寧（C．A．EceZPZ，1895—1925） 通譯葉賽寧，蘇聯詩人。以描寫宗法制度下農村田園生活的抒情詩著稱。十月革命時曾嚮往革命，寫過一些讚揚革命的詩，如《蘇維埃俄羅斯》等。但革命後陷入苦悶，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殺。
〔11〕梭波裡（A．M．CohELM，1888—1926） 蘇聯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後曾接近革命，但終因不滿於當時的現實而自殺。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塵土》、短篇小說集《櫻桃開花的時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