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此無意駁斥《南京》，除了小說的需要，還有就是實在無法忍受和一個虛構出來的日本軍人談人性，若是日本軍人中真得有還罷了，但是從來沒有任何史料和證詞表明角川那樣的日本軍人曾經出現過。我承認我有極端的民族情緒，日本這樣的民族，欺軟怕硬，你越懷柔，他越囂張，沒什麼好講的，對待侵犯我們的敵人一個字，「殺」！一家之言，切勿模仿！）
賈彰柯的面前放著一本書，其實他已經看過很多遍了，但是這一次他看得尤為仔細。忽然，他站起身，離開了自己的房間，朝東方未明的辦公室走去。
「篤篤篤！」
「請進！」
東方未明正在虛擬空間當中，聽到有人敲門，連忙說道。
「賈哥，有事？」東方未明問道。
「嗯，未明，我想好了，自己要拍什麼了！」賈彰柯說道。
「什麼？」
「就是它！」說著把手中的一本書遞到東方未明面前。
東方未明看到賈彰柯手中的書，頓時笑了。
「好！沒問題！」東方未明回答的很是乾脆。
「呃~」賈彰柯對於東方未明的爽快有些驚訝，他還沒具體說自己的想法呢。
「《拉貝日記》，我看過，也有這個想法，沒想到你提前過來了，這事就這麼定了，明天我們和周總再商量一下，組成一個工作組，想必他也會希望看到這個劇本的。」東方未明不得不感歎有些事情真是「宿命」，前世的時候《南京！南京！》就是和《拉貝日記》同時上映的，這一世依舊要來一次正面交鋒。
「你知道路川的事嗎？」東方未明問道。
賈彰柯搖搖頭，除了電影他很少關心其他的事情。「人各有志！我不好說什麼！」
「人各有志！好一個人各有志！那你知道路川也要拍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嗎？」東方未明接著問道。
「哦？這麼巧！」賈彰柯有些驚疑，「那麼我們還要拍這個題材嗎？」
「拍，為什麼不拍？」東方未明提高了嗓音說道，「你不是說人各有志嗎？我們這部戲和他的志可不盡相同，一定要拍！你沒有信心？」
賈彰柯現在在國內外的名氣可一點不比路川小，比起路川他心氣也高，卻更加務實。「誰說的，就算同台打擂，誰輸誰贏還不一定呢？更何況你和周總的支持，想輸都難！」
「哈哈哈……」兩人笑過之後，開始具體討論起拍攝《拉貝日記》的計劃。
1937年12月，侵華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國所犯慘絕人寰的罪行之一，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慘痛的一頁。雖然日本當時當權者和以後當權者中的許多人竭力否認有這樣的慘案，企圖隱瞞事實真相，但事實就是事實，不斷有身經這個慘案的人(包括當時的日本軍人)提供了揭露慘案真相的材料。
這本書的作者約翰·拉貝(JohnH.D.Rabe)於1882年出生於德國漢堡。1908年到中國，不久作為德國西門子公司的僱員，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經商。拉貝和他的家人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孫女均出生在中國。他們與中國人民結下了親密的友誼。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對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處在內憂外患中的中國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幾位外國傳教士、教授、醫生、商人等共同發起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擔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他和一些國際友人在當時極其危險艱難的戰爭環境中，四處奔走呼號，奮不顧身地抗議和盡其所能地阻止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瘋狂施暴。他們設立的南京安全區為大約25萬中國平民提供了暫時棲身避難的場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小花園裡（在今天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內），也擠進了600多名中國難民，受到保護。他還在他的日記和其他文字中記述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一樁樁令人髮指的暴行。他在1938年4月回到德國以後，連續舉行報告會，向德國當局呈送書面報告，繼續對日軍在南京的罪惡進行揭露。在受到德國警察蓋世太保的訊問和警告之後，他仍然暗暗地細心整理自己的日記和有關資料，將這些歷史記錄留給後人。
同《南京！南京》中所宣揚的一樣，第三方，即向拉貝這樣的外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被中國主流意識所淡化的。朝鮮戰爭暴發後，中美之間的敵對意識形態越來越濃，於是雙方的媒體也開始競相抹黑對方。中方的報紙甚至還開始批判在南京大屠殺中幫助過中國人的外國人，而包括邁納·瑟爾·貝茨、劉易斯·史密斯在內的諸多美國人，更是被說成「幫助日本人作孽的惡棍」。
當年的XX報還認為，所謂的「安全區」（難民區），並不是為了拯救中國人民的，而是用來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的工具，報紙還控訴了美國人如何與日本侵略軍狼狽為奸的醜惡事實：「美國鬼子點完名後，便由日本鬼子進行處決」。
據說劉易斯·史密斯看到這些報道後，簡直當場快要哭出來了，他身旁的中文老師趕緊安慰他說：「這個城市（南京）裡有10萬人知道你們所做的事」。
基於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當年那些沒有任何義務、但卻在南京人民最危難的時刻選擇留下來的外國人，統統成了別有用心的帝國主義份子。由於當年報紙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美國，所以拉貝等非美國人則基本是被淡化，而沒有受到批判。
以上這些，都清楚地記載在了張純如的著作《被遺忘的南京大屠殺》的英文原版裡。張純如基本辦到了公正，在對待「某個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殺本身）時，沒有偏袒中美任何一方，張也沒少揭露過老美的糗事（當然不是指魏特琳、史密斯等人，他們是無辜的好人）。
導致拉貝長期被淡化（至少是沒有像白求恩那樣受到平等、公正的對待），主要是上邊說到的這些原因，而並非網上盛傳的一味強調拉貝是「納粹」，辛德勒等人也是納粹，但他們的義舉使當年的受害者們沒有去計較他們的身份，猶太人甚至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恩情，還特地組織拍攝了一部《辛德勒名單》。當然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拉貝救的是中國人，所以西方人對此也不太當一回事。
此外，另一種觀點認為拉貝被遺忘，其根本原因是中國人不會感恩，這個觀點是不對的。中國人是懂得感恩的，這同樣可以從張純如的著書中找到相關記載：
「1948年，拉貝的遭遇傳到了南京。當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貝需要幫助的時候，反響極大，讓人聯想起弗蘭克·尤普拉的經典電影《這是一個偉大的一生》的結尾。幾天之內，大屠殺的倖存者就為拉貝募集了1億元中國幣，大約相當於當時的2000美元－－這在1948年可不是個小數字。當年3月，南京市長來到瑞士，購買了大量的奶粉、香腸、茶葉、咖啡、牛肉、黃油和果醬，用4個大包裹將這些食品寄給了拉貝。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給拉貝寄一包食品，以表達他們對拉貝在南京國際安全區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謝之情。國民黨政府還指出，如果拉貝願意返回中國，將為他提供住房和終身養老金。」
上邊說到的「拉貝的遭遇」，指拉貝1938年2月回到德國後開始經歷的種種不幸，首先是因為在德國揭露南京大屠殺的真相，而遭到納粹政府的軟禁，後來盟軍來了，拉貝卻沒有得到「解放」，因為納粹的身份，又再被盟軍積極地「照顧」。盟軍在二戰後沒少放走過罪孽深重的法西斯（包括日本的731部隊），卻同時又對拉貝等無辜的好人百般刁難、甚至推上審判席。對於這點，西方人已經拍過諸如《黑皮書》、《紐倫堡》等電影反思過了。在那時孤獨無助的境遇下，真正關心拉貝的，只有當年被他救助過的南京人民。（以上資料來源豆瓣網《好人未必有好報，壞人未必無善終》。）
為此，東方未明和賈彰柯討論了很久，漸漸成形的故事已經與東方未明腦海中原有的那部電影版的《拉貝日記》已經有很大出入了，按賈彰柯的電影風格，他的這樣一部電影，非常忠實原著，有很濃厚的紀傳性質。百人斬、大屠殺、拉貝最大的敵人、即其一直與之交戰的「東亞式虛偽」：從應承將部隊按時撤出安全區的唐生智，到對拉貝提出的平民安全保障要求敷衍了事的日本大使、日軍將領，概莫能外，皆將平民性命視為草芥。以及原著中，關於拉貝與平民間最後的描述：「大學難民收容所的難民，今天還有3000個姑娘和婦女，她們圍住了大門，要求我答應不丟下她們不管，就是說要求我不離開南京。她們全都跪在地上，又哭又叫，當我要走時，她們乾脆拉住我的衣服後擺不放。我不得不留下我的汽車。在我艱難地擠出一條路走出大門後，身後的門立刻就被關上了。我不得不步行走回家去。這一切聽上去十分傷心和誇張，但誰要是也見到過這裡的悲慘情景，他就會理解我們給予這些窮人的保護意昧著什麼。其實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從我們方面而言，它與某種英雄品質並無任何關係。」這些都會重新還原到電影當中。
當東方未明聽到賈彰柯用異常堅定和沉重的語氣說到最後一句：「其實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從我們方面而言，它與某種英雄品質並無任何關係」時，他知道拍攝這樣一部電影的意義所在了。如果大家非要將其歸咎於「人性」二字，那麼這樣源於人類最本真的情感，遠遠比無限糾結於自己的所作所為，沉痛地反思自己的錯誤，要更加偉大得多。「它與某種英雄品質並無任何關係」，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既然做不到，又何必去大談人性？
最後東方未明決定兵分三路，讓一組人去南京採訪當年被拉貝救助過的老人，另外讓哥倫比亞那邊派人聯繫拉貝的親人，並讓賈彰柯親自前往德國招募演員和德國的電影公司合作，而他自己則準備找一些日本演員談談，在前世的時候這樣懂得反思的日本藝人他也曾見到過，就像原劇中的那個日本演員香川照之，曾出演《暖》和《鬼子來了》等中國影片的香川照之是中國觀眾最為熟悉的日本演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