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戎 燕雲取棄 第二六五章 大敗之後當反思(上)
    華元一六八一年五月以後,金漢雙方又陷入僵持的局面。b111.net

    在中原,金兵和漢軍的攻防戰開始呈現膠著。金國西路軍因為曹廣弼的抵制而無法越過太原,由於雲內天德已被蕭鐵奴賣給了西夏而無法繞道襲擊陝西。相對來說,河北這邊的抵抗力較弱,因為缺少天險,在前線大軍崩潰的情況下,金兵的游騎在整個河北平原縱橫馳騁,無論是趙立還是楊開遠都很難將之攔住,金軍甚至在河南一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據點,河南變成了金軍、漢軍、宋軍糾纏不清的混亂地區。

    不過由於宗輔遲遲攻不下塘沽,這便大大限制了金軍在東路進軍的最長距離。金國東路軍如果沒有攻下塘沽就南下山東,後背就會賣給楊開遠,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而塘沽不下,金人在河北也沒法展開有效的統治和稅賦徵收,軍隊的後勤便不得不依賴於燕雲的積蓄,由於可靠的補給線太長,所以宗弼的精銳推進到青州、大名府一帶後就開始顯現疲軟,趙立因形就勢,沿著濟水展開防禦,金軍在河南因為遇到的抵抗較弱而進軍順利,但卻無法打敗趙立進入山東。

    而在東北,折彥沖對黃龍府的攻擊也沒有取得明顯的戰果。如果按照面積計算的話,吳乞買在東北所統治的領土仍然比折彥沖大,但他統治的地區大多蠻荒,所以就經濟總量來說,吳乞買治下的州縣還比不上遼河流域的一個零頭。然而女真自有一套和這種落後經濟相適應的社會結構,在這套社會結構下的女真軍民既貧窮又野蠻,又因其野蠻而具有相當強大的戰鬥力,女真人就是靠這種蠻勁抵擋住了折彥沖的攻擊。

    從去年折彥沖領兵攻打遼陽府開始,大大小小的戰鬥從來就沒有停過;當將士們在前線拚命的時候,身處後方的知識分子也在反思。宗穎戰敗之後,津門管寧學舍、登州蓬萊學舍、遼口軍學、塘沽政學的學者們對這次戰爭的討論就更加熱烈了。

    「我們為什麼會失敗?明明佔據了上風的,為什麼軍隊會忽然崩潰?」

    自然有人總結出了戰場上的各種原因,如訓練,如後勤,如兵力佈置,如將領才能。但當討論一步步深入以後,學者們便再不肯滿足於這些表面的原因。

    遼口軍學的學者認為,這次戰敗的關鍵實在於齊魯軍團的「不完全正規化」。這派觀點認為,齊魯軍團內部良莠不齊,部分部隊如劉錡部、趙立部已可以和漢軍主力接軌,王宣部實戰經驗充足,但訓練與教育就顯得不足,至於那幾十萬連數量也弄不明白的義軍則完全是烏合之眾,這部分人抗金的熱情雖然值得尊重,但到了戰場上所揮的作用卻未必是正面的。

    為此遼口軍學的不少教官聯名上書,要求樞密趁機整肅,將齊魯軍團的殘餘力量進行分流整頓,將符合要求的人選入正規軍營重新訓練,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歸田。楊應麒對此表示讚賞,回復批文讓他們拿出一個確切的方案再呈上來,再呈上來的方案必須解決以下問題:從義軍中選拔士兵,選拔標準為何?數量多少?選出來後如何訓練?訓練場地該設在何處?訓練人手該從何處抽調?訓練經費需要多少?不符合標準的義軍該如何安置?在何處安置?應該給與什麼樣的條件進行安置?不同地區、不同級別的兵將該如何區別對待?如果士兵不願意解甲又該如何解決?在眼前的情況下展開這個計劃,對正在進行的整個戰局所產生的影響是好是壞?等等。

    楊應麒這番回復,一連提出了五十多個問題,問得詳盡而具體,這一輪問下來,把大多數開口講空話放厥詞的人都問得閉上了嘴,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來思考,或親自前往山東、河北、河南等戰亂頻仍的地方考察,和各路義軍一一接觸。這些人裡沒一個擁有「名將」之類的頭銜,都是一些中下層的將官,其中也沒有一個擁有「天才」的名聲,但這些人肯熬肯幹,做事又能腳踏實地,這一場調查持續了足足五個月才完成,又經過一個月的反覆琢磨,才遞上了一份詳盡的報告。遞上報告的這批軍官不但有實戰經驗,而且經歷過遼口軍學的教育,部分更是畢業於管寧學舍、屬於投筆從戎的年輕人,所以這次調查結束後不但讓他們完成了這份如何處理義軍的報告,也讓他們完成了向職業參謀轉變的歷程。

    楊應麒看了十分滿意,特辟他們為樞密直屬第一參謀團,全面負責這件大事,又給了他們相當大的資源,包括名分(經折彥沖同意後給了他們一個番號——「威遠新軍」)、地方(開闢出密州南部瀕山臨海的半個縣作為他們的軍事基地)、技術(將遼南的部分火器研和船廠移到此處)以及資金(淮子口兩成的關稅)。

    樞密直屬第一參謀團的席叫陶宗憲,次席叫於會春,三席叫朱謹民,全是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卻都因為這件事情聲名大噪,威望實權一時俱重,並因此帶動了遼口軍學重實尚理的風氣。不久漢部中樞又成立海軍參謀團和西北參謀團,分別研究如何將西北、東海兵將正規化的問題。

    遼口軍學這幫人既是學者又是軍人,因此自然偏重軍事。和他們不同,塘沽政學的儒生則將這次戰敗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問題。在他們看來,這次齊魯軍團的潰敗實埋根於新漢政權政治體制不明確的大誤,他們認為登州的華夏擴大會議,既是成功的,又是失敗的,成功之處在於華夏擴大會議團結了所有正面的力量,而失敗之處則在於這次會議沒有使各派勢力真正融合。

    「當然,當時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既然現在問題已經出現,我們便不能置若罔聞!」

    這批學者認為要避免再次生真定之敗那樣的悲劇,就必須進行一次政治調整,在新漢政權內部進行更深入的統合。

    塘沽政學因為戰爭原因早已將辦學地點移到遼陽府,所以他們最好書城∼O0],的言論很快就傳到楊應麒耳中,並迅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對於塘沽政學學者關於進一步統合的呼籲,不但中樞方面認為應該如此,就是各個地方的官吏、將領也都覺得理應如是。中國的大一統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各派知識分子對分裂與割據無不深惡痛絕,就是曹廣弼、劉錡等保有軍人傳統的將領也都如此。

    「理是這個理,大家都認同。」趙橘兒歎道:「問題是應該怎麼做才能統一!」

    「需要名分!」蓬萊學舍出了這種聲音:「現在我們的國號、國都、社稷都不確定,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尚且不順,何況行?前線軍民之喪失士氣,雖在於宋帝的擾亂,更在於軍民沒有歸屬之感。若使軍民知有所屬,知有所忠,縱有十趙構之擾何足以動搖人心?所以國、君名分不定,才是這次戰敗最根本的原因!」

    與這種輿論相呼應,胡安國、陳顯和韓昉不約而同地在三個地方上書折彥沖,勸他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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