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一年，抗戰前夕，土肥原的特務生涯走到盡頭，他忽然奉調回國並且改任軍職。西方觀察家對此大惑不解，在他們看來，土肥原指揮的滿洲特務機關日趨活躍，其特殊作用無可替代，日本軍部何以將其調離擔任並不擅長的軍職呢？多年後內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權力太大為所欲為令東京大本營深感惱火，於是奏請天皇將他調任回國。改任軍職的特務頭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擔任東京近衛師團指揮官，後任第十四師團中將師團長。土肥原的意外調職使得他的死對頭，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據說蔣介石聞知此事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竟一連聲說了三個「好」字。
第十四師團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宮市編成，亦稱「宇都宮」師團，是「七.七事變」後最早登陸華北的主力部隊。當時華北守軍多是些戰鬥力不強的雜牌隊伍，比如原西北軍、東北軍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揮第十四師團一路攻城略地勢如破竹，把一份份勝利捷報源源不斷地發往華北派遣軍和東京大本營。按照命令，隸屬於第一軍的土肥原師團作戰範圍當止於黃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務是屏護徐州作戰的側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會戰臨近尾聲，這支三萬人的大軍才慢吞吞地抵達豫、魯交界的濮陽縣城，此時他們距離硝煙瀰漫的徐州城尚有數百里地之遙。
濮陽古渡口為豫北往來魯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國軍隊防守的薄弱區域，黃河對岸為山東重鎮菏澤。土肥原舉起望遠鏡觀察，他看見枯水季節的黃河袒露出大片乾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戰的大好時機。但是山東地面屬於第二軍作戰範圍，第十四師團沒有得到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無權越界作戰，於是土肥原遺憾地放下望遠鏡，下令返回濮陽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電改變隊伍的前進方向。
發報人不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而是遠在徐州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總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
渡過黃河，堅決佔領菏澤
民國二十七年，１９３８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注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並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於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於從背後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佔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標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德國政府給於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等等。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製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並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使然。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並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將注意力用於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產黨蘇俄」。
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隨著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反共防共的《柏林協定》，隨著意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後來居上，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將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只是最後關頭那個物體改變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發出的響亮爆裂聲充分傳達出中國首腦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議。
當然在外交場合中這種失態並不是力量的象徵，因為任何不符合外交禮儀的言行都將被視為對文明的冒犯和褻瀆。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只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將會越來越艱難。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勒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
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挨打，國際社會毫無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並未受到制裁，相反他們依然到處受到尊敬，順利地從英美和西方各國採購到急需的戰爭物資和原材料。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拒絕把軍火賣給中國，他們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節節失敗的國民政府償還不起巨額債務。
根據戰後公佈的文件，抗戰爆發前的１９３７年，中國政府的財政預算僅有四億美元，以四億五千萬人口而論，人均不足一美元。而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則為六十六億六千萬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多，人均為中國的七十倍其中僅軍費開支就達九億二千萬美元，超過中國全部政府預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鋼鐵產量是中國的二百倍，石油提煉為中國的一百五十倍，年生產飛機近二千架，中國為零；大口徑火炮七百四十四門，中國為零；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造船能力四十七萬噸，造軍艦五萬噸，已擁有戰艦二百餘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艦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中日國力對比，由此可見一斑。
１９３８年，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白宮拜會羅斯福總統。當時美國剛剛走出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陰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恰好成為加速美國經濟復甦的有力槓桿。中國外長對美國政府長期賣給日本人軍火，還有數量巨大的廢鋼鐵、石油和戰略物資表示強烈不滿，羅斯福總統則以他一慣的睿智和安詳表情回答中國客人道：歡迎貴國也來參加購買，我們美國人做生意從來一視同仁啊。中國外長說：但是我們沒有美元，請問總統先生能不能貸款給國民政府，或者同意以農產品相抵？羅斯福哈哈一笑說：
「沒有美元不要緊，銀元也是硬通貨呀。」
歷史懲罰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僅僅一年之後二戰爆發，以及三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西方列強損人利己的「靖綏」政策終於使他們不得不吞下自己種下的苦果。
外交會見尷尬收場，德國大使蒙受羞辱，為此提出相應的口頭抗議。但是隨後一件更加令人難堪的事情發生了，蔣介石當場啐了一口，罵出那句著名的粗話，然後扔下客人拂袖而去。會見險些釀成外交事件。好在德國人背信棄義在先，撕毀合同在先，卑鄙無恥不講信用在先，兩國既已做不成朋友，蔣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禮貌的舉動也都無所謂了。
德國大使離去當晚，中國外交部緊急約見英美法意等七國西方外交官，向國際社會重申中國政府抗戰三原則：決不接受任何外國調停；決不停止戰鬥；決不締結任何停戰協議，除非日本軍隊撤回「七.七事變」之前的停火線
建成於１９０５年的隴海鐵路西起甘肅蘭州，東至江蘇連雲港，全長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與另一條橫貫南北的大動脈京漢鐵路在鄭州交匯，由此形成以鄭州為樞紐的近代中國鐵路縱橫交錯的大格局。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中原鄭州，由於其鐵路樞紐地位而更添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抗戰爆發，日本人攻勢兇猛，接連佔領河北、山西全境，進而威脅鄭州，位於鄭州城北花園口的黃河鐵路橋就成為扼守京漢線的惟一咽喉要道。黃河鐵路橋全長近五千米，橋墩多達一百座，全鋼架結構，由比利時公司設計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橋」之稱。如果該橋被敵人奪取，不僅鄭州大門洞開無險可據，而且敵人還將沿京漢鐵路直趨中國抗戰心臟武漢，於是大本營命令一支番號為新八師的貴州部隊緊急開赴鄭州，擔任大橋守備任務。
初春的一天早上，從鄭州駛來一列火車，當大口噴吐蒸汽的機車在橋頭緩緩停穩之後，一群身穿黃呢大衣神情嚴肅的長官從車廂裡走下來，然後徑直登上大橋視察。等得到消息的蔣師長連忙趕上橋時，人群已經走到大橋中央指指點點。一個面容瘦削的中年長官獨立橋頭巍然不動，強勁的河風不時撩起他的黃呢披風，使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一尊雕像。
蔣在珍認出來，他就是令人敬畏的蔣委員長。
原來這是蔣介石專程前來視察黃河大鐵橋。由於事先保密，許多第一戰區將領都蒙在鼓裡，他們緊跟在委員長身後，對委員長的來意不免浮想聯翩。他們猜測委員長的突然駕到一定同北方戰場的形勢有關，也許還同他們腳下這座大橋的命運有關。但是答案並未寫在領袖臉上，因為委員長除了令人生畏的嚴厲表情外，還有就是一如既往地莫測高深。
這時候意外敵情忽然發生了。
一架日本飛機從河邊鑽出來，這架低飛的敵機緊貼著大橋橫樑呼嘯而過，機翼掀起的巨大氣流竟然將一個哨兵刮下河去。幸好這是架偵察機，沒有空襲和掃射投彈，令橋上的人們虛驚一場。眾人旋即簇擁委員長返回橋頭堡。在新八師指揮部，蔣在珍進行簡要匯報，委員長未作指示，倒是總參謀長何應欽提出幾個有關橋北敵人活動的問題，蔣師長一一作答。何總長是貴州人，他聽出蔣師長地道的貴州口音，得知新八師來自他的貴州老家，態度頓時親熱起來，臨走還拍著蔣師長肩頭說些鼓勵話。
後來蔣介石一行來到黃河南岸橋頭，這裡豎有一座清光緒年間的鑄鐵紀念碑，刻有紀念碑文曰：大清國鐵路總公司建造。京漢鐵路，由必國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懷，一品頂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紹儀行告成典禮，謹鐫以志。時在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蔣介石表情沉重，短暫佇立於鐵碑跟前，旋即登車離去。
很快大本營下達炸橋命令，人們的猜測部分地得以證實，委員長果然決心放棄黃河以北地區，他是來同這座「天下第一橋」告別的。一隊工兵在橋墩上安放新式的「tnt」炸藥，由於橋墩太過堅固，第一次爆破竟未倒塌。工兵只好再次進行爆破，才將黃河大鐵橋徹底炸毀。無橋可守的新八師暫時原地待命，師長蔣在珍隨即離開駐地京水鎮前往武漢養病。
民國二十七年農曆清明剛過，籠罩大別山區西馬寨的千古寧靜就被一聲巨大的爆炸打破了。一個放羊娃親眼看見一架翅膀上塗了膏藥的日本飛機像只黑色大鳥掠過明亮的天幕，然後拖著長長的尾巴撞在山頭上。當得到消息的村民趕到後山時，飛機已經摔得七零八落，樹林裡到處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飛機碎片。村民找到兩個駕駛員的屍體，他們都變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但是其中一人手腕上牢牢鎖著一根鐵鏈，與鐵鏈相連的則是一隻完好無損的黑色皮包。
村民驚訝之餘都感到興猶未盡，如果這兩個日本人沒有摔死的話，他們應該開口對大家講點什麼，比方飛機為什麼會從天上掉下來？他們要到哪裡去？那只黑皮包為什麼要鎖在手腕上？如此等等。一個村民當眾砍斷鐵鏈，當他打開那只神秘的黑皮包時，人們不由得大失所望，因為皮包裡面除了幾張寫滿彎彎曲曲像蚯蚓一樣的日本字的薄紙片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飛機撞山的消息很快傳到山下鄉公所，鄉長大人親自坐著滑桿趕進山來，他責令村民把死人和戰利品統統都送到縣裡去。西馬寨距離縣城足足有一天路程，村民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人和一隻飛機尾巴抬出深山老林，半道上有人想起那只黑皮包，於是又從草叢裡撿出來交給政府。
村民獲得一筆抗戰獎金。
日本人發現飛機失蹤後，立即派出偵察機到處尋找，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發現失事飛機的下落。
武漢大本營十萬火急派來專家對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進行檢查，他們喜出望外地發現，原來這架意外墜毀的日本飛機竟然是一架信使專機。抗戰之初，無線電通訊易遭監聽破譯，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飛行信使專門傳遞，那個把自己同公文包鎖在一起的日本人就是一名來自東京的飛行信使。當時徐州會戰還在激烈進行，東京大本營向中國前線發佈一道絕密命令，內容為徐州會戰結束之後，兩大派遣軍各自鞏固戰線，不再擴大戰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漢。
中國大本營如獲至寶。經情報機構分析鑒定，確認文件屬實，排除敵人投送假情報的可能性。戰略家一致認為，這道東京命令至少說明下面兩個問題：第一是日軍戰線過長，戰力疲軟，暫時無力發動新攻勢。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談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內部仍有和談的聲音在起作用。日本人這一最新動向無疑給激戰正酣的中國戰場帶來種種變數，透露出某種戰事趨緩的微妙跡象，中國高層透過硝煙看到一線停戰希望，有人甚至開始對戰爭前景恢復樂觀態度。
徐州會戰尚未結束，蔣介石急飛鄭州召集軍事會議。
會議由第一戰區總司令程潛主持，總參謀長何應欽代表大本營宣佈《武漢會戰綱要》。與會將領均來自北方各戰場，他們不由得面面相覷迷惑不解，不明白部署武漢會戰為何不選在南方的武漢戰區卻在北方的鄭州戰區，否則不該叫做「中原會戰」更恰當麼？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