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教授的意思——歷數中國歷朝歷代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就是明朝張居正所實施的一系列政治經濟的改革，歷史抹殺不了張居正的功績，但史學家卻將張居正的政治改革的功效定性為——將大明王朝奄奄一息的壽命延長了幾十年，張居正整頓吏治的核心手段就是績效制和問責制，簡單的說就是你下面的官員幹出的成績我給你統計起來，大家排個名，成績不好的官員自然會有壓力，你下面的官員要是沒幹出成績甚至出了事闖了禍，我張居正就問你的責，這樣一來，官員們自然不敢怠慢自己的本職工作，吏治起到了效果，官僚地主階層剝削農民的現象得到了收斂，社會上的矛盾摩擦減少了，農民也就不造反了。張居正雖然是千古一相，其政治改革上的成就在中國的歷史上幾乎無人匹敵，但這也只能說明張居正把中央集權體制內的人治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並且藉著問責制的形式排除了異己，形成了家天下的模式，這其實是一種很危險的模式，後來張居正「人亡政息」的結果就是歷史無情地否定了他的政治經濟改革的功勞，看一項改革成不成功，「人亡政不息」是一個很重要的標準，這裡面包涵的意義就是——當一位的政治家的改革已經深入人心的時候，他雖然離去了，但是他的政治經濟改革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了，並且社會將繼續沿著這種模式運轉下去，不會因為他（她）的離去而分崩離析。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最深入人心的理念就是計劃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變，包括黑貓白貓的實用哲學理念都已經深入人心，這一點應該給予肯定。但是政治體制改革卻沒有一個本質地飛躍。歷朝歷代的績效制和問責制的實施無疑都會給這個古老的國家注入一支強心針，延長了這個國家的壽命，但這種療法無疑就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療法，並且還有可能拖延治療的最好時機。中央集權模式下的官僚因為缺少監督，他們好吃懶做，貪贓枉法是必然趨勢。於是在這種中央集權的模式下，唯有用問責制才能既不觸動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又能起到整頓吏治的效果。這種問責制的實施甚至能夠起到鞏固皇帝權威的效果。實際上官員怕的只是皇帝，並不怕老百姓。而明朝的言官制度的成熟使張居正的這種問責制實施起來事半功倍，明朝的問責制就算排斥了老百姓的參與，但因為體制內的監督機制已經比較成熟，使得績效制和問責制能夠順利開展，並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那麼目前中國體制內的民主機制甚至還不如明朝，因為我還沒見過哪個處長有膽量彈劾省長，就算有個別人這麼做了，但不受到省長打擊報復的就更是鳳毛麟角了。當然有人說明朝的言官素質不高，都是在搞幫派，洩私憤，為了謀取私人利益而對朝廷裡的主要官員進行彈劾，那麼我反問一句，現在的官員素質很高嗎？現實中的民主機制的實質是什麼？就是將大大小小的利益衝突、分配等等問題在公開透明的場合經過法定的程序用投票的方式來進行表決。台灣的議會常常大打出手，因為中國的政客暗地裡勾心鬥角，玩厚黑、耍流氓、出陰招，都已經養成慣了，現在你能在台上開打已經算是一種進步了，也許打著打著就知道文明了。台灣作為中國民主的試驗田，已經初見成效了，研究他的民主走向有著非常深遠的意義。
聽著這位教授的話，我心想：「中央問責，是出了問題才問責，羅公子在城南工業園裡做出來的『錦繡文章』只要不露餡，利益格局不被打破，中央不會也許也不想知道裡面的貓膩，所以對於預防腐敗而言，問責制只是在望洋興歎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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