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說：「羅公子論錢還比不上沈萬三，論背景又不如清朝的和珅，頂多算個小和珅，大和珅現在還沒給揪出來，因為勢力還在嘛，但你要相信中國的歷史會不斷輪迴的這條規律，他們貪的那些錢遲早會被國家沒收，上繳國庫，這就是很具有中國特色的財富調節槓桿，雖然不厚道，但實際上很有用。資本的逐利性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所以到了極端的時候，國家就會動用特權重新調整一下財富的格局，在中國，因為缺乏調節財富的有效的稅收槓桿，所以最後只能通過國家權力將富人甚至官僚資本沒收來到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種方法其實一點也不好，簡直就是釜底抽薪，既傷害了資本家們做大企業的信心，又在老百姓眼裡造成一個貪腐政府的形象，所以一個國家的財富調節機制應該是平時發揮作用，而不是最後來一下狠的。我做預算也快一年了，感覺中國的財政支出就是靠關係，誰的後台硬，錢就撥給誰，人大的審查不過是形同虛設，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延續了幾千年，對歷史有很強的複製能力，當年康熙下令清查國庫虧空，查來查去，發現盜用了國庫的錢的人都是自己的阿哥、皇子、寵臣們。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國家的國庫沒有一個好的管家，這個國家國庫的虧空是遲早的事，這也是中國特有的體制決定的，財政撥款要靠關係，不透明，不討論，就是領導的一句話，用了就用了，於是駐京辦就氾濫成災了，其實任何國家的權力集中都會導致這些類似駐京辦的機構在國家的政治中心滋生和繁衍，美國就有大量的遊說機構在華府駐紮，但美國的遊說機構往往是代表大企業大財團的利益的，少有人『跑部錢進』，因為國會的議員本身就是利益集團的代表，遊說機構要做的就是說服這些國會的議員在國會的議題上爭取有利益於本企業本集團的議案通過，包括相當一部分的財政撥款的議案都是通過遊說組織的遊說功能而達到的。這也是中國的駐京辦需要學習和改進的方向，別老在暗地裡使壞，有事情擺到台上來講，中國缺的就是『擺上台』的制度，這個『被人擺上台』甚至是作為被人整的象徵，可悲啊！更可悲的是政府用了錢，老百姓也不知道，因為在領導的意識裡，這錢是國家的，而不是納稅人的。所以當年嘉慶就理所當然地認為和珅貪的錢是朕的錢，他好像也沒說這錢是老百姓的錢，雖然這些錢以後可能會用來賑災以及用於堤防等公共開支，但是他還是沒那個意識——認為這錢就是老百姓的錢，老百姓信得過我，放在我這裡讓我保管，並且讓我合理地支出。所以到目前為之，都鮮有領導認為國庫的錢就是老百姓放在你政府裡保管的錢。這個意識確實應該改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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