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縱觀中國的歷史，皇帝在推行各項改革的時候是很容易被以大臣們為代表的利益集團所孤立（這也是一種體制內的二元結構），從而形成意識形態的上的對峙。矛盾若是激化了，則可能出現大臣們要求另立新君，皇帝則殺一儆百的局面。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政治遊戲。成敗的關鍵在於誰真正控制了軍隊。中央集權的國家管理模式必然會造成財富的高度集中，從而造成嚴重的貧富懸殊，所以中央集權的管理模式才是造成中國二元社會結構的原罪（專家語：二元社會結構是指我國建國後通過一系列分割城鄉、歧視農民的制度安排而人為構建的城鄉隔離的社會結構，在一個主權統一的國家內，人為地把全體公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形成農民和市民社會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體系，這在當今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其實是作為一種封建的特質隨著朝代的更替而不斷地涅槃，也就是說，在中央集權的管理模式下，必然會造龐大的農民階級和數量相對較少的市民階級（古代的手工業者，商販，為官僚集團服務的人員等等）。而中國目前隱藏的最大危機是什麼？那就是當大量的農民湧向城鎮成為了農民工後，這必然會造成農業的萎縮，而農民工從事的大都是高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能的產業，這本身對社會來說只是佔用資源的一次性消費罷了，因為它根本沒有在國內有效地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大多數農民工進城務工後，大都不願意回去種田。於是國內農產品的銳減，造成農產品需要大量地進口，從而消耗掉了之前出口加工所賺取的那部分外匯。作為國有企業，大多數是生產高精端的產品，需要一定的技術技能，還有國家的職工制度，這些都成為農民工進入國企的障礙。目前的形勢是：國內的高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能的產業還能夠有效地接納大部分農民工進城務工。同時農民工自身權利意識也正在不斷地提高。隨著國家的產業轉型，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大部分高密度低附加值低技能的產業轉向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之後，在民營企業的接納能力非常有限，國企門檻太高的情況下，國家還能用什麼方式來安置這些農民工？總不可能把他們都趕回去種田吧！當這些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的利益無法得到滿足的時候，危機便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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