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裡，我都不願意回想那段暗淡的時光。記憶中最深刻的是除了那場春雨外，再就無雨，北方春夏之交特有的漫天柳絮，絲絲縷縷地糾裹著乾熱的夏風，一股腦地侵襲著我乾涸的眼眶和無助的心。
從我自行放逐於城市失業大軍後，我尤其棲惶的是媽媽的病，洗腎只是權宜之計，每到夜裡，我握了她的手久久凝神她的白髮不能入睡，她那時一宿要折騰十幾次，每當聽到她不由自主地輕聲呻吟，我都像聽到死神一點點臨近的腳步聲，感覺病魔一點點正竊奪母親的生命。
那些日子裡，我經常於清晨和黃昏漫無目的地徘徊於附近街道上，感受風浪襲入生活的難耐之癢、切膚之痛。我清楚地知道，目前只有兩件事要做：我辭職的事，是要瞞住媽媽的；而媽媽的病，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程度。
實際上，離職並沒有給我帶來多少金錢上的缺失，我的工資無論在司法廳還是在監獄，都不過千把塊錢，這微薄的薪水對於我母親的病，是杯水車薪。我那時想到的唯一弄錢的法子，還是賣房子。我在司法廳家屬區的房子是房改分房，這套五十多平米的一樓當時只交了三萬元錢就買到手中，現在以它的位置和地價，應該值二十幾萬。
我求小婉打印了百多份售房廣告，瞞了母親在我所在的城區廣而貼之。我把那台新手機從盒子裡解放出來，天天背著媽媽和人家商量房價。這樣就不免會經常有人來看房子，我千叮嚀萬囑咐，告訴他們不要聲張，當我帶了他們一聲不響地在房裡走來走去時，我很慶幸母親那時已經沒有太多的精力從自己的臥室出來，看這些陌生人闖入來覬覦她女兒的寶貝房子。
房子一周就出手了，被我家的三樓買去，他家有個剛退休的老太太，正想用這個房子開一間小賣店，我們是同事彼此也都信任，再不用換房本上交易稅，簽個協議就易了手。把媽媽動員出去，我著實費了不少心，好在和小婉已經達成了攻守同盟，我們就合夥兒騙她說房子單位要給裝修，得搬出去兩個月，媽媽開始也有點懷疑，但她老人家的精神頭兒大不如前，虛弱度日，只有透析後才精神一兩天，已經顧不上想太多的身外事了，就由著我和小婉把她搬到了老姨家。
我們暫時安頓在那裡，好在姨夫姨媽離婚後姨夫淨身出戶，姨媽又出國訪問，家裡偌大的房子只剩小婉一個人住，我的小表妹非常熱情地接納了危難中的我們，老姨在國外也一再電告要全力幫助我們渡過難關。這時我手裡已經有了二十五萬，完全可以支付換腎的費用了。
我在醫院開始了一連串的身體檢查和吻合細胞組織排列測驗，每一項檢驗都順利通過，每一個檢驗報告都在鼓勵我向前邁進一步。
最後定在六月下旬，安排我和母親同時進入手術室。
這樣重大的事情，都是由我和小婉兩個女孩子決定的，我們甚至極為有遠見地從勞務市場雇了一個五十多歲的保姆來，許給她每月800元的高薪，是為了在我手術後恢復的十幾天裡，由她來幫助小婉來照顧我們大小兩個病人。
和醫大一院真的很有緣分，在半年的時間，我在這一家醫院做了兩回手術，只不過這次換了內科。臨手術頭一天，我悄悄入住與母親相鄰的在另一間病房，上午進行了例行檢查，下午，負責主刀的內科主任在我的病房裡坐了兩個多小時，一再告訴我不要害怕，國內醫院這個手術的成功率非常高。這我絕對相信，因為我知道高級病房裡正住著一位香港病人，特意回大陸來尋找腎源，最後也將要在這家醫院手術。
主任還非常耐心地向我交待手術前後應該注意的事項，這期間，除了我和母親加起來一共四位主治醫生在場，還有好幾名內科醫生和實習醫生都來看我，我看得出來，他們有的是聽主任術前交待，有的就是出於好奇，因為未婚的女兒給母親捐腎在醫院並不多見，他們都想看看我是什麼樣。
內科病房給了我們母女最大的關懷和照顧，護士長一天幾回親自來問長問短，一個勁地鼓勵我不要害怕。在下班前，小婉照例一一給醫生和麻醉師送上紅包，我們之前還擔心過這種一托二的手術是不是紅包也得雙倍，哪知道被他們一致拒絕，主任甚至責備小婉說你姐姐家裡這種情況，我們怎麼忍心收她的錢，老太太手術成功以後費用大去了，好好給你姐補養身體，她今後的負擔重著呢!
手術前的晚上我和小婉一直陪在媽媽身邊直到她睡下，老人家臨睡前還叨念著手術費用的事，但已經沒有力氣阻攔我們，人到這種時刻，求生的願望越發強烈，她嘴上不說，心裡還是希望能通過積極的治療獲得新生的。
護士體貼地給我發了安眠藥，我吃下去還是睡不著覺，就悄悄走下樓去，走到外科病房那邊。經過長長的走廊，我來到半年前我曾住過的病房，高煜為我訂的那個單間病房那天空著，我隔了玻璃看著裡邊，眼睛不知為什麼濕潤了。我在那裡站了好久好久，心想一旦手術結束恢復體力，我就一定要去二獄探望高煜，不管他犯了什麼樣的罪，他的境遇都讓我揪心不已。不知為什麼，他的落魄反倒讓我覺得我們之間拉近了距離。我承認，我有點想念他，就像想念我一位親人，我想這可能這就是共同的苦難結成的情誼吧。
這一個月裡，我已經給他寫了兩封鼓勵的短信了。
手術那天早上，我又夢到了林教官，夢到了我們迅疾地奔跑，只不過這回改了地點，變成在崇山峻嶺之間，我有點力不從心，跟不上他的腳步，是他拉著我一氣跑上了山巔，然後我們就那樣拉著手一覽眾山小。醒來時有個念頭在我心中一閃而過，我想我原來說自己是殘疾還多少有些調侃的味道，但現在真的是要殘缺了，結婚可能真的成了一個遙遠的夢。這樣一來，我竟然有了一絲絲的竊喜，我想那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不提婚嫁，可以終生和我的愛人陰陽相許了。
上午手術前，我特意換了身便裝去看媽媽，她一夜都是小婉陪床，這會兒見了我就有些怨艾，說你忙什麼呢，叫小婉在醫院住了一宿，難為人家孩子了。然後孩子氣地跟我叮囑，媽要死了家裡就剩下你一個人了，結婚叫你老姨幫你操辦，然後上墳時告訴媽一聲。
我和小婉默契地笑著，哄著把她抬上了活動床，幾乎內科所有的護士和其他病床的陪護都上來幫忙，素不相識情深誼重地站了一屋子，叫我感動得鼻子發酸。送走媽媽後，我在兩份手術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步行走進手術區，上了另一張手術台。
負責術前處理的護師挺願意說話，備皮插導尿管的時候，不停嘴地分散我注意力，發現我腹上一處淺淺的傷痕，好奇地問你這兒怎麼了，我解釋說我當兵時受過槍傷，好在沒有穿透，只是子彈劃過小腹留下的彈溝。她聽了非常感慨，說你這小歲數可真不容易，前世不知是遭了什麼罪了，我想想也真是，就和她一起笑說我就是挨刀的命!
我要求給母親全麻，而我局麻。我們母女倆同時開始手術，可能是因為主任主刀，或者有觀摩任務，足足有十幾位醫生參觀展覽般圍了一圈看我摘這顆腎，他們口罩後的眼神或多或少都寫了些同情和憐憫，我最反感這種眼神，想抗議無奈嘴上套了一隻氧氣罩，只能在眾目睽睽這下刀殂魚肉地任人宰割。
手術成功。
然而，令我更加難堪的事發生在手術的第二天。
那時已經快到七月，擁擠的大病房內設了八張床，連同陪護的足足有十幾個人。我插了根導尿管不敢稍動地側臥在自己的病床上，可能是術後休虛，一動不動還汗流浹背，隔一會就眼看著一細股血尿從管裡遊走出來，失禁於床下盆盂中，這滋味比傷痛要折磨人得多。我一邊自己挺著一邊還得擔心我媽大手術後兩天見不到女兒會怎麼想，正痛不欲生愁苦難耐，第二監獄的幾位領導神兵天降地出現在病房裡。來的全是男的，毫不避嫌地在我床前站成一排，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知道消息的，我除了趁雙休日到宿舍取過一次東西，已經一個多月沒和二獄有過什麼聯繫了。
我的天，我當時覺得有個地縫就鑽進去了。
對他們的慰問，我只說了謝謝就再也說不出任何話來，好在有小婉從媽媽那間病室裡聞訊趕來，口齒伶俐地向他們介紹了前後的情況。丁監獄長目光嚴肅地看著我一直沒說什麼，倒是周大明熱情洋溢地逗了我好幾句，問我你現在這個樣子敢不敢和我握握手，又說這回輪到我給你帶雲南白藥來了。
好在他們也看出我的難堪與不便，只呆了一會就走了，過後我只覺得汗水把枕巾都浸透了。
十幾分鐘後小婉回來了，告訴我二獄的領導們到我母親病房也站了一會兒，沒說透我的情況，還當我是單位人一樣安慰老人家半天。他們臨走交給小婉兩個信封，我接過來一看眼淚唰就下來了，一個信封上裡是我的五、六兩個月工資和那未報銷的四千多元醫藥費，另一個信封裡裝了整整一萬元錢，寫著二獄全體幹警捐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