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飛——顛倒眾生地糊塗為什麼要在冬天唱歌冬天快到時，我終於有了一個自己的樂隊。你知道，在北京城，是個人都會有樂隊，而且多數還是朋克。所以說，有一支樂隊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不管怎麼說，我耐心的等待並沒有落空，我有了一個吉他，一個鼓，一個貝司，另一把節奏吉他我自己彈——那是樂隊中唯一的非電聲樂器，由於我的無能，它的聲音總會被電聲的噪音無情地吞沒。下午，我要騎車兩個小時，穿過幾個高校，立交橋，路越來越偏，橋越來越窄，到三環邊上一個名叫八里莊的地方，有一個租下的地下室，我們和外地的商人、民工、妓女一起排練。晚上我還要一個人騎車回去。我還要在學校裡上課，偶爾到某個電腦公司混事兒。和所有的無產階級一樣，我自力更生，然而並不為此自豪。我穿過城市的地鐵站時總是由衷地感到虛弱。到了週末我常常攝取大量的麵包，一直吃到要嘔吐為止，從而獲得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滿足。這和一個風流的小報記者從他的女同事的碩大**上得到安慰的原理是一樣的。當我在主幹道上逆流狂奔的時候，我知道這與我想像的糜爛的生活相差甚遠。這個冬天我在奮發圖強地看舊書，村上春樹、杜拉斯、馬爾克斯和張愛玲，一切色彩艷麗和淒涼的故事，都和一個末路窮途的小資產階級的心情暗中謀合。我還想寫風月小說，這回不要那麼生硬和陰森，應該是溫暖和艷情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個士大夫和一個南方的獠族女子，一個房地產記者，一個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來很庸俗，實際上也可能很庸俗，什麼東西到我手裡都會變得難以置信的庸俗。今年我終於發現自己毫無寫作的天分，想像力枯竭，詞彙貧乏，一到男主人公和不同的女人做愛時我就卡殼，因為我不知道肉體的差別是不是類似一隻橘子和一隻蘋果的差別，還是一隻南方橘子和北方橘子的差別。這個城市的所有單身漢幾乎都有一張大大的雙人床和成打的避孕套，可是他們都拒絕回答我的問題，不知出何居心。所以我處處卡殼。我只好唱歌。不停地唱歌。我是殺人的人/我是被殺的人/我是殺人者的妻子/我是它的幫兇事實上，交流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傳達自己的意圖時，我總是膽怯和猶豫不決。我們在《現場》這首歌卡殼了。我羞於提及我的企圖，可能這件事情根本就是漫無目的，是任性和徒勞的。"開始是陰森的、若有若無的哼鳴……自言自語，然後#39;啪#39;一聲全打開，嘈噪，緊張、恐怖……在殺人；然後是民間送葬的嘹亮、高昂的嗩吶，喜慶的，然後是溫柔的小調，撫慰死者……"我徒勞地打著手勢。我們面面相覷。送葬是什麼樣子的？我曾經在清晨聽過。在一個偏遠的小縣城。有人死了，是個有錢人，吹了三天三夜。很高興。人死了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中國人的生死觀很奇特。然而莊子的鼓盆而歌業已失傳。本土的，熱烈的，送葬。美麗和歡快。這樣的冬天。"要用七和弦。"貝司說。可是這與和弦無關。我和貝司打了。他不知說了句什麼，我說你媽逼，他說你媽逼。我拖著吉他撲了上去，被他在頭上打了一記。我哭了起來，很大聲。眼淚掉在地上。我沒想到眼淚這麼巨大，大得讓我充滿了好奇。最後我抬頭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麼，我又不是你老婆。鼓手年齡最小，業務最好，所以被我們寵愛。他失戀後迅速墮入了另一場戀愛。我幫他買來素雅而美麗的信紙，我們一起為它的第一封情書出謀劃策，一起對那個年方十七的女主角進行嚴密的心理分析。一個地下室的女人總喜歡跑過來，在吉他手的身上摸來摸去，並大驚小怪地尖叫。其實早已經不是戀愛的季節了。E-MIL裡總是寫著新郵件0封。夏天女孩子的藍色長裙，地鐵站裡曇花一現的擁吻，公共汽車上透明的陽光，情人頭髮裡殘餘的香波氣味。總是到了秋天我才會明白，幸福是永遠的烏托邦。我總是來不及對幸福做出規劃，包括做飯，洗衣、購物、做愛。清晨我像一個民工一樣穿過淒冷的街，那條街的名字叫幸福大街，而我因為對幸福心懷鬼胎而神色倉皇。偶爾，排練回來我會經過一個教徒的家。他有黑澤明、伯格曼、阿莫多瓦以及數不清D.他完全可以活在一個色彩絢麗的聲音和顏色的世界裡。鍋裡歡快地煮著白粥。他坐在我對面，默默地遞來一本小小的箴言錄，第38條他說。第38條是主對我們千篇一律的告誡，不要沉迷於慾望之中。我想，為什麼他不站起來，邀請我和他一起上床呢？屋裡這麼溫暖，床這麼潔淨，而我又那麼寂寞，那麼地需要安慰，我一定不會拒絕的。然而他只是靜靜地坐在我的對面。墮落也是需要資本的。必須有一點姿色，一個豐滿的胸部，和一點點廉價的香水。而我只能面無表情，用乾巴巴的聲音唱歌。沒有人看到你所說的那種更為美好的生活，我說。大一的時候，我想嫁給一個攤煎餅的人；大二的時候，我想和一個修自行車的人結婚。現在，我只是希望每個週末都有巧克力吃。你看，我並不是那種有很多奢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