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了一個通知鄧副局長讓我給他寫另一篇講話稿——在全局安全生產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還是那個程序，我克服了不熟悉業務的困難，寫完了。
在我送稿子時，還碰上了顧主席。他見我在鄧副局長的辦公室，奇怪地問「你……你怎麼也在這兒？」
沒等我答，鄧副局長就向顧主席說「你不是說有個能寫的去材料處了嗎？咋的，伊依在你的手下時，我不能隨便用；現在不歸你管了，我還不能用啊？」
顧主席走後，勞資處的處長進來了，他對鄧副局長說「上面下來一筆款，是給困難職工的補助，咱們往下發不？」
鄧副局長問「一共多少錢？」
「八萬多塊錢。」
「那幾個錢還發啥！」
「你是說不發了？」
「不發了！」
「不發，我就不做這個表了？」
「別做了！」
八萬多塊錢，對領導們是個小錢，對職工就是大錢了，特別是對困難職工，雖然分到他們的頭上，人均沒多少，但也許能幫他們度過關坎。
上邊的政策到了下邊，執行起來，就有變動。
這次寫稿，除了大家對我的恭維之外，我也聽到了另一種聲音。
古姐來我的辦公室說「鄧副局長總找你寫稿，這就像剪頭的一樣，用慣了誰剪，就老愛讓誰剪，不愛找別人給剪了。」
她說鄧副局長是我的一個回頭客。這個比喻令我不舒服，好像僅僅是鄧副局長的一個習慣，那個艱巨而又被很多人羨慕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把我的努力、學習、奮鬥給抹殺了，把我幾夜不睡、苦思冥想的成果給抹殺了。但又一想，她說的也是對的吧？做得好了，人才會再來找你。
這兩次特殊的任務也傳到了工會，黎部長給宣傳的多。
黎部長要我給他寫個大的匯報材料，與鄧副局長的正好碰上了，要的都很急，一宿寫兩個大稿，我整不出來，我向他如實說了。
黎部長說「伊依行啊，你還給鄧副局長寫講話稿呢！行！你寫吧。我再想想辦法。」
這真是個怪現象，別的領導想安排給我的工作遇到鄧副局長佈置的工作，都自動給讓路。這不是我個人的能耐，而是鄧副局長的權力影射。
還有一個人的宣傳，就是趙副處長。在局工會的部長們全來我們單位檢查工作時（顧主席有事，沒來），趙副處長說「你們局工會不行，留不住人才！伊依讓你們單位給甩出來了，你們不用，到了俺們單位，人家鄧副局長用了，給他寫！」
部長們沒有一個人搭話的，很多人低著頭。
我下基層，與部長們沒有關係，當然也不是說怨顧主席，當時的條件就是那樣，作為顧主席，要全面綜合把握。我誰也不怪，只怪我來的不是時候。
趙副處長也是好意，是為我說話，但他說出來的話，也會使有些人有想法。
鄧副局長完成了他的講話任務，我完成了我的寫稿任務，對鄧副局長和我都屬於工作，但是對我的周圍卻起了很大的反響。尤其是沈書記對我的態度，轉變的特別大。再就是別人對我的評價。顏如說，局工會的人有的往上調了（如天秀），有的辦內退了，只有我一個人下來了，其他的都沒動。換句話說，我是局工會唯一的被裁下來的、被甩出來的人。雖然顧主席做得很周到，為我一個人，跑了幾趟材料處，但是，這仍然改變不了大眾的看法。鄧副局長有秘書不用，偏用我這八桿子打不著的剛被減下來的人為他寫稿，這就使公眾對我另眼相看了，他們也公認我不是「庸才」，鄧副局長也不能用一個庸才為他寫稿子，那麼，我就很自然地被人歸為「人才」了。
局裡召開了宣傳報道員會，我們單位的領導讓我去了。
在會上，我受到了表彰，得了個證書。
會議快結束時，組織部門的人向我們大家齊的錢，每人交二十元，全體去了飯店。
項梁總編也去了。
他向我說了招聘的內幕。
他說「當時，黨委書記保了一個，黨委副書記保了一個，我推薦的是你，他們不讓去，非讓他們的人進報社。報社裡有個閒人了，讓寫稿寫不出來，我再整倆這樣的人來，都不幹活，出不了『菜』，我成天下去跑……」
他說的是小寧吧？
項總編說「我也來了強勁了，我推薦的人，你們不是不用嗎？那麼，你們推薦的，我也不用，咱誰的也別用！我就這脾氣！你看著了吧，公開招聘，招聘完了，報社一個也沒要，就電視台的要了一個播音員。」
招聘的真相浮出水面了。
出於對招聘的不滿，我說出了我給鄧副局長寫講話稿的事。
你說說我這個人，這不愛要我，那也不愛要我，真正寫東西時，想到我的人又多了。我也窩著一股火呢！不是看我不行嗎？還有看我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