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世界家庭數目急增，家庭規模日趨縮小，人們的家庭觀念發生變化，給社會帶來巨大衝擊，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傳統家庭模式一般至少包括夫妻和子女兩代人，並普遍存在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的現象，「四世同堂」是中國傳統社會典型的家庭結構，大家庭往往備受推崇，而「分家異炊」則被認為是可恥行為。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與觀念的變化，家庭規模逐漸縮小。20世紀70年代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後，出現了第一代獨生子女，三口人組成的核心家庭逐漸成為城市家庭的主流。截至2001年底，在中國35123.4萬戶家庭中，平均每戶3.46人。
隨著社會進步和時代變遷，為適應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傳統的中國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都在發生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簡單化和家庭模式多樣化，成為中國現代家庭的主要特徵。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由於年輕人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提高，家庭觀念日益淡薄，對老年人的責任感也逐漸弱化，養兒防老的觀念淡漠，許多人選擇終身不婚，單身貴族已形成一個階層，甚至出現了新形式的混閤家庭。他們當中選擇「丁克」家庭的人數增多。在父母離婚的單親家庭中，由母親撫養孩子的家庭居多，因為絕大多數女性有獨立的經濟收入，而且在離婚時財產分割照顧帶孩子的一方，使孩子隨母親生活成為可能。
時代的進步，中國人的婚姻觀念也在發生重大的變化。從前人們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認為「嫁雞隨雞」，把離婚當做是丟人的事情，如果一方提出離婚，另一方會強烈反對，甚至發生家庭悲劇。現在，對離婚時財產分割、債務、撫養費這些問題的關心，說明對於離婚這個問題人們已經發生了觀念的轉變，在感情無法維繫的時候，雙方考慮的是自己以後如何生活，如何開始新的人生道路。從這一點來看，人們似乎更加實際了，也更能以平常心來看待生活中的悲歡離合，這是一件好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觀念的變化也是正常的。
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婚姻家庭觀念轉變，是家庭模式變化的主要原因。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工業化生產與現代化生活，特別是非農產業迅速發展和農民的進城務工，需要勞動力自由流動，而幾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以及老弱病殘的拖累，不利於經濟發展和個人進步。因此，結構簡單、便於流動的小家庭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
在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推進的同時，新一代群體為追求更大的個人價值和更多的生活享受，除被動不婚外，選擇獨身和晚婚的人數日益增長，生育率下降。另外，未婚同居現象的增多，也使家庭的傳統形式受到挑戰。婚姻家庭觀念的變化是中國家庭規模、結構和式樣變化的又一原因。一位新女性這樣評價自己的婚姻：我喜歡挑戰自我，不想受家庭束縛。我是受到多方面壓力並猶豫好久才結婚的，現在也沒有要孩子的打算，因為工作壓力太大，而且有了孩子會約束我的自由。
伴隨著家庭結構簡單化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的出現，一些新的社會問題也隨之而來一方面使「空巢家庭」（子女不在身邊的老年夫婦家庭）和老齡鰥寡孤獨家庭增加；同時，中青年群體由於生存壓力的加劇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他們對贍養父母的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更傾向於以探訪的方式或以金錢的方式來孝敬父母。這樣造成了老年人更加孤獨、抑鬱、焦慮等心理不適現象的時有發生。而在農村，老人一旦喪偶或喪失勞動力，還可能面臨著貧困和生活無著落的危機。家庭對人們獲取精神安寧、鞏固社會及文化關係以及促使後代健康成長等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每個老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都應該受到子女的關注。關懷每一個家庭，特別是「空巢家庭」和老齡鰥寡孤獨家庭，給老人們更多的物質援助和心靈慰藉，促進老人們身心健康，是做子女的基本義務，也是中國傳統的美德，同時也是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因素。
中國城鄉社會的結婚率在一九八一年達到最高峰（千分之二十點八）之後，此後開始逐漸回落，從一九八七年至今，結婚率呈連續下降之勢。近年來家庭、婚姻結構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未婚同居現象迅速發展，並被社會道德觀念所默許。除被動不婚外，選擇性獨身和晚婚是導致結婚率下降的原因。初婚年齡推遲和獨身增多影響到初育年齡後移和生育率下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國婦女的平均生育年齡在二十五點一歲至二十五點五歲之間波動，2000年為二十五點五歲，之後一直在攀升。同時，中國的離婚率還將會保持繼續增長的勢頭。而大城市離婚率的迅速攀升，挑戰了婚姻所特有的雙系撫育功能，讓人對婚姻問題不得不深思。婚姻對*關係的約束力在下降，越來越多的*不再借助於婚姻的形式，或者逃避這種形式的約束。
恩格斯曾經講道：一夫一妻制家族與對偶家族差異的地方在於婚姻的約束來得更堅固*，此種關係已經不能由某方任意地解除了。這時的通例已是只有男子可以解除婚約拋棄他的妻子。男子的通姦權，這時已為習慣所保證（《拿破侖法典》曾確定地給丈夫這一權利，只要他不帶情人到家裡來），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這種權利也愈行得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2章《家族》，生活書店，1945。）男權制是封建社會的支撐，家庭的穩定代表了男權制社會的穩定。恩格斯生動地闡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之所以穩定的原因以及社會對這種穩定的需要，雖然他的直接研究對象是從原始公社末期到19世紀初期的人類歷史，但是對於我們瞭解20世紀末期中國家庭和婚姻狀況依然有深刻的啟示意義。當然，這也不是說我們可以否定現代以來中國社會的進步。事實上，也只有在個體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理解和照顧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保證在必要的時候人們選擇犧牲小我，成全大我。傳統社會在保障個體的這種權益的時候，是以犧牲和剝奪婚姻中女性的權益來達成的，法律出於男性利益而保障家庭穩定。
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使經濟、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給中國的婚姻和家庭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人口學者唐燦認為：近三十年來，中國的家庭模式呈現多樣化，家庭規模趨於小型化，婚姻功能正逐漸在被削弱。中國的婚姻觀念發生變化，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在下降，傳統的婚姻功能正在受到「更注重個人價值和生活享樂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挑戰，正在被削弱、淡化」。19*年12月8日，第4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宣佈1994年為「國際家庭年」。1993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宣佈，從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為「國際家庭日」。聯合國的這些舉措，是為了讓國際社會都來關注並努力解決現代家庭中所存在問題，鼓勵人們用生命和愛心去建立溫暖的家庭。
現代社會，家庭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意義較之從前已經大大削弱。封建主義覆滅宣告了家族制度的覆滅。隨著君主政體的解體，領主制度、世襲制的廢除，家族制度的沒落成為必然，血緣聯繫對於人類生活結構的意義開始下降，家庭的存在不再有家族的支撐，其對社會的穩定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其他政治功能就此也受到削弱。總之，現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家庭在社會中的政治功能已經漸漸地削弱了，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舊的門閥制度在消除，參與社會事務是以個人身份的公民而不再是過去的家族、家庭，個人的權利得到充分體現，社會政治權利直接和個體聯繫起來，家庭不再是過去的中介作用。婚姻家庭在現代社會中已經不再是社會生產的組織者、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社會道德的實行單位，現代社會的基本單元已經最大限度地落實到了個體的、獨立的人身上。這是傳統家庭觀念逐漸被打破的社會現實基礎。現代社會反對人對家族和家庭的依附，反對婦女對於丈夫的人格的依附，反對成年子女對於父母的人生依附。人格獨立是現代人格的核心，現代社會正是建立在這種以人格獨立為基礎的現代人之上的。無論是政治選舉，還是工業生產，無論是職業教育，還是社會保障，現代社會的立足點都是個人而不是家庭：選票直接下發到全體選民個人手中，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投票；工作機會均等地交給社會中的個體而不是給家庭。家庭在現代社會不再具備組織者的功能，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也沒有單元功能的作用。因而，家庭的部分解體，婚姻的比例性消潰並不會妨礙社會的穩定。
由此觀之，向來以家庭為重的中華民族，家庭觀念也漸漸地變得淡薄了，所以出現了單身者，這也是有其社會發展的合理性的。傳統社會中家庭所擔負的職能在現代社會中正在逐漸地社會化，這些職能從家庭中轉移出去，一方面解除了家庭的負擔，另一方面也使家庭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
在過去20年，上海的離婚率增加了20倍，已經成為中國離婚率最高的城市。新婚姻法簡化婚姻程序和離婚程序之後，結婚和離婚更加輕率。在這種大背景下，一些人的婚姻觀念開始漸漸變化，甚至多樣化：有認識13小時就喜結連理的「閃婚」，宣告速食文化的高階化；有結了婚也堅決不睡在一張床上的「無性婚姻」，保護各自自由並預防艾滋病；有領了證也只在週末歡聚的「週末夫妻」，成為某些中產捍衛私人空間和時間的生活方式……各種影視作品和社會個方面都反應著這些婚姻模式與問題的演化，正是這種現狀的投射。道德判斷在這裡無所作為，我們只看到困惑、不確定的婚姻和現代人的迷茫。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中國的婚姻和家庭領域正在明顯地發生著適應性的演變。這種演變為強烈的功利所驅動，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生產經營方式為背景，以擴大化的人際關係活動為中心，以開放式的現代婚姻家庭觀為先導，以多樣化的結構性漸變為過程。其間管在婚姻家庭領域存在許多問題和不盡人意的表現，但中國婚姻家庭的穩定結構已經受住了市場經濟帶來的震盪和衝擊，中國現代婚姻與家庭態勢正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綜觀現代婚姻的走向，我們不難發現傳統的婚姻家庭道德觀念正在從單一模式逐漸轉向多元化。婚姻契約只有走多樣化的道路，才能適應不同的情況，讓人們在自願的結合中增加幸福。要認識到，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自身條件，有其對婚姻的獨特期望，所以他們應該有其獨特的婚姻契約。過去，人們動不動就讚揚某某的婚姻很高尚、而某某的婚姻很市儈，這個習慣既武斷又無禮。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尊重旁人的生活取向，容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取向、不同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才是現代生活的道德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