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在不同地域和不同的社會位置之間流動。人口的流動行為包含兩大類：一類是人口在不同地域間的永入性遷入，遷出和暫時性的移居行為，人口學中常稱之為人口遷移和人口流動。經典的人口遷移理論認為，人口遷移是由獨立的個人為達到預期收入最大化而進行的。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近年來，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急劇增加。按照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資料，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超過一億，其中，18週歲以下的流動人口達1982萬，據權威部門預測，2005年流動人口數量將達到一億三千萬，2010年接近一億六千萬。我國目前約有1.5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大批農民工從農村流向城市。遷移和流動的主體稱遷移人口和流動人口。人口的遷移和流動行為模式或方式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產生此類行為的基本動因就是流動個體和群體為了在經濟上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目的，滿足某種或多種需要。另一類是社會位置的變遷，指人們從一個階層向另一個階層，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從一個階級向另一個階級的社會位置的移動，人口學上亦稱人口社會結構的變動。
全國範圍內流動人口規模的急劇增加，是我國1990年代重要的社會現象之一。如果說早期出於經濟原因的遷移，往往是經濟活動能力較強的人先行遷移流動，離開自己的家庭。但是隨著時間變化和人們對家庭生活的需要，便會開始大量出現投親靠友的遷移流動。許多分離的夫婦與子女再度在遷入地團圓，乃至出現閤家同時遷移（郭志剛，2003）。也正是到了1990年代，早期於1980年代遷移與流動的先行遷移者開始逐步將本家庭成員接到遷入地，甚至於有部分經濟能力較強或者所依賴的外部資源與社會網絡更強的可能是同時到達遷入地。從而使人口遷移與流動的家庭化成為1990年代人口遷移與流動不同於1970和1980年代的一個重要標誌。
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變遷的根本動力。每一次生產大發展，社會大變動，都將引起人口流動大潮。晚明，是有明一代生產力發展最輝煌的時代：糧食生產持續增長，並形成新的商品糧生產基地；各地「改糧他種」成風，商業性農業獲得大發展；手工業和城市迎來了新的發展時期，尤其是大批新興工商業專業市鎮拔地而起；白銀成為主要貨幣，對外經貿交流空前活躍，各行各業生機**的發展，首先要求為它們提供大批的勞力支持。勞力從哪裡來？答案只有一個：由農村供應。這也是晚明農村人口大流動的真正內在動力。
人口的流動，造成地域文化的輸出和流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交融和相互影響，語言與文化這些原來帶有很強地域色彩的精神產品也隨之流動起來。以前的觀念認為，越是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才能具有世界意義，而今天，能為世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所接受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才是人類共有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融，將產生新的文化血型，為自身的發展注入真正的活力。
提起人口流動，人們往往會聯想到「民工潮」，一般來說，流動人口特指那些臨時性的人口移動。而在目前情況下，通常使用的「流動人口」概念包括了所有沒有辦理「戶口遷移」手續的人口移動，無論這種移動是短暫的或長期的，通常依其戶口登記狀況被稱之為「暫住人口」或「外來人口」。由於這一特殊群體符合人口遷移的基本特徵，於是他們也被看作一種特殊形式的遷移，即相對於「正式遷移」而言的「非正式遷移」。兩種遷移的不同主要通過戶口登記狀況的差異反映出來。
當前的人口流動在空間上具有不平衡性，跨區域的民工潮的流向多趨向於東南沿海，這其中流出比較集中的是四川、河南、貴州、湖南等省。由於我國過去長期堅持控制城市人口增長和控制非農業人口增長的政策，國家對遷入農村、包括城鎮郊區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在政策上基本不予限制，因而比較容易落戶並完成戶口遷移手續。而對遷入城市、城鎮的人口則實行嚴格的選擇，將遷移權優先給予城市經濟發展急需的專業人才和技術人員。
形成農村流動人口家庭問題有諸多因素：戶籍制依然使農民工難以享受市民待遇；農民工就業層次總體比較低，收入比較少；社會政策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社會救助、社會服務等方面對農村流動人口的家庭支持和投入還不夠，等等。
在一個和諧社會中，各不同階層的人們應該相互接納、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相互幫助，而不應該是相互分割和對立。「三元」結構顯然不是和諧社會的理想結構，每一個追求理想社會目標的社會成員，都有義務為改變這一社會狀況而出力。
東部與中部之間人口遷移數量的差距最小，1979年東部與中部的淨遷入人口數量相差僅100萬人，到1985-1987年，在東中部人口淨遷移的數量上反而是中部比東部高出近100萬人，此後東中部遷入人口數量的差距逐漸拉大，儘管總體上看仍然是遷入東部的比中部多，但與人口遷移的東西部差距、中西部差距相比仍然小得多。相比較而言，東部與西部、中部與西部的淨遷入人口數量的差距比東中部差距就大得多，這種趨勢自改革開放後一直延續到現在。1979年東西部和中西部的差距分別達到520萬人和410萬人，其後這兩大地帶間的差距一直呈下降趨勢，除了1985-1987年間東西部差距低於中西部差距外，其他年份東西部差距都高於中西部差距。
人口遷移是城市化的途徑之一，人口城市化對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控制人口增長，緩解城市人口老化有重要作用，但是農村青壯勞動力大規模的流向城市卻可能導致農村空心化，並加劇農村人口的老化及導致人口過快收縮和城市、農村的進一步兩極分化。其次，流動遷移人口對流入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現實問題。外來勞動力對本地勞動力供給狀況、工資、整體經濟運行及新就業機會的創造，衝擊和影響相當複雜。由於擔心「外來人口」影響本地就業，一些地區特別是大城市紛紛出台了干預外來人口就業的政策法規乃至歧視性政策。人口流動直接挑戰城市管理、移民、戶籍管理制度與城市化政策等方面。由於戶口至今仍然在城市社會經濟生活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這些「非正式遷移」人口無法享受和城鎮「正式」居民同等取得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機會和權力，於是形成不同戶口狀況的移民在就業機會、行業和職業流向、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多方面迥然各異的移民群體。歧視性政策無疑侵犯了他們平等參與勞動的權力，加大了他們的生存壓力。「外來勞動力」字面本身就含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和歧視性意味。當戶口已經成為身份的象徵和制度的保護者時，在這種制度安排中，即使「外來人口」幹得再好也無望融入城市社會中。長期對城市的傾斜和保護政策，限制了農村人口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改善福利的機會。人口遷移流動對勞動力市場的衝擊折射出戶口制度作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不適應十分強烈和明顯。
而農民工就不倫不類了。把家住在鄉村的人統統叫農民，就定為一種身份，今後無論你幹什麼這種身份都不會變，已經奇怪，可是原是農民或者他們家庭出身的幹部、教師、軍官卻又不稱農民幹部、農民教師、農民軍官，唯獨把農民甚至鄉下出外打工的人，叫農民工，更是奇怪了。這樣一來，把人都搞糊塗了，把思想都搞亂了。關於這個「三農」一詞，已是長期的觀念誤區，是合作化、人民公社產生的。現在既然廢除了人民公社，可這個失誤的觀念，卻至今還在社會上普遍流行。給改革開放帶來很大麻煩。
由於流動人口家庭的特殊性，父母與孩子的交流互動少，因此流動人口子女比城市固定人口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時間與同伴交往，與社會接觸。社會經濟對流動人口子女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了學校教育的積極效應。
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弊端不可避免地帶來的負面影響：有人為錢可以出賣人格，有人為一己私利可以不擇手段……大人們通過種種言行舉止把這些不正確的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傳遞給了孩子，混淆了孩子的是非標準。有不少流動人口子女認為讀書有什麼用，我的父母沒有文化還不是照樣賺錢。也有相當一部分流動人口*城市後，由於傳統價值觀已喪失，而新的倫理規則和生活方式尚未建立，在一段時期內勢必有著各種各樣的心理失衡，也會對孩子的價值觀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在他們心理上是即「自強」又自卑，他們強的是荷包裡有錢，卑的是他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都市小公民。
流動人口集居的地方多半是一些「黃色文化」「庸俗文化」乘虛而入的地方。流動人口子女經常出入電子遊戲機室、網吧、錄像廳等場所。而像圖書室、健身房等文化娛樂設施則相對薄弱。這對於成長中的流動人口子女來說，身處文化的沙漠是最大的隱患之一。
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子女在放學後和節假日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僅佔5%，自己單獨活動的時間占40%，而與同輩群體交往的時間占55%。同輩群體作為社會化的一個單位，通過許多交往廣泛地影響著兒童。研究發現：當兒童在家庭中無法獲得適當需要滿足的情況下，尤其會受同輩群體的影響。兒童的同輩群體或多或少的與*有所隔膜。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發生公開的衝突。
流動人口子女組成的同輩群體，由於缺乏來自父母與老師的關心與指導，因此很多活動非常盲目，而且不良影響的傾向十分明顯。男孩子的言行舉止中頗有電視劇中黑道人物和武林大俠的「味兒」。調查中還發現：每一個流動人口子女所在的群體中都有一個首領式的兒童，他們常常糾結在一起出入遊戲機室和網吧、錄像廳。看一些*、荒誕和兇殺的碟片。有的甚至夜不歸宿。在群體內部發生矛盾也常常是通過打架來解決糾紛的。由此可以想像，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誘導，這些涉世不深，對社會充滿新鮮好奇的兒童少年很容易幹出危險出格的事來。
兩千多年的《詩經》就有「鄉村」一詞了。南朝宋謝靈運曾有詩云：「鄉村絕聞見，樵蘇限風霄」。*時期，梁漱溟、晏陽初等學者主張用鄉村建設以引發工商業，創造一條國家基本建設的新路，稱為「鄉村建設運動」，惜抗戰起而停。由上可見，由於六項人口的文化素質等個方面的差異，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無疑充當了衝擊文化特色的一種陰性因素，在人口流動中地域特色受到衝擊，無法在大融合大雜居的環境下得到優勢體現，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地域的特色，而在不斷的變遷和演化中喪失。
參考文獻《人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