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進步和時代變遷，傳統的中國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都在發生變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家庭結構簡單化和家庭模式多樣化，成為中國現代家庭的主要特徵。改革開放以來，為適應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傳統的結構複雜而規模龐大的大家庭，已逐步向結構簡單而規模較小的家庭模式*。中國自古就有深厚的崇老、尊老、敬老的文化底蘊和悠久的家庭養老傳統，家庭處於社會的中心地位。家庭的功能是十分廣泛的，可以滿足不同年齡段的每個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家庭成員的權利和義務，用倫理和法律的方式在同一屋簷下被固定下來。通常來說，父親是一家之主，家庭成員之間的分配原則是平均主義，不論貢獻大小，各個方面的物質需求基本上都通過家庭獲得滿足，這是家庭消費功能的機製作用。人老以後，要在家養老，也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家庭是老年人養老的基本載體，在沿海和內地這一基本立場都沒有受到經濟的衝擊而改變。
孝順是家庭生活中的核心價值，家庭生活在儒家治國之術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得孝順成為整個社會秩序的關鍵。若干世紀以來，父母不斷地向子女強調，如何對待長輩是衡量他們的道德價值的重要尺度。順從父母的願望，關照父母的需求，在他們的晚年為其提供無微不至的贍養，這些義務超出了子女自身的願望與偏好。強大的文化和國家使得孝子的社會化得到了加強。這種官方強化的例子之一是「二十四孝」，它宣揚了成年子女為了*父母的需要和怪念頭而做出犧牲的一些極端的例子；另外也列舉了，對於不孝的子女將可能施行嚴厲的懲罰。同其他農業社會一樣，中國的成年子女是大多數年老父母的唯一贍養來源。孝的義務甚至在父母入土之後繼續延伸，通過祖先崇拜——被視作影響健在的家庭成員命運的要素——的方式來關照已故的父母及更早的親屬的需要。
城市中空巢和老齡單身家庭的比重遠超過上述比例。空巢和老齡單身家庭的社會問題在城鄉表現的不盡相同。在城市，主要表現為老人的心理問題和生活照料問題。老年人因單身或家庭「空巢」而引發的心理不適現象，如孤獨、抑鬱、焦慮、煩躁等在城市已經成為比較突出的老年問題；在農村，則主要表現為的老人的基本生活溫飽問題。在農村主要以家庭為養老支柱的前提下，老人一旦喪偶或喪失勞動力，將會面臨貧困和生活無著的極大風險。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區域經濟對外開放呈現出不同的模式。在我國經濟最活躍的東部沿海地區，先後出現了「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和「浦東模式」。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及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化，形成了「新蘇南模式」、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地處東部沿海地區的江蘇、浙江、上海，選擇開放型經濟作為經濟跨越的支點，使經濟發展*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成為中國開放度最高、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
即使政策強調共同富裕，但各地區發展水平不同，城鄉差別、內地與沿海的差距還是很大，這不能籠統而論。當然即使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差別很大，但已不是今天貧富懸殊的概念，體現的是生活水平「底線」的提高。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然是以社會財富增加為前提。專家指出，隨著國家更多政策體現社會公平，建設和諧社會，調節收入分配，即使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人均GDP的大幅度增加，必然是社會民眾普遍受益。
沿海地區富裕者相對集中，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嚴重挑戰，出現了一夫一妻多個臨時性夥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錢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稱，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結三次婚，30歲、40歲、50歲各娶一個*。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幾次調查，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幾十萬「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分幹部，少部分「二奶」還受過高等教育。對這一現象的研究始終未納入正式的科研課題，因此沒有全國性的調查數據，但可從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發現，98%以上的貪污**案件的主角都擁有一位甚至數位「情人」，而且這並不妨礙他們同時用公款嫖娼、獲得異性*等各種性消費。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價值層面被顛覆得最徹底的還是婚姻與戀愛觀。中國女性遭遇到的種種社會壓力使她們沒有安全感，而婦女們選擇自強自立又面臨那麼大的風險，於是她們往往將自己的人生寄望於婚姻，強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這使得女子擇偶過程中出現了極強的實用主義傾向，「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幾乎成為許多婦女的共識。目前深圳還出現了一種另類的男女性關係，即一些男人不願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邊地區的工廠裡找個打工妹，給其配一個手機，在方便時隨時幽會，每次給女方幾百元錢。據說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願，這樣掙來的錢比打工要高得多。婚姻的實用化與性的商品化。與此同時，女性逐漸喪失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之後，她們的受教育程度只不過是性商品資本增值的手段。九十年代媒體上出現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廳裡像貴婦、在廚房裡像僕婦、在臥室裡像*、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貞婦。」這樣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
沿海與西方接觸較早而且往來頻繁，因而受到的衝擊也較早、反應也較敏銳。中國的先賢就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因而在近現代，每當改革運動的興起或革命的發生，要變革中國傳統的社會制度，必然要變革中國傳統的家庭制度；要衝決傳統的政治倫理觀念，必須沖決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太平天國的統治區域內，曾對舊的婚姻制度進行改革，並且一度取消家庭，代之以「男館」、「女館」作為生產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維新變法的倡導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亦以日本和西方為參照，以興女學、戒纏足為其改良運動的先聲。康有為著《大同書》則以「毀滅家庭為其關鍵」，提出「破家界、為天民」的設想。其後，無政府主義者師復相繼提出「廢婚姻主義」和「廢家庭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從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出發，提出男女平等、女子有參*、教育權和婚姻自由等主張。他在任大總統期間曾下令禁止納妾、蓄婢和女子纏足。以上所述，變革婚姻家庭制度已開始*自覺階段，但它仍然是以男性作為女性的代言人和解放者，並非由婦女自己解放自己。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政治等各個領域的改革和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從而引起婚姻家庭的一系列變化。從社會變化的背景看有三個因素：一，7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城市中90%以上的夫妻只生一個孩子，因此，子女作為夫妻關係的紐帶意義大大削弱了；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廣大女性廣泛參予經濟生活，人們（包括廣大婦女）的收入水平明顯提高，家務勞動的社會化，使婚姻的經濟功能有所削弱；三，對外開放和文化交流的擴大化，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外來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會以最快的速度和很大的範圍影響著中國人們的價值觀念和婚姻觀念，人們在對待性、情感方面很開放，尤其是對年青人影響最大。四，政治因素對私人生活影響減弱，個人的自主意識提高；情感出軌等原因不再影響個人前途。
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我國的婚姻家庭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顯現出許多新的特點，其主要特點是：
1家庭正在從昔日的「生育合作社」和「經濟共同體」向以滿足個人需求，尤以情感需求為主的「情感心理——文化」群體過渡。家庭人口規模越來越小。改革開放後，中國的每戶平均人口就呈逐年下降趨勢。戶均人口數的減少必然使得家庭類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即核心家庭（指一對夫婦與未婚子女組成的家庭）的數量不斷增長。核心家庭的普遍盛行，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新時期以來中國傳統大家庭觀念的淡化、自我意識的增強。
2擇偶途徑變化。通過自己認識的婚姻數量增多，而且破天荒出現了通過媒體介紹或網絡成功實現婚姻的。擇偶途徑的變化，反映了社會交流增多，社會開放度增大。
3個人擇偶和維繫取捨婚姻關係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增強，家庭和單位組織對個人的選擇的干預相對減少。夫婦關係趨向平等。家庭關係中夫妻關係最為重要，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與改革前的變化趨勢相一致，就是夫妻間的平等意識不斷增強，各自的獨立性漸漸增加，與整個國家生活的*化趨勢相一致。
4夫妻關係逐漸代替親子關係，夫妻雙方的心理、情感、文化等因素對於婚姻的存亡和家庭的興衰起著決定性作用；在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上，尤其是與成年子女的關係上，相互獨立性也明顯增強。傳統的那種父母把子女看成私有財產而加以任意支配的思想意識明顯減弱。
5性觀念開放，離婚率上升，以前被人們視為異類的單親家庭、非婚姻同居家庭、婚外戀、*現象有增多的趨勢。在離婚原因方面：因第三者插足而離婚的人數顯著增多，全國範圍內占總離婚人數的25%左右，沿海高達70%；同*不協調，而離婚的占34.7%，有的甚至高達60∼70%（常訴感情和性格問題）因職務陞遷、工作調動、異地就讀等因素提出離婚的人增多；因價值觀念分歧而分道揚鑣的夫妻增多。目前，婚外戀已成為婚姻最大的殺手。
在習俗方面，沿襲千年的舊習俗，每逢春節、元宵，我國沿海內地農村都要舉行一些活動，如「點燈」「分糕」「上族譜」等，顯示「人丁興旺、世代繁衍」。幾千年來，受「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影響，女兒是不列入家庭成員的，因而這些活動便一向由「男丁」當主角，「女娃」是完全沒有資格參與的。隨著經濟的提高和意識的*，生女孩跟生男孩在習俗方面已沒有多少差別，放鞭炮、擺滿月席等一些過去專為添「男丁」而設的「程序」，現在也全部用在了女娃身上，而婦女上「族譜」的事也並不希奇。
女性地位的提高還反映在「元宵點燈」，「元宵點燈」作為家族紀念遠祖而舉行的一項重要活動，已傳襲了上千年。按照這一習俗，凡新添男孫的葉姓人家，其祖父即是「新公」，而「新公」則必須在第三年的元宵節到祖祠「點燈」，以緬懷先祖、激勵後輩。「過去生孫女的人家，祖父是不被當成『新公』，也不允許去祖祠『點燈』的。」現在不管家裡新添了南孩女孩，祖父都可以揚眉吐氣地參加「點燈」。
這就說明在我國不管沿海還是內地中『男尊女卑』『養子防老』等傳統觀念已被徹底摒棄，『生男生女一樣好』『女兒也是傳後人』等新觀念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婦女的社會地位已真正得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