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４７年底，在這一段時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軀，在姚玉蘭、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轉的跡象，精神體力漸漸恢復正常。他因為臥榻太久，許多事體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時也肯下８層樓到各處走走，轉眼間到了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驅車到市商會，參加元旦團拜，而在團拜席上，遇見了上海市警察局長俞叔平。
一見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將在元旦日舉行大檢閱，早就發過請帖，邀杜月笙蒞臨指導，現在大檢閱即將開始，他便勸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觀操。杜月笙一時高興，便答應了大家同去。警察大檢閱在福熙路浦東同鄉會門前，杜月笙一行抵達後，全部被邀上臨時佈置的閱兵台。一行人往閱兵台上一站，看過分列式齊步前進後，還有各種表演，時值嚴寒，朔風撲面，杜月笙起先倒還頂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個多鐘頭，他便感到十分不適，卻礙在節目還沒結束，不便中途告退，於是咬緊牙關硬撐，好不容易支撐到大檢閱結束，他匆匆告辭，趕緊回８層樓。他回家後往床上一倒，就此發了高燒，請醫生來診視，說是感染風寒得了惡性感冒，這一場大病又使他纏綿床第一個多月。等這次惡性感冒痊癒，早已過了陰曆年。陽春三月，「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將在南京召開，會中要選舉「行憲」後第一任大總統和副總統，３月２９日大會開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趕到南京，報到出席。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個月，下榻在洪蘭友的公寓，其間長子杜維藩夫婦曾專程自上海前來探視老父，杜月笙非常高興，他利用開會閒暇，帶兒子、媳婦往游南京近郊的風景名勝，這便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南京游了。「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會期，由於副總統選舉，一連經過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當選，所以會期一延再延，直到５月日才宣告閉幕。當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當日便在國際飯店開會，為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起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籌募到一筆巨額經費。只要健康情形許可，杜月笙每一個星期必定要到國際飯店去一次，因為他在上海發號施令的大本營、根據地———「上海地方協會」，經他硬性規定，一星期在國際飯店開一次會，議定一周大事，所以這一會議對於杜月笙可以說是相當的重要。上海地方協會的事情，他關照常務委員王新衡、秘書長徐采丞多負一點責任，這兩位是他十分愛重，可以信託的朋友。９４８年８月９日，南京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元券，規定金圓券元合「法幣」３００萬元，金圓券４元合美金元，８月２日，南京政府為加強經濟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區設置經濟管制監導員，特派俞鴻鈞負責督導上海，張歷生督導天津；宋子文督導廣州，同時令電各省市政府。不久，鑒於上海的情況改由蔣經國親自掛帥。根據「經濟緊急處分辦法」的規定，自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法幣」停止發行，民間持有之一切「法幣」、外幣及金銀，一律需在限期以內兌換金圓券。這時正值舉國災患頻仍，物價飛漲，民生維艱，蔣介石政權在人民的攻勢之下到了命脈如絲的生死存亡關頭，「經濟緊急處分令」就是蔣介石頒發，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劑，所以他是下了大決心要把這場運動作為一場戰爭來做。結果，他的明令見報，消息傳出，馬上引起了各界震動。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時候正臥病在床。他的反應是既明快而又堅決，首先，他命人打電話，馬上叫他的大兒子杜維藩馬上過來杜月笙看見杜維藩進門以後，喘著氣，從枕頭底下摸出兩把鑰匙，交給他，說「華格臬路樓下，那只保險箱裡還有一些銀洋錢，你統統取出來，送到銀行，按照政府的規定，把他們全部兌換金圓券。」杜維藩問「是在舅公住的房間裡？」杜維藩聽說的舅公住的房間就是指曾經顯赫一時、常年冠蓋雲集、門庭如市的那幢華格臬路老宅。勝利後它被改成了寧波西路，門牌號碼編為２，由於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過，再加上隔壁頭張嘯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橫屍兩人」，於焉被人目為凶宅，因而顯得門巷冷落，車馬轉稀。抗戰時期華格臬路杜公館的主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後方，華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狀態，杜月笙曾經把他高橋鄉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揚聲請了出來幫他看守老宅。朱揚聲在樓下挑了一個房間，就此在華格臬路長住，他那個房間裡有一隻很大的保險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險箱旁邊，誰也不知道杜公館那隻大保險箱裡，裝了多少金銀財寶？杜月笙點點頭，又吩咐他一句「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這裡來一趟，我有極重要的事情關照他們。」兒子答應了，杜維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會兒，然後辭出。他回到華格臬路，說要打開大保險箱，把裡面存放的東西拿到銀行去換金元券。轉瞬之間，這個消息驚動了全家。大家都要來看看，這隻大保險箱究竟裝得有多少金銀財寶？然而，當杜維藩在眾目暌暌之下，把大保險箱打開來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為大保險箱裡只有銀元３７２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