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便究意被衝到什麼地方我也無從知道，反正它們會變成化肥施在我們吃的糧食上面。人們總是在吃飯時談便色變，而拉屎時討論羊肉串與羊板筋的孰劣孰優卻異常興奮。其實將這件事情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問題便迎刃而解，大家都可以像我親眼目睹過的一個同學那樣，左手拿手紙，右手拿油條，在廁所裡邊吃邊擦。
就我所居住的這座宿舍樓的廁所而言，存在著諸多設計上的不合理之處。
首先，每層樓只有三間廁所，每間廁所僅有四個蹲坑，也就是說，其最大排泄總量僅可供２名學生同時使用，而每層樓有５間宿舍，每間宿舍可容納名學生，這２個蹲坑對３０名學生來說簡直就是僧多粥少，所以每天早晨７︰３０－８︰００之間經常會出現這樣的場景：四名學生在裡面怡然自得地蹲著，十幾個手握衛生紙的學生排在廁所的門外焦急等待那一時刻的到來。每有學生從蹲坑的小單間起身，排在隊伍最前面的學生便會瘋狂奔至單間外，準備時刻進入，此時也不再顧忌那股奇異的味道。也會有蹲坑的學生在完事之前掏出手機給同宿舍的某個同學打電話：「某某，你趕緊過來吧，我快拉完了，中午別忘了請我吃飯呀！噢，對了，帶點兒紙來，我剛才出來得急，忘了。」之所以建造如此之少的坑位，我想可能出於這個原因：宿舍樓始建於９０年，那時我國正鬧災荒，沒有誰動輒就把肚裡僅存的那點兒東西排出去，至少要存五至七天，所以坑位設計多了就是浪費，誰想到，二十年後的改革開放把我國經濟發展得如此繁榮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特別是在吃的方面，人們已經適應每天至少大便一次的習慣，由此看來，當初的設計師缺乏放眼未來的眼光。
其次，每個單間的擋門均無一例外地被拆掉，這樣你在裡面的所作所為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雖然沒有什麼醜陋可言，但畢竟屬於隱私範疇，所以每次當我置身其中的時候，總有一種惶惶不安之感。據說這些單間的門原來是存在的，時常有些文采稍好又擅描畫的同學在蹲坑的時候會將才華轉變成一些圖文並茂、內容生動的生理衛生圖解置於其上，這些東西被一位來我校視察不幸吃壞肚子的副市長盡收眼底，當即下令，拆除所有的擋門，不給不正之風任何有機可乘之載體。
再次，蹲坑單間內紙簍的位置有礙觀瞻，它總是被擺在蹲坑者的面前，蹲坑者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儘管會竭力不去看它，但還是會在無意中瞥到幾眼，極大影響到蹲坑者當天的快樂情緒。我們可以隨手將它挪開，置於身後，可大家礙於其不衛生，誰也不去管，只好眼不見心不煩。
我的２２歲就這樣過去，它已一去不復返，成為我生命中永遠的悲哀。
寒假過後，我們迎來大三的第二學期。學校安排我們到位於昌平的某機床廠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觀實習。
第一周週一清晨，我被一陣嘈雜聲吵醒，睜眼一看，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地起床穿衣，刷牙洗臉，並罵罵咧咧地抱怨著學校的凶殘施暴，破壞了大家０點鐘起床的慣例，許多同學在半夢半醒之間坐上早班車，飛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實習內容很簡單，由一名剛畢業分配來此的大學生帶領我們參觀工廠。此人姓張，與我們並無過大年齡差異，而且頗有共同語言，被我們親切地稱呼為：老張。
中午，老張帶我們來到工廠內部飯館吃飯，飯菜豐盛得有些出乎意料，我和楊陽、齊思新不僅喝了幾瓶啤酒，還抽了幾根「萬寶路」，對此我們受寵若驚。
我問老張：「我們以後每天都到這兒吃飯嗎？」
老張嘴裡嚼著花生米說：「哪有這種好事，咱們以後都得去食堂吃飯，今天特別。」他指著窗外一間破陋的大房子說，「就那兒。」
窗外，一名女職工正把飯盒裡的飯菜倒入門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飛蟲被驚嚇得從缸中飛出。
下午進行了實習分組，我和楊陽被分配到噴漆車間，齊思新被分到鍛壓車間。
我和楊陽待在車間無事可做，決定去看看其他同學，剛走出噴漆車間，就見齊思新正推著一輛滿載磚頭的小車艱難地從此經過，我們叫住他，問道：「你推磚幹什麼？」
齊思新指著鍛壓車間說：「那幫王八蛋在車間玩牌，叫我出來推磚，真他媽孫子！」
楊陽說：「把車扔一邊兒，甭管他們！」
齊思新碼了碼即將滑落的磚頭說：「他們說推不完五車磚就不准我下班！」說完，大吼一聲，推起小車向前衝去。
晚上，齊思新累得腰酸背痛，早早地躺在床上休息，並呻吟著說：「明天說什麼我也不去了！」
「為什麼？」我問。
齊思新說他在下班的時候看見若干輛滿載磚頭的卡車正源源不斷地駛進工廠。
第二天，齊思新果然沒有去工廠實習。一個星期後，同學中已經沒有人出現在工廠了。
這幾天的實習異常枯燥，大家整日坐在一間碩大的屋裡，從早晨開始，等待中午下工鈴聲的響起，然後拿著飯盒衝向食堂，搶在那些工程師和工人師傅前面買到午飯。吃過中午飯，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牆壁或站立著睡午覺，直到下班鈴聲響起，背著書包迅速消失。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區大風降溫。我在甜蜜的夢鄉中被電話鈴聲吵醒，睜開眼睛看到齊思新正雙目炯炯有神地看著我，我裝出極睏倦的樣子叫他去接電話，他躺在床上搖晃著腦袋說：「不去。」
我只好去接電話，可剛掀開被角，就感覺寒氣逼人，於是又裹緊棉被，躺在裡面期待齊思新熬不住或電話鈴聲自動消失。
這時，楊陽從上鋪探出腦袋，看見我倆睜著眼睛無動於衷地躺著，說：「你們怎麼不接電話？」
沒有人理他，鈴聲還在繼續。
「操，我去接，真他媽懶！」楊陽憑借整日引以為榮的腹肌，沒有用手支撐，便以平躺的姿勢坐起來，我在下鋪感受到從上面傳來的劇烈震顫。
「行了，還是我去接吧！」我及時阻止了楊陽，因為他每次下床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況，伸腳就踩，好幾次他都是踩著我的臉完成下床動作的，而他每次都會在落地平穩後笑著對我說：「哎呀，又沒看見。」我十分肯定楊陽的行為絕非無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床了，趕緊用手抱住腦袋，可是肚子卻成為他下床的第一落腳點，當時我剛吃完一大碗麵條，正準備睡午覺，這一踩險些釀成我的生命危險。事後楊陽說：「本來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麼腦袋呀！」所以，為了免遭空襲之苦，我還是主動去接電話，打電話的人可夠有耐性的，在我穿好鞋走到電話前的這段時間裡，鈴聲又響了不下十聲。
「喂，找誰？」這是我們接電話的通用方式，如果對方說要找某個同學，我們從聲音判斷出此人是學生家長的話，就會語氣平和地說：「您稍等。」然後把電話遞給要找的這個同學，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這個同學不在宿舍，我們就會在樓道裡大喊：「某某，某某！」此時會有一個腦袋從某間宿舍的門口探出，問道：「幹嗎？」「電話！」會放下手裡的牌或一把瓜子，風風火火地跑出來接電話。如果在我們大喊了許久後這個同學依然沒有出現，我們就對電話裡的人說：「某某不在宿舍。」對方會感激地說：「謝謝你，喊這麼大聲，連我都聽見了，謝謝啦！」
然而這次電話那端卻傳來一個匪夷所思的聲音：「你是誰？」
我一時語塞，不知該如何回答。
幸好對方又說：「我是機床廠的老張。」這才使我茅塞頓開。
接這個電話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原來機床廠的員工們在中午排隊買飯的時候發現隊伍不再那麼混亂，這才意識到我們已有多日未到，而學校和機床廠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們進行生產實習，還要保證我們的出勤，所以廠長要求我們無論有事與否都要出現在工廠。
第二天，我們不得不擠著公共汽車去往昌平。
學校周邊坐落著許多民房，那裡暫居著大量民工，他們每日早出晚歸，同我們一起擠公共汽車。他們在車上遭受許多北京婦女的白眼兒，被認為骯髒、野蠻、沒文化，在這裡我很願意為民工打抱不平，雖然他們會在公共汽車上搶座位，但絕沒有潑辣的北京婦女搶得凶，民工們坐一會兒僅是為了緩解疲勞，還有許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著他們去做。他們並不野蠻，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因為一點兒雞毛蒜皮而罵得不可開交，他們會同乖巧的小學生一樣，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雙手交叉，夾在兩腿之間，上半身微微彎曲，像個痛經的小姑娘，雙眼茫然地注視著窗外，看著車水馬龍的街道和一座座現代化建築。沒有他們，這些高樓大廈就不會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糞的話，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塊貧瘠的土地，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
每日同我們擠公共汽車的還有白領女士，她們總是在上班規定時間前幾分鐘才到站，下車後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橋，長髮迎風飛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皮包在她們的肩上或手中擺動，並不時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時間，我想這些白領女性中的多數是為了多睡一會兒覺才如此狼狽的。
與白領麗人相比，我們的實習就輕鬆許多，工程師和技術員正忙於單位分房，無暇顧及我們，只是偶爾帶領我們去參觀一下車間的生產，然後便讓我們自由活動。
我們對齒輪車間情有獨鍾，因為那裡有個女員工長相頗似鞏利，凡遇無事可做時，我們就會跑到那裡找她聊天。開始她對我們還很熱情，總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們海闊天空地暢談，但當她因為生產的齒輪數量減少和質量不過關而被廠長扣罰獎金時，對我們便不再一如當初，無論何時去找她，她總是半陰著臉，一副愛搭不理的樣子，我們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辦公室裡無所事事。有時，我們會買幾包煙，大家圍坐一桌，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直到屋裡瀰漫的煙霧讓我們分辨不出彼此。
終於熬到中午，同學們迫不及待地拿著飯盒奔向食堂，午飯已成為我們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過午飯，我們會和工人們在操場上踢一會兒足球，他們採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粗獷型打法，我們慣用穩守反擊，經常以柔克剛。
踢球的時候，工廠的廣播站會播放一些工人中間的文學愛好者撰寫的散文，播音員並不標準的普通話通過吊在樹上的大功率喇叭傳出來，響徹整座工廠。散文的內容經常先以開門見山的形式描繪春天美景，然後由剛抽芽的柳條或明媚的陽光聯想到工廠自身的發展，繼而昇華到祖國正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蓬勃發展，全國上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每當一篇散文讀到畫龍點睛之處時，我們就會因為提不起精神而被對手灌入一球。
一個月的生產實習在百無聊賴中即將結束，校方規定我們在實習過程中寫周記，本以為只是說說而已，可在實習結束的前一天，老師卻要求每人必須上交五篇周記，否則按曠工處理，於是大家背起書包，紛紛奔赴教室補寫周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