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5年的春天，余陽已經回國重執教鞭，只有汪虹還跟我在美麗的波希米亞四處奔波。雖然辛苦備嘗，但也總算賺了些錢。此時，她的理想是嫁到德國去。機會似乎又一次來來到身邊，一伸手就可以牢牢抓住。然而，命運又跟她開了一個近似殘酷的大玩笑。
995年的深秋，國內一個省紡織公司的副總經理帶著英語翻譯來到布拉格。他們是來和我合作的，因此我必須陪他們日以繼夜地看脫衣舞，逛妓院。當時，我的捷語水平還完全不能應付這類特殊場所的需要，只能請汪虹一同前往。結果是一應雜務一一向妓院老板詢問服務項目和價格、替官員回答脫衣舞女的問話等等都由她來完成。當時，她的大姑瓦哈洛娃又給她找到一個可以談婚論嫁的德國人，是漢堡一所中學的校長，太太去世了，想找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女子攜手人生。年齡當然已經不小了，但財產也頗為可觀。先不說校長的年薪——千萬不要同中國的校長比——就說校長在漢堡的豪宅——一座三層的大HOUSE，就值幾百萬馬克。汪虹已經和校長通了幾次電話，校長十分滿意，當即寄來了邀請書和經濟擔保，請汪虹在2月份去德國見面，共渡聖誕和新年。我提醒她一定要准確地找到校長的家，不要重蹈在荷蘭的覆轍。她笑著說這回保證萬無一失，因為我不但有他家的詳細地址，而且——她笑不可支——我大姑也害怕我再鬧荷蘭那樣的笑話，決定親自押運我到漢堡。
我放心了。我對汪虹說，那你就站好最後一班崗吧。汪虹說那沒問題，只是這最後一班崗怎麼改到妓院裡站了？我嚴肅地批評她，戰士還能自己挑選在哪兒站崗嗎？少奇同志當年和時傳祥說的話忘記啦？我是國家主席，你是掏糞工人，我們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在為人民服務。領導同志去嫖妓，你去做翻譯，也只是分工不同。
汪虹笑了，說你就貧吧。
忙裡偷閒，瓦哈洛虹去德國駐捷克大使館簽證。校長的邀請書和經濟擔保真管用，二話不說就給簽了。兩人定好了啟程的日子，三天後乘火車去漢堡。
晚上，我和汪虹陪副總經理二人從夜總會回來。人困馬乏，趕緊休息。凌晨四點，我們又前往距布拉格有一百公裡的一座小城考察市場。去的路上那位翻譯就鬧著要開車，我說天太黑，而且有小雨，等回來時再說吧。
到了小城已經天亮，市場剛剛開。副總經理看了看商品價格和銷售情況，又在小城四處轉了轉，見遠沒有脫衣舞有意思，便說回吧。
上了車，翻譯又說要開。我說等等，等我上了歐洲四號公路你再開。不多久上了四號公路，我停下車，說你開吧。
翻譯喜滋滋地坐在駕駛座上，汪虹說你行嗎？他驕傲地一笑，說有本兒。我也真困了，便仰在後座上打盹兒。
也就十分八分吧，聽得汪虹尖叫：“呀！呀！你往哪兒開！”睜眼一看，汽車正向路邊的一棵樹沖去。也就是一瞬間的工夫，汽車撞到樹上又翻進溝裡。我眼一黑，登時昏了過去。
真得感謝捷克完善的醫療救治系統，我們在第一時間被救護車送往最近的醫院，而醫院在救護車未到之前已經就做好了各種准備工作。救護車一到，我們就被抬到各個處置室，進行詳細的檢查和搶救。
四個人中汪虹的傷最重：第七頸椎骨裂；副總經理其次，雙耳根被深度撕裂，手臂骨折，並疑為顱內出血；我排第三，胳膊吊起來了，前額的皮撕開遮住了眼睛，縫了十幾針。
肇事的翻譯沒受一點傷。
捷克科學院的一位院士親自為汪虹主刀，從她身上取下一塊骨頭，劈成片兒，塞進裂開的頸椎裡，再用不銹鋼釘固定。
在她住院期間，副總經理帶著翻譯逃之夭夭。
她不可能去漢堡了，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後，戴著堅硬的塑料頸套，步履維艱地經赫爾辛基回國。
神采飄逸，精力十足的瓦哈洛娃天天早出晚歸。我曾認為是喜歡安靜的吳和嫌她在家鬧得慌，因此天一亮就請她出門，不到晚上不許回來。我確實在中午的麥當勞看見過她，一個人飛快地吃著炸薯條和漢堡包。我對汪虹說，你大姑就像一只玩具狗，每天早晨你大姑夫擰緊發條往門外一放，她就自己玩兒去了。等晚上回來，發條早沒勁兒了，安安生生睡覺。汪虹說你這是污蔑。
中秋節的晚上，瓦哈洛娃給我打電話，說要到我這裡來玩兒，還說有月餅送給我。我知道她又想瘋一夜，捷克人喜歡安靜，我這兒是一獨立的大HOUSE，擾不著四鄰。我說你來吧。
她來了，帶了一包月餅和兩個中國朋友。我也懶得聽她介紹，就切月餅吃。汪虹從冰箱裡拿出啤酒，又找了幾袋花生米、杏仁之類的東西下酒。
幾杯過後，瓦哈洛娃說咱們唱歌兒吧？大家都響應，說你先唱你先唱。瓦哈洛娃也不推辭，清清嗓子便唱了起來——
“跑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雲喲。
月亮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喲……”
“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靜悄悄。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唱起那動人的歌謠……”
半夜了，我沒精神陪她，便自己去睡覺了。可怎麼能睡得著？瓦哈洛娃把50年代的流行歌曲幾乎挨個兒唱了一遍！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王大媽，要和平，要呀麼要和平；小鴿子，真美麗，紅嘴巴，白肚皮；麥苗兒青來菜花兒黃，毛主席來到了咱農莊……
早晨起來，人一個也不見了，桌上杯盤狼藉——敢情兒半夜還做了一頓飯吃。
她就是這麼一個快樂而又精力充沛的人。
可是竟得了癌症。
直腸癌，發現得也不算晚。在布拉格做了手術，大夫說手術很成功，但必須輔之以化療。
她了解化療的後果一一脫發，浮腫。
她拒絕了。她不能接受自己以一個脫發、浮腫的形象出現在親朋好友面前。可以死，但不能不美。
布拉格經常有國內各種神人出沒，練武的、算卦的應有盡有。其中有一位包醫百病的氣功大師，是從陝西省來的。學問深奧，功夫不凡，在病榻前為瓦哈洛娃發了兩次功，瓦哈洛娃自覺通體舒泰，病痛全無，真像換了一個人。她高興極了，決定就接受這位大師的氣功治療，讓可惡的化療見鬼去吧！可這位大師馬上就要回西安了，瓦哈洛娃毫不遲疑地跟隨他來到西安，繼續接氣。吳和對此頗有些憂慮，但看瓦哈洛娃如此執著，也就由她去了。這時小麗麗已經從查理大學法律系畢業，剛剛注冊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母親病重，只能關門陪護母親一同來到西安。
這位大師收費十分昂貴，好在瓦哈洛娃這些年也掙了不少錢。接了幾個月氣，病情日趨嚴重，已經不能行走，骨瘦如柴。當時我正在國內，曾專門前往探視，見她這般形狀，知道已快不起。但瓦哈洛娃還十分樂觀，問我生意近來如何，還說治好了病再去我的HOUSE唱歌。
我只能點頭稱是。
又過了些日子，我已經O了回捷克的返程機票，突然接到小麗麗從西安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她母親已於昨夜病逝。由於都是早已料到的事，因此小麗麗也不是過分悲傷，只是通知我一下，說她和父親明日乘飛機到北京。
我趕緊給航空公司打電話，把我的機票延期。第二天一早趕到首都機場，接到了小麗麗父女，而快樂的瓦哈洛娃女士已經被拎在手提包裡。
我先陪他們去捷克駐北京大使館辦手續，因為瓦哈洛娃早已入了捷克籍，必須通知捷克使館。然後又跑到中國外交部領事司，通知他們捷克共和國公民瓦哈洛娃在西安逝世。中午2點半，我們才在餐廳裡就坐。
我為小麗麗點了大蝦，我知道她非常喜歡吃蝦。吳和只點了雞腿和一個素菜，別看他懂古漢語，但在吃的方面遠不如他的女兒有中國味兒。小麗麗特別能喝酒，我問她喜歡喝什麼酒，她說五糧液非常好。於是又要了一瓶五糧液，大家便吃喝起來。
我不知怎麼又想起了瓦哈洛娃，想起我們在一起時的情形，想起她起早貪黑地在外面掙錢，華人嫌她“黑”，都叫她黑人領袖，也有稱她為溫妮#822;；曼德拉的。得病前，她剛剛在布拉格黃金地段買了一座GardeHouse（花園別墅），在此之前她已經買了兩處公寓了。沒有瓦哈洛娃，吳和和小麗麗根本不可能活得如此滋潤。
望著沒有一點憂傷、又吃又喝、談笑風生的父女倆，我心裡突然沉重起來。
吳霞精明干練，小玉雖然有點兒懶，但人老實。大包兒滾不成以後，兩人在布拉格從練攤兒開始，一步一個腳印兒地往前走，還真賺了不少錢。按說不錯了，但吳霞心高。她不甘心永遠批別人的貨靠拼縫兒掙錢，她日夜都想自己過大貨當老板賺大錢。以前沒錢，也就是瞎想。如今有錢了，她就琢磨著付諸行動。
她瞅准了最能賺錢的皮夾克。
捷克人都愛穿皮夾克，不分男女老少，甚至不分冬夏春秋。因為捷克並沒有太熱的時候，就算是盛夏，一早一晚也挺涼。中國人發皮夾克的並不多，原因是貨值太高。一個20尺小貨櫃裝5000件皮夾克，再便宜也得有00萬人民幣的本錢。可話又說回來，掙錢也掙得邪虎：批發價每件至少得在200克郎，正好也賺00萬人民幣。
吳霞想：要做就做大的，本錢多，可利潤還大呢！她算算這幾年辛辛苦苦賺來的錢，也有差不多七八萬美金了。她就把這想法兒跟小玉說了，小玉說咱倆的事從來還不是你當家？你看著好就做吧。可有一條，你還差不少錢呢，怎麼弄？
吳霞說錢我想辦法。
她飛回北京。
也不用往遠走，北京郊區就住著一幫一幫的浙江農民，盡是縫制皮衣的，北京人干脆就叫他們“浙皮子”，把他們聚居的地方叫“浙江村”。吳霞打聽到地方，獨自駕車前往，與“浙皮子”們經過艱苦地討價還價，最終把價格鎖定在80元人民幣一件。“浙皮子”們送她出來，一個個拉著臉，說幸虧客戶不都是你這樣的，否則我們死掉算了！
吳霞聽著挺得意。
錢不夠，她就找熟人借，許以高利。她這人信譽好，錢數又不太大，幾天就借齊了。她把自己帶的錢連同借的錢都交給一個好朋友，讓他聽信兒付款。
她帶著樣品飛回布拉格，找客戶一看，都說好。她心裡有了底，一個電話打回去，讓“浙皮子”們立刻生產。
一個月功夫，“浙皮子”打來電話，說全部做好，請她派人驗貨付款。她急忙給朋友打電話，著他速去驗貨。朋友去了，說跟樣品完全一樣。吳霞便讓他付款，安排海運。
貨到了，吳霞帶著小玉高高興興去海關清關提貨，待運到倉庫打開一看，傻了。
不但款式完全不對，更重要的是亞洲尺碼！
而且，全都是用再生皮制成，手指頭輕輕一戳就一個窟窿。
吳霞幾乎暈倒。
她當下給朋友打去電話，講明了情況，讓他火速趕往浙江村，逮住這幫狡猾的“浙皮子”。
朋友去了，給她生產皮夾克的這個浙江作坊早已人去屋空。
她結結實實的吃了個癟子。
上當了，賠血本了，可還得強打著精神活呀。血本無歸，債台高築，幾年辛苦毀於一旦，她心如刀絞，可在小玉面前還不敢露出來——她是他的主心骨呀。
偽劣皮夾克胡亂賣了，手裡又捏著一點錢。吳霞知道，這可是翻本兒的最後資本了！
她又開始苦苦琢磨。
本錢不多，要是按常規過大路貨，沒個五六年撈不回損失。等不起，沒時間等。可過什麼俏貨才能有可觀的利潤呢？
對，過胸罩！
上次回國辦貨，她專門去了幾次雅寶路市場，那五顏六色型狀各異的胸罩確實吸引了她。她在那展台前駐足良久，想買幾個，可又沒用──她胸脯平平，跟男人無異。但她還是記住了批發價格：2，5元人民幣一個。她知道捷克胸罩的零售價，沒有低於20克郎的，按當時的比價，相當於40元人民幣。一個40尺貨櫃大概能裝20萬個，加上運費、保險、關稅，也超不過5萬元人民幣。也不要批很高，就定在50克郎，也就是十二三元人民幣，算算能賺多少錢？跟投入比簡直是天文數字嘛！她愈想愈激動，再次飛回北京。
找到廠家，她這次總結了教訓，不再一味地討價還價，而是堅決強調質量。她不但把朋友找來，還把朋友的太太也一塊兒找來，囑咐說：“這次是我翻本兒的最後行動，請你千萬費心受累，一定要和這樣品一模一樣才能付款。”朋友聽了不樂意了，說上次也是一模一樣的，是“浙皮子”中途調了包兒。吳霞說上次咱們不說了，說這次。看見這樣品了嗎？比一般的大，是我特意讓他們做的，歐洲女人胸脯特大。比這小的一概不要，懂了嗎？這回我算你們一股，等著分錢吧。嗨嗨嗨，跟你說話呢！
那朋友正在細心研究手中的胸罩，問吳霞：“捷克女人有這麼大？嘖嘖嘖，真不得了。”
他太太劈手奪過胸罩，說：“瞧你那點德性，奶牛比這也大，你去那兒嘖嘖吧。”
胸罩如期運到，質量無可挑剔，花色品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吳霞大喜，忙和小玉開車把胸罩送到各個熟人的店裡試銷。店主們看了也很喜歡，說銷兩天看看，如果好就大批買斷。
消息很快反饋回來：來試的很多，買下的極少。吳霞驚問：“為什麼？”回答說穿不上。吳霞心想不對吧？她已經加大了很多呀！急忙和小玉趕到店裡，原來吳霞只注意到歐洲女人**大，把兩個兜兜加大了，卻忽略了歐洲女人的肩背也寬，兜兜雖然夠了，可是扣不上。
吳霞又傻眼了。
小玉也急了，說：“有你這麼做生意的嗎？自己沒什麼偏做什麼。”
一聽小玉竟說出這話，吳霞的眼淚嘩嘩落下。
他們重新開始了練攤兒生涯。
要說過得舒心，還是要屬侯玉花。
神經劉能干又聽話，除了喋喋不休以外，也挑不出多大的毛病。他們兩個的分工是女主外，男主內。但凡外面的事，哪怕是一雙襪子破了要降價，也得侯玉花點頭；而屋裡的事，像煮飯刷碗洗衣掃地擦桌子……侯玉花一概不管，當然也不干，聽由神經劉全權處理。
有了權力就要行使，神經劉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隨心所欲地處理內務。首先為了方便搬家去掉了床，兩個床墊子鋪在地板上簡直比日本人的榻榻米還舒服；其次天天幾乎都要喝豬蹄子和花生米煮的湯，以至於後來侯玉花只要一看見豬蹄子就要嘔吐；再次是只要一回家神經劉便打開錄音機聽評彈，那種嬌嗲柔媚的吳儂軟語是不折不扣的靡靡之音，侯玉花聽得渾身難受，而神經劉則舒服的搖頭晃腦。他本來要在汽車裡也聽評彈的，被侯玉花嚴厲地制止——“我主外！”侯玉花大聲提醒他。
我曾經問過侯玉花，神經劉做的上海菜是否可口？
她一本正經地說：“不是人吃的味兒。”
我相信侯玉花的話，首先因為她沒有幽默感，其次我也親眼看見過神經劉為侯玉花如何准備晚飯。那是一個下午，我和汪虹去他們家玩兒，侯玉花出去了，只有神經劉一個人在搖頭晃腦地聽評彈。見我進來，挺高興，便關了錄音機，打開了他的話匣子。整整一個鍾頭，我愣沒插上一句嘴。看著他那口沫橫飛的樣子，我琢磨不知道什麼地方能買到啞藥？
趁他換氣兒的時候，我說小劉你呆著吧，我們要走了。說著就起身。
神經劉哪兒捨得讓我們走啊，趕緊說：“別走別走，晚飯我做紅豆沙給你們吃。我自己做的，又糯又甜，清涼去火，你們誰牙疼？吃了包你好。田力你疼嗎？不疼？汪虹你疼嗎？不疼？”
我說我們誰的牙也不疼，再說了，牙疼我們吃藥。
他說：“牙不疼也不要走，你們先看看我做的紅豆沙，看一眼就饞了，我保證。好不好，看一眼？”
他幾乎在懇求了。
我說好吧好吧，看一眼。
他高興了，帶我們走進髒亂不堪的廚房，揭開一個鍋蓋驕傲地說：“看吧，怎麼樣？”
我先聞到一種怪味兒，再一看，哪裡有什麼紅豆沙，是綠糊糊的一片。
汪虹比我先看明白了，說：“呀！呀！小劉，你的紅豆沙長綠毛了！真惡心，快倒了吧！”
神經劉低頭一看，又用手扒拉扒拉，說：“咦，真的耶！天太熱了。不過沒關系，把綠毛刮掉就好了。”說著便伸手去刮，連手也不洗。
汪虹認真，吃驚地說：“你還要吃嗎？會吃死人的！”
神經劉一邊刮綠毛一邊說：“哪有的事，侯玉花最愛吃了。”
他們的同居在布拉格堪稱典范，所有費用——房租、汽油、手紙、三餐，兩人分擔；自然，練攤兒的利潤也是兩人平分。誰也別吃虧，誰也別占便宜。有一年侯玉花回國上了一櫃健美褲，回布拉格後她對我說，神經劉把他自己在布拉格這兩個月的費用加大了。
“孫子，不老實。”侯玉花說。
我說那你怎麼辦？
她說：“我每條健美褲加十個克郎，看誰能治了誰。”
如今，在捷克的中國人已經不多了，但還能看見侯玉花和神經劉開著裝滿了貨，頂上綁著練攤兒用的鐵架子的破車，在布拉格附近的公路上飛馳。
黃文玉以旅游者的身份獲得了美國簽證，是老申幫她簽的。如今她黑在西海岸一個中國人的農場裡。許多原先在捷克的上海人都以同樣的方式陸續獲得了美國簽證，他們逐漸聚在一起。我相信，殺人越貨的事件很快就會發生。
老申回到了中國，沒有工作，當然也沒有收入，靠老婆養著。煙癮依然很大，說話依然囉嗦，他經常給左鄰右捨講述歐洲故事，害得大家紛紛要湊錢跟他出去跑單幫。直到給老婆痛罵了一回，並威脅要停掉他的伙食費，他才不敢再亂講了。只是眼睛經常直勾勾地望著白雲深處，心中思念著那位上海丑姑娘。
唐靜姝帶著己呈老態的西門大官人也離開了布拉格。沒人知道她去哪兒了，但她沒有回國。
西門大官人也沒有回國，他太太曾向我打聽他的下落，我只能把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情形告訴她。
我在巴黎又遇到了盧曦，確切地說是又感到了盧曦，或者說是盧曦遇到了我。我和朋友來巴黎游玩，晚上在十三區一家中餐館裡吃飯。菜挺地道，餐館裝修得也滿有品味。吃飯的時候，我看見幾個人從包廂裡出來，其中有一位個子高高身材窈窕的中國女子，穿著一襲紫紅色金絲絨旗袍，肩上披一件華貴的土耳其大披肩，環佩叮咚的走在前面。她緩緩地向這邊瞥了一眼，然後走到門口。
門童恭敬地為她開門。
她俯在門童耳邊說了幾句話，只見門童不住地點頭。
看不見臉，但那身材似乎有點熟。
吃罷飯結賬時，領班客氣地說有人已經為我們結過了。
我吃了一驚，在巴黎我沒有到這份兒的朋友呀？便問：“是不是搞錯了？誰替我結的？”
領班笑著說：“沒有錯，是Hele小姐為先生結的。”
我更懵了，“Hele小姐是干什麼的？”
領班為我的無知而驚訝，“先生您怎麼會不知道Hele小姐是干什麼的？她是一家大公司的總裁，經營著好幾家餐館和旅館，我們這家餐館也有她的股份。”
“但是她為什麼要給我買單呢？”我問。
領班聳聳肩，一副歐洲人的樣子。
我心裡忽然一動，問領班：“是不是剛才走出去的那位穿旗袍的小姐？”
“對呀。”
“江蘇人？”
“對呀。”
我笑了。
朋友問是什麼人？
“一個多年以前的朋友。”我淡淡地說。
辛佩瑤真的帶著媽媽和納納去了科特迪瓦。她們沒有去首都，而是去了非洲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比讓。
那天，我正在去德累斯頓的路上，接到了她從遙遠的西非打來的電話。我把車停下，專心聽她講話。她告訴我她們三口兒一切都好，科特迪瓦人對中國人十分友好和尊敬，沒有一點點歧視，心情舒暢極了。這裡生活指數很低，她們租了一個大HOUSE，每個月才200美金。還雇了一個黑女人做傭人，能干得要命，什麼都替你做，一天到晚不閒著，每個月才5美金。唯一不便的是語言，這裡曾經是法國殖民地，法語是官方語言，人人都會講，但英語就很少有人懂。這裡與歐洲的不同還表現在貧富懸殊上，城裡的富人區跟歐洲城市絕無二致，車水馬龍，紙醉金迷。夜總會、卡西諾、妓院櫛比鱗次……但城郊的貧民區就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了，人們住在低矮的沒有衛生設備的小房子裡，連電都沒有，家家都是靠蠟燭照明。
我問她你在那裡做什麼呢？還經營紡織品嗎？她說經營紡織品可不行，氣候炎熱，只有拖鞋和文化衫可以賣。我現在改做味精生意，從上海用集裝箱運味精。這裡老百姓的飲食都很單調，所以他們非常喜歡中國的味精。下一步我打算辦兩個小工廠，一個生產蠟燭，一個造紙。原料當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幾乎等於白給。等我從國內把簡單的設備運來，廠子就可以開工了。
我預祝她成功，她邀請我來阿比讓玩兒。我說好的，等你廠子開工的時候，我一定前往祝賀。
我問她，為什麼他們對中國人十分友好和尊敬呢？是不是由於毛澤東時代我們國家對非洲的大規模援助，給他們留下了非常好的記憶？
佩瑤笑了，說：“你可真能想，哪兒對哪兒呀？告訴你吧，他們以為我們是白人！”
我歎口氣，又驅車上路。錄音機裡是韓磊那蒼涼的歌聲一一
走四方，路迢迢水長長，
迷迷茫茫一村又一莊，
看夕陽，落下去又回來，
地不老天不荒歲月長又長。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黃昏山崗，
一個人走在這路上，默默地向遠方，
不知道走到哪裡，有我的夢想……（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