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虹回到了布拉格小屋，等待著她的是李昌盛的賬單——他已經去了德國——和瓦哈洛娃的奚落。過了幾天，小房子也沒有了，她倉皇地來到我們這裡，誰料到竟從此生死相依。
994年的新年之夜，瓦哈洛娃邀請我和汪虹去她家吃年夜飯——據說她從不請大陸中國人去她家裡。不是歧視，是膽兒小：此時大陸黑社會已經在布拉格鬧得雞犬不寧，殺人、綁票、勒索事件層出不窮，而瓦哈洛娃剛剛從中國人身上賺了些錢，當然心存忐忑了。
我準時前往。瓦哈洛娃已經包好了餃子，做好了涼盤，斟好了紅酒。這是我第一次見瓦哈洛娃的丈夫吳和以及他們美麗的女兒麗麗。吳和很親切，一身的書卷氣。他一年多以前作為捷克政府代表團的翻譯去過北京和上海，他拿出在中國得到的名片，問我其中哪些人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起重要的作用？我說依我個人的觀點是這位——我抽出上海市長朱鎔基的名片，補充說：「這位先生已經是中國的副總理，不久前還兼任了中國的央行行長。這是一個有著鐵腕的經濟學家，他就任央行行長的消息一出，大陸的美元黑市價格應聲而落。」
吳和笑著說：「我願意相信你的話，因為我也很喜歡他。」
他又和我談起在大陸的見聞，說有的大商店服務態度還是不好，「店大欺客——我知道中國有這樣一句成語。現在的捷克駐中國大使是我的同學，他說我的漢語江澤民能聽懂，李鵬能聽懂，可友誼商店的售貨員聽不懂。」
我們都笑了。
吃過飯，他請我到他的書房坐下，告訴我他正在翻譯《詩經》。他打開余冠英先生注的《詩經》，指著兩行詩給我看：
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
他說：「我不明白這樣的詩有什麼好？怎麼能流傳兩千年？」
我想了想，說：「如果單從字面上看，確實未見得有多好，但因寫了黃昏，便別有意境。黃昏思遠人，悲之至也。這是寫黃昏心境的第一首詩，從此以後，中國歷朝歷代文人墨客描寫黃昏的詩詞佳句不勝枚舉，但都以此為濫觴。像白居易的《閨婦》，『斜憑繡床愁不動，紅綃帶暖綠鬢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像司馬相如的《長門賦》，『日昏黃而望絕兮，悵獨托於空堂。』像韓偓的《夕陽》，『花前灑淚臨寒食，醉裡回頭問夕陽：不管相思人老盡，朝朝容易下西牆！』趙德麟的《清平樂》說得更好——『斷送一生憔悴，只消幾個黃昏！』真讓人感慨不已。」
他愣了半晌，緩緩地說：「我也沒幾個黃昏了。」
我說：「怎麼會，你健康得很，而且也不算老。」
他笑了，反問我：「你為什麼不去做學問，而偏偏要當商人呢？」
「沒幹過的就想試試，」我說，「做商人會有許多不同體味的，你們的米蘭·昆德拉不是說『生活在別處』嗎？」
我們的集裝箱陸續到了。
所有中國人的集裝箱都陸續到了。
993年底——994年底，幾十萬個集裝箱從中國的上海、天津、寧波、廈門、廣州各個港口啟運，裡面裝滿了拖鞋、涼鞋、旅遊鞋、球鞋、連褲襪、絲襪、線襪、牛仔褲、健美褲、沙灘褲、內褲、絲綢襯衣、法蘭絨襯衣、鏤花水洗絲女襯衣、水洗布男襯衣、彩色文化衫、印有圖案的文化衫、20克重以下薄如輕紗的白色文化衫、廉價的童裝、手帕、胸罩、領帶、款式很好但一用就壞的旅行箱、手提包、長毛絨玩具、掏耳勺、打火機、清涼油、過期的方便面、據說可以壯陽的蜂王漿……經漢堡、不來梅、鹿特丹，以排山倒海之勢湧入小小的歐洲內陸國捷克。
捷克人經營的紡織品商店紛紛關門，捷克最大的紡織廠也宣佈倒閉。在廉價的中國鞋進入捷克之前，捷克是歐洲重要的鞋類出口國。如今，鞋廠接二連三地破產。
「攻陷捷克。」一位愚蠢的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官員曾經喜不自禁地對我說。
意大利皮件工人曾經上街遊行，抗議不知疲倦的中國浙江農民日以繼夜大地工作使他們的工廠倒閉；俄羅斯遠東堪察加半島上的俄國小販們曾因名中國倒爺兒在當地兜售便宜的紡織品而舉行了大規模的反華示威，高呼「中國佬滾回去！」
以冷靜、理性、善良著稱的波希米亞人沒有這樣做。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微笑著接受了這些來自遙遠東方的禮物——短暫的歡迎之後便是長久的冷淡。
道理非常簡單：供求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再加上老百姓對偽劣商品深惡痛絕。
我的一個福建朋友——他即因大量商品積壓而破產——對我舉例說：「一個家庭一般說來買兩套茶具就夠了，你的茶具又好又便宜，那麼好，再買兩套。這已經是極限了，不管你以後再怎麼便宜，不會再買了。對吧？可我們是按一個家庭消費一萬套茶具這樣一個標準來發貨的！」
當年有一位聰明的上海朋友，他在993年底的生意高潮中決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在賣完最後的存貨準備回國時對我說：「我負責任地講，從現在開始一個集裝箱也不要發，捷克的中國貨十年也賣不完。老兄，《紅樓夢》裡怎麼說？要退步須得抽身早呀！」
然而，十年了，中國貨還在天天發。
一百年也賣不完了。
我們的貨賣不動了。
汪虹的捷克客戶不再上門，打電話過去也只是答應抽時間來看貨，但似乎總也抽不出時間來。萬般無奈，汪虹便把吳霞和侯玉花都找了來，讓她倆幫忙銷貨。
她倆幹得還都不錯，吳霞買了一輛大貨車，自己不發貨，帶著小玉從中國人的公司拿貨跑外地批發市場，什麼德國邊境、奧地利邊境、波蘭、匈牙利哪兒都跑，拼縫兒，還真賺了不少錢。侯玉花還是一個人，幹不了吳霞那樣的活兒，就在一家超市門口練了個小攤兒，也是從中國人的公司拿貨去賣，生意也過得去。
因為是汪虹的朋友，我給她們的價兒都極低，她們都挺高興，尤其是侯玉花，積極性空前高漲。我們沒少給她送貨，她也勤來結賬。
有一天下午，她坐吳霞的車一塊兒來了。那時我們住著一大HOUSE，兩層，有十一間房子，還有一個能停三輛車的院子和一個一千多平米的花園。我和余陽正在樓上說話，聽見她們三個在下面客廳裡嘻嘻哈哈地笑，也不知樂什麼呢。等我和余陽下樓，這姐兒仨已經在廚房做起了飯。
吃罷飯告辭，汪虹送她們出去，還聽見吳霞一邊發動車子一邊囑咐：「別忘了啊！」
汪虹回答：「忘不了，你們放心吧。」
我問汪虹：「幹嘛呢找你？」
汪虹說：「沒啥事兒，侯玉花讓我幫她找個男人。」
對這樣的事情我們已經毫不驚奇，不管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在布拉格都很難單獨生存。不要說開大車跑外地這樣的大活兒，就是練個小攤兒一個人也很困難——不說需要勤去批發市場找貨，廁所總要上的吧？一個人就沒辦法。當然，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一塊兒干也行，但幾乎沒有這樣的情況——在難以言喻的寂寞和巨大的生存壓力下，異性的撫慰就更顯得重要。
在布拉格的中國人都是成雙成對，但幾乎沒有一對是真正的夫妻。這種因為生存需要而臨時結成的伴侶，華人社會稱之為「傍肩兒」。這個名字起絕了，它極其形像地說明了兩個人的關係：在路上肩並肩行走。「傍」當然有「依靠」的意思，但它絕不是國內盛行的那種「傍大款」的「傍」，這種「依靠」是互相的。
我有一位姓史的朋友，他到布拉格不久便有了一位小鳥倚人的傍肩兒，很漂亮的，在國內是一所中學的英語教師，姓潘。小潘已經結婚了，遇上出國大潮，不免心動。先是想讓老公出來試試，但老公不肯，說按道理你先出來才對，你有英語呀。她想也對，便來到了布拉格。到了才知道千難萬難，就跟史先生傍了肩兒。小潘後來跟我很要好，什麼話都對我說。她說每天夜裡就怕被電話鈴驚醒——因為時差的關係，國內電話一般都在深夜或凌晨打來。遇到這種情況，她和史先生誰都不敢去接，她怕是史先生的太太，史先生怕是她的老公。倆人經常在黑暗中相擁著，任那鈴聲不屈不撓地響。
後來，史先生的太太來了，她們依然住在一起。當然，史先生的床上已經不是她了，她住在另一個房間裡。由於習慣的原因，有時她仍然為史先生的飲食起居操心，史太太便有不悅表現出來。有一次史先生開車從外地回來，一進家便鑽進了浴室，她忘了史太太已經來了，又去替他找乾淨的內衣褲，拿著就要往浴室走。史太太攔住她說：「潘老師，他和你過去的事我都知道，說真的，我要謝謝你對他的照顧。但以後，」她從小潘手中拿過史先生的內衣褲，「這樣的事由我來做。」
以後小潘的丈夫也來了，四個人租了一套大房子，仍然在一塊兒住——生意都在一起，分不開了。兩對夫婦和和睦睦，過得也不錯。
我還認識一對兒北京傍肩兒，男的叫王明，女的叫席倩倩，是汪虹的朋友。汪虹說這倆人以前可有錢了，席倩倩的衣服都是去巴黎買。
一個晚上，倆人正吃飯呢，有人摁門鈴。一問，是熟人，便開了門。
王明被綁票。
綁匪開出五萬美金的價碼，並限定了日期——過期即撕票。
這可不是唬人，已經死了好幾個了。
席倩倩急得要死，他們不是沒錢，有五萬美金在銀行存著，可那是以王明的名義存的，席倩倩取不出來。綁匪又不敢押著王明去銀行，怕王明一喊讓警察逮住。沒轍兒了，席倩倩飛回中國，磕頭禱告地找親戚朋友借錢，一百一千地湊起來，再換成美金。硬湊了五萬美金，在綁匪規定的時限內飛回布拉格，贖回了失魂落魄的王明。
布拉格的中國人沒有不知道席倩倩此番壯舉的。不就是一個傍肩兒嗎？能有情有義至此，真算得上可歌可泣了！
倆人開始了相濡以沫的練攤兒生涯。
後來，席倩倩不可救藥地迷上了賭博，有錢就往卡西諾跑，不輸光了不回來。不去練攤兒，也不做飯。王明都認了，一個人去練攤兒，回來還要做飯。他只是不再給席倩倩錢——你要去租錄像帶嗎？好，我陪你一塊兒去。不用我陪？也好，那給你租十盤兒帶的錢，兩百克郎。
席倩倩還有辦法，她去借高利貸。到日子還不了，抱著王明哭。王明替她還完債，一聲不吭又去練攤兒了。有練攤兒的朋友勸他，快扔了席倩倩吧。他笑了，說：「哪兒能呢！」一邊兒支攤兒一邊兒唱京戲：
「似這樣——救命之恩——終身不忘，
俺胡某——講義氣——終——當——報——償！」
成為布拉格華人社會的一段佳話。
汪虹跟我商量，「我看王英武不錯，給侯玉花介紹介紹？」
我笑了，「瞧你們侯玉花那樣兒，不是糟踐我們王英武嗎？」
王英武出身於中醫世家，自己也是醫學院的畢業生。懂英語，長得高大英俊。太太在布魯塞爾留學，他也去比利時呆了一段時間，因為在那邊兒辦不了身份，便隻身來到布拉格。
他在一個市場裡練攤兒，我們看他是個老實書生，經常以極低的價格供給他貨。可他實在是笨頭笨腦，生意總不好，月月赤字。
他有一手絕活兒——中醫按摩。練攤兒掙不來錢，他就多次向我提議在我們住的HOUSE裡開一個地下診所——在捷克領取行醫執照極為困難——專門按摩。還許諾說凡是年輕漂亮的姑娘都由我來按摩，我一笑置之。沒想到他後來真的幹了這一行，而且還和一位年輕漂亮的捷克姑娘同居了，生了一個可愛的混血兒。
汪虹說：「當然得給侯玉花介紹好的了，是我們大姐呢！」
第二天，汪虹向侯玉花介紹了王英武的情況。侯玉花表示滿意，但說要悄悄看一看，光聽介紹不行。
汪虹說：「我告訴你地方，看一眼就喜歡死你。可是有一條，別真愛上他——我怕你老公知道殺了我。」
晚上，侯玉花來了，說：「不行不行，王英武笨極了，根本不會做生意。」
SS了。
過了幾天，她領著一個又小又瘦、其貌極其不揚的男人來了。汪虹悄悄對她說：「侯姐，這人噁心死了！」
侯玉花笑著說：「可是貨賣得好。咱不是挑男人來了，咱是賺錢來了——什麼時候也不能把宗旨忘了！」
此人姓劉，上海人，是個四十多歲的童男子。兩片黑黑的嘴唇從早到晚喋喋不休，人們都叫他「神經劉」。
從此，侯玉花和「神經劉」住在了一起，費用分擔，利潤共享。也買了一輛加長斯柯達二手車，兩人不分寒暑，日夜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