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玉花從外地回來，也不說市場好不好，只是告訴汪虹她要和劉辰一起干了。汪虹苦笑笑，說那好吧，我再跑一次就回布拉格吧。
很快就買到了回國的車票，包廂裡還有兩位北京男士，是從布加勒斯特來的。年齡大一點的叫郝雨，大約三十多歲的樣子，特愛說話，一說話就笑，一雙不大的眼睛總是瞇縫兒著，一路上就聽他講故事了。年齡小一點的叫焦和平，二十五六歲。郝雨不光愛說愛笑，還挺會照顧人。汪虹幾趟大包兒滾下來，落兒了個一上火車就胃疼的毛病。平時跟著侯玉花跑，除了強忍著也沒別的辦法。這回遇上個憐香惜玉的爺兒們，自己也就金貴起來。郝雨一陣兒端茶一陣兒送水，把汪虹服侍得舒舒服服。這傢伙和俄國列車女乘務員混得特好，居然允許他在包廂裡用煤油爐子做飯吃。汪虹喝了他熬的大米粥，胃裡好了許多。他又給大夥兒講笑話，拿羅馬尼亞人的名字開涮，說羅馬尼亞人最常用的名字叫「一拉拉一褲」。
把汪虹笑得肚疼。
北京到了，兩人交換了電話號碼。郝雨說有什麼事儘管招呼，尤其象上貨這種事兒，他門兒清。
沒幾天，汪虹到北京找郝雨，要他幫助上點好貨。汪虹說這是最後一次了，賣完貨就回布拉格。郝雨說回布拉格幹嘛去，不如跟我到羅馬尼亞呢。你這樣小打小鬧掙不了錢，要做就正正規規往大了做。他這次又發了一個集裝箱雞毛服，「眼瞅著天就涼了，準能賣個好價錢。」郝雨說。
汪虹心裡一動。
這回汪虹上的都是好貨。郝雨帶著她去找客戶，因為郝雨是走集裝箱的大貨主，客戶都不敢得罪，以很低的價格給了汪虹很不錯的皮夾克和羽絨服。
回莫斯科的火車上，汪虹和郝雨在同一個包廂。看著為她忙上忙下的郝雨，她突然笑了，她想起在布拉格聚義時的三姐妹。什麼鐵板一塊，一遇爺兒們就散了！
郝雨問她笑什麼？她不語。
列車上，郝雨幫她賣貨收款，慇勤備至。他告訴汪虹，他原是北京一家建築公司的工人，老婆跟他最好的朋友偷情被他發現了，自覺無顏再在北京混，跟老婆離了婚，隻身跑到布加勒斯特闖天下。一個人在異國謀生，艱難不怕，男子漢嘛。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這種孤獨和寂寞，是最難忍受的。
汪虹對此感受非淺，點頭稱是。
郝雨便說：「為什麼你不跟我去布加勒斯特呢？我發貨櫃，你有英語，可以幫我很多忙。利潤我們平分，你放心好了，我絕不會虧待你。我本來應該發完貨坐飛機去羅馬尼亞，就是不放心你一個人在路上才陪你的。」說著便抓住了汪虹的手。
汪虹任他抓著，過了一會兒才輕輕掙出，說：「我得想想。」
是夜，汪虹幾乎無眠。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小郎？郝雨？她無法定奪。
到了莫斯科，郝雨帶她住在他一個河南朋友的公寓裡。兩室一廳，郝雨和朋友住一室，汪虹自己住一室。那河南朋友好像在專職倒票——那時莫斯科到北京的票非常難買，都集中在這些票販子手裡了。郝雨和汪虹到的時候，他剛剛和俄國警察打了一場官司得勝歸來，高興得很。擺好酒菜，一邊吃一邊講起這檔轟動莫斯科華人社會的事來。
河南朋友那天下午乘地鐵縱線去中國人聚居的「吉慶」旅館送票，出來後又準備原路返回。剛下了電梯，一高一矮兩個俄國警察攔住了他的去路。高的年輕，矮的老，他們身後還站著一個穿便衣的漢子。他們把他叫進旁邊的警察辦公室，讓他面壁站著，兩手高舉放在牆上，雙腿叉開，警察便開始搜身。河南朋友心裡火火的，俄國警察經常對中國人來這一手，真他媽的討厭，可是又沒辦法，警察是在執行公務。那天他身上有票款3400美元，被警察一把全掏了出來，但又立刻塞回了他的口袋。他因為是倒票，票款必須記清楚，所以他把每一筆錢都記在一張紙上，誰的多少錢誰的多少錢。他斜眼看到搜我身的警察把這張紙拿著看了看，他看不懂中國人的名字，但看得懂阿拉伯數字，也看得懂美元的符號——他大概意識到這是一張賬單，便撕碎了隨手丟在紙簍裡，然後對他說可以走了。
河南朋友稀里糊塗被放了出來，他摸了一下錢，感覺厚度還差不多，地鐵裡又不是數錢的地方，便乘車走了。路上他想錢肯定會少，俄國警察儘是下三濫。但估計他們也不敢多拿，抽一張了不得了。如果那樣他也認了——誰讓自已在這操蛋地方呢？可他回了家一數，我操！整整少了40美元！孫子們也忒黑了點，他怒不可遏，立馬打的趕了回去。
他一進門，仨孫子還在呢。他衝過去抓住那倆警察就用俄語喊：「你們是瑪菲亞（強盜）！還我的美元！還我的美元！」
仨孫子壓根兒沒想到他敢找來，他們這樣坑害中國人多了，從沒見過有找後賬的，一時慌了，紛紛發誓說絕對沒有偷他的錢。這時有個俄國老太婆走過來說：
「他們都是好警察，你要是搗亂，他們會狠狠地打你。」
穿便衣那小子也揮著拳頭嚇唬他，說你如果還不走，馬上就讓你坐牢。
河南朋友見跟他們講不出理，立刻用地鐵裡的公用電話報了警。十幾分鐘後，來了一位少校。他簡單詢問了一下情況，就命令那兩個警察出示證件。看得出，少校相信肯定是這兩個下賤的傢伙干了壞事。可兩個傢伙死活不承認，少校便問河南朋友有沒有證據？他到紙簍那兒一看，撕碎的帳單還在裡面，馬上取出來拼好，交給了少校，告訴少校他們共搶了40美元。少校立時就火了，大聲訓斥那兩個傢伙。那倆傢伙萬沒想到會在這張撕碎的紙上出問題，登時都傻了眼。少校罵了他們一頓，然後讓河南朋友和他們一起乘車去地鐵警察分局。到分局呆了不大一會兒，市警察局來了兩個人，讓河南朋友把事情又敘述了一遍，全部記錄在案。正在這時，有一個警察跑進來說有人來電話找中國人。他過去一接，鬧錯了，不是找他，是找另一個中國人。打電話的是國內公派的一個翻譯，原來在河南朋友被搶錢之前一個小時不到，有一個姓陶的中國人被這三個傢伙用同樣的手段搶走了440美元。這位譯自稱認識警察局的人，可以私了。當然，是要收費用的。這位翻譯以為河南朋友是那位陶先生，掙私了費來了。翻譯說這種事多了，沒見哪個中國人把俄國警察告贏了，勸河南朋友私了得了。這朋友真是條漢子，斷然拒絕。回到辦公室就對警察們說，這三個傢伙今天還搶了一個姓陶的中國人的錢。少校一聽，立即讓他幫助找到這位陶先生。說今天已經很晚了，讓河南朋友明天再來。
第二天是俄羅斯警察節。河南朋友一進門，分局長就說：「在我的節日裡你不是來祝賀我快樂，而是來給我添麻煩。」
朋友一聽這話便知道對方態度不友好，立刻說：「你錯了，給你添麻煩的不是我，而是你的部下。」
那分局長問：「你的錢是從哪兒來的？」
河南朋友早做好了準備，從容掏出從匈牙利到俄國入關時的申報單，上面寫著4000美元。
「拿你錢的警察是用哪只手拿的錢？」分局長又問。
這純屬找茬兒了，河南朋友反駁說：「哪只手偷錢重要嗎？況且在那種情況下，我怎麼可能去分辨他是在用哪只手偷我的錢？」
「那麼你從你住的地方乘出租車返回地鐵付了多少車錢？」
「付給出租車司機多少錢跟這個案子有關係嗎？我認為你的問話方式有問題。請注意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我是受害者，而做案人卻是警察。強盜搶錢不是新聞，而警察搶錢就是新聞。我要把這件新聞告訴駐莫斯科的各國記者，讓他們來主持公道——如果你們有困難的話。」
他們看這個中國人不好惹，態度收斂了一些。問話結束時那位分局長向他表示歉意，並強調說這是他們的職責。
當天晚上，他在「吉慶」旅館找到了那位先他被搶的陶先生。
第二天一早，他帶著陶先生來到地鐵警察分局。值班警察錄了陶先生的證詞，讓他們回去等待。在走廊裡，他們看見那兩個警察已經被脫掉了警服，呆坐在長椅上等候審訊。
過了四天，也就是今天，河南朋友被通知前往檢查院。一位檢查官告訴他案子要結了，兩個警察要被判刑5年。而那個穿便衣的要判20年，他是個建築工人，是他把那兩個警察拉下水的。他們都要被送到西伯利亞去勞改，「伐木。」檢查官比劃著說。檢查官退給他20美元，說還差20美元，過幾天讓警察的家屬用盧布比照匯率還給他。並說那位陶先生也只能退300美元，其餘的也是退盧布。
「檢查官說過幾天就要宣判，還要我出庭呢。」河南朋友高興地說。
汪虹欽佩地說：「你真行，總算給咱中國人出了口氣。」
他笑笑，「主要是老毛子欺人太甚，多少中國人被他們欺侮呀？現在已經發展到入室搶劫中國人了，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人，黑頭髮，現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一見黑頭髮的老毛子就跑。」
天色已晚，各自安歇。
半夜時分，郝雨爬到汪虹床上。汪虹輕歎一口氣，接受了他。她清楚，和小郎不僅不會有任何結果，而且連生存都會成為問題。這個郝雨可就不一樣了，起碼他在發集裝箱，大小也是個老闆。
她沒有抵抗，順從地由他折騰。
事畢之後，汪虹對他說：「既然已經這樣了，我願意跟你去布加勒斯特。我一回到布拉格就去簽證，讓我大姑想辦法，估計能簽下來。但有一條，我不願意跟你這樣同居，你既然已經離婚，那就娶我。」
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閃亮。
郝雨疲倦地說：「我正求之不得呢。」
汪虹躺在郝雨的懷裡喃喃地說：「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我的心已經乾涸欲裂，你真是我的好雨嗎？」
郝雨早已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