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瓦哈洛娃來了，後邊還跟著個黑黑瘦瘦的小伙子，見了汪虹就叫姐。
汪虹嚇了一跳，忙問大姑這是誰呀這麼生猛？大姑說他姓郎，是從哈爾濱來的，剛到沒幾天，我正在幫他注冊公司辦綠卡。今天沒事兒，聽我說你在這兒，就跟著來了。
就這麼認識了。
這小郎年齡雖然不大，才22歲，可閱歷滿豐富的。家在黑龍江省阿城縣鄉下，從小就一個人在哈爾濱混，五行八作全懂。別看他沒受過什麼正規的教育，但是卻非常喜歡西洋歌劇。他音域寬廣，音色優美，音質鏗鏹如青銅之聲，冷不丁來一嗓子，人人都得吃驚。
小郎嘴甜。自打認識了瓦哈洛娃，他就認定了這位老太太能夠在異國保護和幫助他，便纏著要認瓦哈洛娃做干媽。瓦哈洛娃說這可不行，用大陸的話講叫不合國情。可小郎不管，人前人後就干媽干媽地叫。人後沒關系，聽著膩就是了，人前瓦哈洛娃可就臉上掛不住了——要是在捷克人前也沒關系，反正他們也聽不懂。可瓦哈洛娃成天和一幫中國人攢，人家聽了還以為她真的收了個干兒子呢。瓦哈洛娃說了他幾回，人前是不叫了，人後照樣，也只能由他去了。如今憑空又添了個姐姐，改在這兒膩了，一天到晚總往汪虹這兒跑。汪虹熨衣服，他也幫著熨，甚至比汪虹熨得還好還快；汪虹摘線頭，他也幫著摘，甚至比汪虹摘得還細致還干淨。汪虹把服裝批發給客戶，他幫著按計算器討價還價。汪虹吃驚，問：“你怎麼會干這個？”他微笑不語。吃飯他也不客氣，用不著人讓，坐下就吃，一邊吃一邊誇老板娘菜燒得地道，老板娘心裡舒服得沒法講。吃過飯就去刷鍋，誰也攔不住。刷完鍋就又去干活兒，汪虹還歇著呢，他自己干。老板娘真喜歡這勤快孩子，端一杯香茶過去，說：“小郎呀，你還不如來給我打工呢。”小郎抬頭一笑，說不，我是幫我姐干呢。
把個汪虹聽得心裡熱乎乎的。
有一天晚上，小郎請汪虹到酒吧小坐。倆人慢慢啜著啤酒，海闊天空地神聊。汪虹問：“你是怎麼想起出國的？”
小郎說：“我是先到的俄羅斯。說來話長呀，哈爾濱的俄國人很多，舊建築也全部是俄羅斯風格，號稱東方莫斯科嘛。俄國人多，做俄國人生意的也就多。俄國人來哈爾濱就是買服裝，我那時給一個老板打工，干的就是給俄國人批發服裝的活兒。”
汪虹笑了，“怪不得你又會熨又會疊，還會討價還價。”
“我喜歡俄國人，”小郎喝口啤酒，繼續說：“他們誠實，讓中國人看就是傻，好蒙。中國人騙老毛子的事兒我見得多了，賣給人家的皮夾克，是用墨染的，下點兒小雨就往下淌墨汁，弄得老毛子兩手黑糊糊的；賣給人家的文化衫，洗一水抽一截兒，洗一水抽一截兒，弄得人家一個大老爺兒們穿件露臍裝滿街走；賣給人家的羽絨服，臭得一塌糊塗不說，還疙瘩溜秋的。老毛子左一摸，右一摸，摸出個雞頭來。這還算小意思，一萬兩萬美金讓中國人切走的我也沒少見。”
汪虹歎氣。
“可你看俄國人是什麼樣？有一天中午，我正和老板在小館兒吃飯呢，三個俄國人追來要貨——都是老客戶了。老板說你們先在外邊兒等會兒，我們這就吃完了。給他們買了三瓶啤酒，他們就蹲在外邊兒喝。就為這三瓶啤酒，我動了到俄羅斯的念頭。”
“怎麼回事兒？”汪虹問。
“我在裡邊兒瞅著呢，啤酒早喝完了，可他們不知道該把啤酒瓶扔哪兒。四下看看，也沒有垃圾箱。要是咱中國人，逮哪兒扔哪兒，他們不，就在手裡攥著。我就想了，他們那國家不定多好呢，窮富先不說，人民的素質多高呀。”
“你於是就跟他們走了？”
“哪兒那麼簡單呀。我店裡經常有一個叫瑪拉的俄羅斯姑娘來買貨，她家在哈巴羅夫斯克，離哈爾濱不太遠。這姑娘可真漂亮，尤其是那雙眼睛，藍藍的，像大海一樣，看不見底兒。她會說幾句漢語，我會說幾句俄語。她比我大三歲，叫我弟弟，我叫她瑪什卡姐姐。瑪什卡是她的愛稱。她從不和我討價還價，當然我也絕不多賺她一分錢。有時她帶著女伴進來，把大包小包往我這兒一放就玩兒去了，瘋夠了再帶著女伴回來取東西。我聽得懂女伴們拿我調侃她，說我是她的小情人。她說就是，怎麼樣？然後就一起大笑。她發現我臉紅了，才知道我大概聽懂了她們的話，笑聲嗄然止住，臉也漸漸紅了起來。”
“愛情就這樣開始了。”汪虹微笑著說。
“對。有一天晚上，她約我去她住的飯店房間裡喝啤酒。我准時前往，她衣著單薄，曲線橫溢，渾身散發的香水味兒讓我五迷三道。哈爾濱人是很能喝啤酒的，但是她比哈爾濱人還能喝。我已經天旋地轉，她仍然神色如常。
“那天晚上我沒走。”
“你艷福不淺呀。”汪虹調侃他，“後來呢？接著講啊。”
“天亮了，我對她說我要去俄國。她又驚又喜，說那太好了，那樣我天天都能跟你在一起了。我們對未來的生活進行了展望：我在那邊開個專賣中國紡織品的商店，批零兼營。她負責聯系客戶，賺了錢大家分。我對分錢這件事表示反感，說我們是一家人，用不著分錢的。她說不對，一家人也要分清楚。我說那就隨你。她笑了，說我們應該慶祝一下。我問怎麼慶祝？她說這樣慶祝——她脫掉了睡衣。”
“你夠生猛的呀！”汪虹笑他。
他又要了一杯啤酒，大大的喝了一口。“她當天返回，很快就帶著邀請書來了。就這樣，我到了哈巴羅夫斯克。”
“那你不好好在那兒呆著，跑布拉格干嘛來了？”汪虹覺著奇怪。
“是啊！”他歎口氣。“那兒挺好，瑪什卡把一切都料理得很好。我們的小店生意興隆，各地的零售商都來進貨。我們兩個月去一趟哈爾濱，用集裝箱把貨運過來。她給我在離商店不遠的地方租了一個小房子，有時她來過夜，有時我也去她家過夜。她家是在一幢公寓樓裡，兩室一廳，就她一個人。我說不用租房子了，我就在這兒住不挺好？還節省費用。她說不好，非給我租了個房子。有一天夜裡，也不知怎麼了，睡不著，想和瑪什卡做愛——她已經一個星期沒在我這兒過夜了，白天又忙得要命。腦子一熱，我就穿上衣服去她家了。
“出了電梯，摁了門鈴，不大一會兒，瑪什卡穿著睡衣來開門了。一見是我，她吃了一驚，問你來干什麼？我說我想你了，說著就要進屋。她慌了，擋著門不讓我進。低聲說你回去吧，今天我累了，明天好嗎？
“我感到不對了——為什麼不讓我進屋？再看她那散亂的金發，迷離的藍眼睛，脖子上的紅暈——跟我做愛時就是這副德行。我說你屋裡肯定還有一個男人，我甚至在你身上聞到他的汗臭了！我以為她會不承認，然後說是她媽媽或者爸爸或者其他什麼親人來了。這樣我會好受得多。但是她不肯騙我，她說是，我屋裡有一個男人。我明天再給你解釋，好嗎？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小房子，喝光了一瓶從國內帶來的二鍋頭。”
“她怎麼解釋？”汪虹同情地問。
“早晨她來了，解釋說那是她的情人，已經相好兩年了。我質問她：‘那我呢？’她說你也是我的情人呀。我說不對，或者是我，或者是他，你選擇。她說不，兩個都要。我說不行，情人只能有一個。她歪著頭，一臉困惑，‘為什麼？’我說就應該是這樣。她還歪著頭問：‘為什麼？’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喊：‘不許問為什麼！’她仍然歪著頭，‘為什麼不許問為什麼？’”
汪虹樂了。
“我決定離開哈巴羅夫斯克，離開俄羅斯。我不能回國，丟人。我選擇了布拉格，因為布拉格有藝術氛圍。我把店給了她，貨也都給了她，只帶了五千美金。她陪我去了莫斯科，幫我去簽證。臨行的那天夜裡，她纏著我要做愛——這期間我一直拒絕跟她辦這事兒，賭氣。本來想賭氣到底的，可能是由於時間太長了，禁不住誘惑，做了。也怪，做完心就軟了，有點不想走的意思。她也一臉憂傷，眼淚汪汪的。我就想，如果她改變了主意我就跟她回哈巴羅夫斯克。那兒日子多順呀，什麼都不用操心。她不吱聲兒，只是憂傷地看著我。我就往起挑話頭，‘我明天就走了，你也不跟我說說話？’她一下就哭了，說你不能不走嗎？你要知道你走了對我來說是多大的損失嗎？我一聽有戲，就問是多大的損失？她又不說了。我偏問，你今兒非得說出來不可。誠實的瑪什卡在我的逼問下終於說出了損失程度：‘我的情人突然就減少了頭都大了，大聲問她：‘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氣死？’她又害怕又心疼，把我摟在懷裡，一邊撫摸著我的頭發，一邊還委曲地說：‘我都不想說了，你偏問。’他媽的，倒成了我的錯。”小郎搖搖頭，一口氣喝光了杯裡的啤酒。
汪虹笑得彎下了腰。
汪虹很快和小郎成了好朋友。他們一塊兒考了駕駛證，雖然眼下還沒錢買車，心裡還是很得意的。他們經常一塊兒出去游玩，查理橋、皇宮和維希赫拉德城堡都留下了他們結伴而行的足跡。他們在酒吧裡談天說地，汪虹愛說的是詩詞曲賦，而小郎善講的是西洋歌劇，什麼卡門，什麼高音，什麼蝴蝶夫人，無所不知。他說如果有了錢，他一定要去學歌劇。汪虹在大學時也參加過一些歌劇片段的校園演出，因此也不陌生。有一天晚上，小郎急如星火地趕來，說是布拉格歌劇院正在上演《茶花女》，今天是最後一場。待他們倒地鐵換巴士地趕到時，不但戲已開演，而且票已售罄。望著金碧輝煌的歌劇院，小郎失落極了。汪虹安慰他說沒關系，布拉格是個音樂名城，很容易看到世界級的歌劇演出，以後我讓大姑天天看報，一有演出就通知你。小郎歎口氣，說也只能這樣了，我們去河邊走走吧。
歌劇院就在美麗的伏爾塔瓦河邊，正值溫暖的夏夜，橋上游人如織，水面上游艇穿梭，燈火通明。小郎望著黑黝黝的水面，突然放聲高唱《茶花女》中那激動人心的《飲酒歌》：
“啊，讓我們高舉起歡樂的酒杯，
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
那聲音在靜夜裡竟如穿雲裂石一般。行人駐足，河邊相擁的情侶們也紛紛回過頭來。汪虹先是吃了一驚，還有些嗔怪他的唐突，但立刻就被熱烈的歌聲所感染。當小郎唱罷阿芒的段落，該瑪格麗特了，他對汪虹大喊一聲：
“唱！”
汪虹竟然聽從指揮，張口就唱了起來。開始聲音還有些羞怯，但很快就熱情奔放。雖然不及小郎那樣嘹亮悅耳，但也收放自如：
“這樣歡樂的時刻雖然美好
但忠實的愛情更可貴。”
小郎贊許地點點頭：
“當前的幸福莫錯過，
大家為愛情干杯。”
汪虹也完全陶醉了，她的聲音有些顫抖：
“青春好像一只小鳥，
飛去不再飛回。”
該是阿芒和瑪格麗特的合唱了，小郎一把擁汪虹入懷，兩人相互望著含情高歌：
“請看那香檳酒在杯中翻騰……”
一曲歌畢，突然掌聲四起。原來很多游人循聲走來，靜靜地圍在他們身邊。汪虹臉紅了，拉著小郎鑽出人群就跑。
身後是一片笑聲。
汪虹在布拉格的戀愛正式開始。
她至今說不清楚自己對這段愛情的感覺，或者說有一個准確的定位。得到它時沒有喜極而泣，失去它時也沒有痛斷肝腸。離別時沒有纏綿無盡的思戀，重逢時也沒有相擁相吻的浪漫。但汪虹就是喜歡和他在一起，在一起就快樂，就開心，就喜悅，甚至兩個人在一起憂傷也是美好的。小郎毫無疑問也喜歡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不僅有異性的溫存，有情人的呵護，更有汪虹背後那位神通廣大的瓦哈洛娃女士——這可是一筆無形資產呀。
不久，老板娘前往法國定居，這裡的生意全部交給曹先生打理。
老板娘走了，歡笑和精美的上海菜也走了。一座大HOUSE鴉雀無聲，正在汪虹寂寞惆悵難以排遣的時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說實話，汪虹在這家公司還是賺了一些錢的。瓦哈洛娃手裡有的是客戶，992年的中國貨在捷克賣的又是天價，怎麼會不賺錢？老板娘在的時候，樂得見汪虹多賺錢，道理很簡單──汪虹賺得愈多就證明貨賣得愈多，貨賣得愈多老板娘自己就賺得愈多。
老板娘走了，曹先生就不這樣看了。他實際上也是一個打工仔，老板賺多賺少跟他沒有任何關系，他首先希望的是自己能多賺一點。看見汪虹憑借瓦哈洛娃的關系不費力就賺錢，心裡很不舒服。老板娘一走，他就跟汪虹念叨說老板娘把價格定低了，這麼做公司就沒錢賺了。汪虹聽不明白，以為他在為老板娘操心呢，還感動了一陣子。
有一天，瓦哈洛娃又介紹來一個客戶，是南斯拉夫人。那邊兒正在遭受國際制裁，啥都缺，一下就要了半個集裝箱的貨。
客戶走了，曹先生把一疊錢放在汪虹桌上，說這是你的。
汪虹說謝了，拿起來一點，不對呀，差一半呢。就問曹先生：“這錢不對呀，怎麼回事？”
曹先生慢條斯理地說：“價格變了，不能再按以前的價格了，公司提價了。”
汪虹說：“你是看我掙錢眼紅吧？”
曹先生說：“沒有的事，亂講，亂講。”
汪虹不理他，徑自收拾東西，收拾好了便給瓦哈洛娃打電話，說我不在這兒干了，又把原委訴說了一遍。
瓦哈洛娃沉默了片刻，說：“不干就不干吧，我手裡正好有個房子，最近你姐夫也要來了，你們就在一塊兒住吧。工作的事兒不急，咱們慢慢再商量做什麼。”
瓦哈洛娃後來對我訴說過同胞們的惡劣行徑對她的刺激。她三十多年沒見過黃皮膚了，冷不丁一下來了這麼多，她心裡高興得沒法說。走到大街上只要碰見中國人就問要不要幫助？所有的幫助都是無償的。我親眼見過她給一個北京女士到警察局辦理綠卡延期，所有的文件包括住房合同都是她無償提供的，她早早來警察局排隊，而那位女士卻還在家酣睡。等那女士來了以後，她讓那女士排隊而她匆匆跑到外面買了一大盒巧克力作為送給辦事警察的禮物——是她自己的錢，那女士是布拉格最窮困的中國人之一。可同胞們卻認為她是一個傻瓜，沒完沒了地騙她。她對我說，他們不像她那會兒的中國人。我說當然，這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戰斗洗禮的新一代。她的心漸漸涼了，她開始賺同胞的錢，不再為曹先生的公司辦任何事，客戶也都被她帶到其他公司。
最終成了一個富婆。
汪虹搬進了自己的小房子，開始了自己買菜做飯，自己交房租和電話費的日子。出國至今，獨立生活是頭一回。
小郎可高興了，汪虹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愛了嗎？汪虹卻心事挺重，她推開小郎，說這樣閒著可不行呀，得掙錢。小郎安慰她，沒關系，休息幾天咱們一塊兒干。
一塊兒干，干什麼呢？小郎幻想著賺了錢去學歌劇，可兩手空空，拿什麼去賺錢呢？
汪虹甚至有點後悔，後悔不該從曹先生那裡賭氣出來。
她忽然想起了林小蘭，一個電話打過去，正好是林小蘭在接。她高興極了，問你現在怎麼樣呀？那頭兒也很高興，說這半年你都跑哪兒去了？怎麼樣不怎麼樣你來看看就知道了，現在就來，我都要悶死了！
汪虹穿戴整齊地進了地鐵。
林小蘭是她剛到布拉格不久通過大姑認識的。她是北京人，歲數已經挺大了，四十出頭吧。但她特顯年輕，而且漂亮。她離婚了，有一個兒子跟著前夫在北京。她當時正跟一個捷克出租司機同居，那司機已經很老了，他不相信這個漂亮的中國女人會愛上他這樣一個老頭子，認為她一定別有目的，因此他多次拒絕林小蘭的結婚要求，只願意同居。林小蘭毫無辦法，只好按他的意願，在他的這幢雖然老舊但仍十分舒適的大HOUSE裡同居了。
汪虹按了門鈴，林小蘭笑盈盈的從屋裡出來開門。第一句話就是“我結婚了！”幸福之情充溢在眉宇之間。
汪虹當時並不能感受嫁一個捷克人有什麼特別的幸福，她在沙發上坐定，笑著說：“那我祝賀你。”
林小蘭給汪虹沏上茶，又把一堆相片拿給她，感慨萬端地說：“看吧，經過大半年的反復較量，我的第一次戰役獲得徹底勝利。毛主席怎麼說？‘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汪虹年輕，沒經過那個所有中國人都把毛選背得滾瓜爛熟的荒誕年代，自然也不明白林小蘭在說什麼。她只顧低頭翻看相片，所有照片的背景都在這所房子或花園裡，小蘭衣著單薄，嫵媚動人，甚至還有一張裸體照片，背景是花園裡怒放著的山楂樹。
“行啊你，夠開放的。”汪虹笑著說。
“往下看。”小蘭說。
下面是小蘭的婚禮照片，婚禮按西俗在教堂舉行，小蘭穿著漂亮的婚紗，周圍全是丈夫的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中國人。
汪虹問她：“你是怎麼想起嫁捷克人的？”
“這是我的既定目標之一。”小蘭微微一笑，“我很清醒，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女人。我不能和共產黨的世家子弟比——他們有永遠花不完的錢；我不能和浙江農民比——他們的生活方式我一天也不能忍受；我也不能和雅寶路出來的倒爺兒比——沒有人家的路子和經驗。既然要在國外生存，必須建立穩固的後方，簡單地說，得有吃有住。首先是住，一個月萬把克郎的房租咱們可受不了。怎麼解決？結婚。干嘛瞪這麼大眼睛？既然結婚是目的，那麼跟誰結都無所謂。我交過好幾個捷克男朋友，都沒成功。這歐洲人也別扭，怕結婚。跟你談情說愛行，一提結婚，撒腿就跑。”
她笑笑，點上一根煙，又把客廳的窗子打開，說：“我老公不喜歡聞煙味兒。”
汪虹說：“你還挺在意他啊？”
“朝夕相處，日久生情嘛。”她繼續說：“在國內時我就讀過一些嫁了老外的女人寫的書，什麼《曼哈頓的中國女人》，什麼《嫁做洋人婦》，說她們是如何如何幸福，全是鬼話。你根本不可能幸福，你們之間巨大的文化差異注定了這一點。剛來的時候，我幾乎夜夜失眠。我最討厭港台流行歌曲了，但有一首歌天天在我心裡唱——
“‘我在異鄉的夜半醒來，
看著完全陌生的窗外。
沒有一盞熟悉的燈可以打開，
原來習慣是那麼難改。
我在異鄉的街道徘徊，
聽著完全陌生的對白。
當初那麼多的勇氣讓我離開，
我卻連時差都調不回來……’
“我開始結交男朋友，你大姑給我介紹過兩個，我自己認識了一個，都不行。不是人不好，人都挺好，都是紳士——進餐館要為你挪椅子，出門時要為你穿大衣，下車時要跑過來為你開門，還經常送花給你。沒錯，中國男人根本做不到。但是，中國男人很容易就做到的，他們永遠也做不到。咱們是中國女人，天生就沒那麼多浪漫情懷。你好好跟我過日子就行了，給我那麼些浪漫有什麼用？跟這些歐洲男人交往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們對待戀愛和婚姻的態度與我們根本不同。他們追求並營造浪漫的生活，總是在戀愛中尋找快樂。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相愛，他們就一起去玩兒，如果願意，就做愛。然後，當雙方感到能給彼此帶來幸福時，他們就結婚，並期待永久的幸福。當性欲消退的時候，當幸福不再的時候，當生活盡顯單調乏味的時候，婚姻就亮起了紅燈……和我約會的老外包括我這個老公，他們會常常送我玫瑰花，帶我去聽音樂會，看歌劇，去參觀博物館，給我講甜蜜的話，一遍又一遍地重復‘我愛你’。然而，當你臉色蒼白、神情疲憊的時候，他們絕不會問你哪兒不舒服。如果你真的病了，他們會很有禮貌地說，這真遺憾。然後就走了，留下你一個人忍受煎熬，因為你已經不好玩兒了，而且生病是你個人的痛苦，這是一個不允許把個人的痛苦讓別人分擔的社會。哪個中國男人能這樣做？還有，一般說來，他們夫妻之間經濟是完全獨立的。你不能指望他們會像中國丈夫那樣每個月的工資都交給太太，他們永遠不會這樣做。但他們也不會占太太的便宜，合理的分擔生活費用。”
“他也這樣嗎？”汪虹問。
“當然。”小蘭回答。
“你是怎麼認識他的？語言又不通。”汪虹覺得奇怪。
“他有一點點英語，我也有一點點英語，完全不夠用。我現在捷語已經不錯了，基本上可以溝通。剛認識的時候才費勁呢，那是在一個捷克朋友舉辦的舞會上，別看他只是一個出租車司機，年齡又大——他都快0歲了。可你別說，男人還真不怕老，一臉的滄桑，那才叫帥。舞跳得好極了，全場就看他了，連個合適的舞伴也沒有——捷克女人跳交際舞絕對不行。朋友跟我說，這人老婆死了，如今是單身。我心就動了，主動上前請他跳舞。他開頭還不信我能伴他的舞，走了幾步，他信了，緊接著我倆就滿場飛，沒有一支曲子不跳的。後來大伙都不跳了，騰開場地看我倆跳，成表演了。舞會結束，我正想用什麼辦法約他出去呢，他倒先說要請我去喝咖啡。全世界都說‘咖啡’，是人就能聽懂，我就溜兒溜兒地去了。一邊喝一邊用僅有的那點英語瞎聊，我問他：‘太太在家裡？’他搖搖頭，說太太已經去世了。我聽不大懂，但我知道他太太死了，否則我跟他喝的哪門子咖啡？連舞也不跟他跳！我就做出一副又吃驚又痛苦的表情給他看。我告訴你怎麼做，沒准兒以後能用著——先張開嘴，然後慢慢皺眉頭。過一會兒，我輕輕拍拍他的手背，歎口氣。沒想到他比我還急，一下子就把我手給抓住了。然後問我，你的丈夫在哪裡？我搖搖頭，也不會說‘離婚’這個詞兒，就說和你太太一樣。他也向我表示哀悼，我心想我老公現在正刷牙洗臉呢，也不知打噴嚏沒。接著他就說Welometomyhome（歡迎到我家），我說現在？他用鼻子發音：‘嗯哼。’我指指表，他說：‘oproblem（沒關系）。’
“當天晚上就住這兒了。
“半夜醒來，看著身邊的他，心想，這是我把他拿下了還是他把我拿下了？勝敗未卜，天亮再說吧。我一翻身又沉沉睡去。
“早晨起床，洗漱完畢，喝了杯牛奶吃了片面包，他笑瞇瞇地拿著車鑰匙問我去什麼地方，他可以送我。我笑著說我哪兒也不去，這裡就是‘Myhome（我的家）’。他也笑了，說oyouhome，Myhome（不是你的家，我的家）。我說Iloveyou，便撲到他懷裡。他拍拍我的背，就去打電話，哇啦哇啦地講了一大頓捷語。放下電話笑著說：‘Myfried（我的朋友）。’又比劃開車的樣子。我明白他讓朋友過來，便說O。
“也就半個小時，門鈴響了。他出去開門，領進一位和他年齡差不多的老太太來。老太太一開口下我一跳——一口標准的京片子。原來她是50年代中蘇蜜月時期援華的捷克專家夫人，專門學過漢語的。他給老太太端來咖啡，又說了一頓話，老太太邊聽邊笑著看我，然後對我說：‘諾瓦克先生讓我問問你為什麼愛他？他還想知道你叫什麼名字？’我這時才知道他叫諾瓦克。我說我叫林小蘭，我愛諾瓦克先生是因為他人很漂亮，舞跳得好極了。你想吧，剛認識一個晚上，我能知道他有什麼優點呀。老太太笑著把我的話翻譯過去，沒想到把個老諾瓦克得意得不行，又說了一頓話。老太太對我說，‘諾瓦克先生說你可以住在這裡，他也很喜歡你，但是他不能跟你結婚，因為結婚是個很麻煩的事情，需要填很多表格，在很多文件上簽字，而且還有財產問題，總之很麻煩。他問你是不是同意這樣？’我心裡的第一個念頭是：從此不用交房租了！馬上表示願意，還發表了一篇結婚只是形式，關鍵要看有沒有愛的見解。老太太翻譯過去，諾瓦克不住地點頭。
“從此，我成了一個捷克出租司機的情兒。
“生活總算安定下來了。我的捷語會話能力突飛猛進，我們相親相愛，感情日篤，但他就是不肯跟我結婚。他說你那麼漂亮，怎麼會願意跟我這樣一個老頭子結婚？我說我就是願意。他說不對，我說那你說是為什麼？他說不知道，反正你們東方人腦子很怪。我想不結就不結吧，我也不能逼他呀。不用交房租，不用交飯錢，已經很不錯了。我把他伺候得周周到到，舒舒服服。半年過去了，我壓根兒不再提結婚的事兒。歐洲人怕結婚，何必強人所難呢？他是個好人，我們日子過得很快活。有一次，他突然得病了，重感冒，高燒，咳嗽。我寸步不離地伺候著，端茶倒水，噓寒問暖，湯都一勺一勺喂給他喝，見他總不退燒，心裡很著急，眼淚汪汪的。他後來告訴我，說他活了大半輩子，還沒見過這樣的女人呢。病一好，他就拉著我去登記結婚。我吃了一驚，不知道這又是怎麼回事？以前纏著他結婚他不結，不纏他了，他倒非要結了。我說你可考慮好，我們東方女人腦子怪。他說不不，是我腦子有問題。登記的當天我便拿到了捷克的永久居留身份，接著就申請加入捷克國籍，估計很快就能批准——這些都是他主動辦的，他怕我跑，護照都給藏起來了。”
說了一大頓話，小蘭看看表，“喲，該吃飯了。你坐著，我去弄飯，你今天嘗嘗我的手藝。”
真不得了——片刻工夫弄了滿桌菜。汪虹說：“你老公可有福了，天天能吃上這麼地道的中餐。”
小蘭說：“哪兒呀，他沒這口福。我正學習做西餐呢，我老公不愛吃中餐。前些日子有中國朋友從荷蘭來，給我帶了些蝦和螃蟹，捷克根本見不著的。我做了給他吃，他只吃了一口，全吐了，說味道真可怕。”
吃罷飯，小蘭又拿出一個精美的小影集給汪虹看，“我兒子。”她驕傲地說。
汪虹打開影集，是她兒子從襁褓到現在的照片，每張照片下面都用娟秀的筆跡寫著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思念和祝福。讀著這些飽含情感的樸素文字，汪虹不禁濕了眼晴。
“下一步我就要把兒子辦出來。”她說。
天晚了，汪虹告辭。小蘭送她到門口，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你現在的當務之急是找個捷克人嫁掉。你大姑不是你母親，就是你母親也不能照看你一輩子。要想在這裡生存和發展，只能走這條路。別猶豫，就按我說的做，絕對沒錯。”
汪虹對此並沒有太深的理解，而且當時像她這樣的中國女孩子普遍都看不起捷克男人。要嫁也得嫁德國人、法國人，嫁個捷克人，還不被大伙兒笑死？但林小蘭的一席話還是給了她很大的觸動，她明白，她和小郎的所謂愛情在布拉格根本不能存活。她也明白小郎之所以這樣纏著她除了需要女性的慰藉以外，更重要的是瓦哈洛娃在此間的特殊能力。她並不認為由於小郎有這個功利想法就成了卑鄙小人，生存壓力是每個漂泊海外的中國人頭上的一座大山，在這難以承受的重負之下，靈魂的扭曲、變形或坍塌崩潰，都十分容易理解。
兩年以後的國慶之夜，中國駐捷克大使館舉行招待會，招待在布拉格的知名華人。汪虹在人群中又一次見到了林小蘭，她穿著漂亮的晚禮服，裸露著半個胸部和全部後背，赤裸的胳膊上戴著長長的黑色絲手套，端著一杯香檳酒，雍容華貴，儀態萬方。挽著開出租車的老公，頻頻和大家點頭微笑。
她走到大使面前，含笑與大使碰杯，並向大使介紹她的老公。大使親切地和諾瓦克先生握手，諾瓦克先生瞇著眼睛，滿臉笑容，已經幸福得沒樣兒了。
汪虹問她：“你怎麼和他寸步不離呀？”
林小蘭笑著說：“我不想讓他感到孤獨。”
幾年以後，諾瓦克先生死於癌症。林小蘭繼承了那所價值不菲的大HOUSE及其它財產。她又與一位捷克律師成為情侶，兩人共同為中國人注冊公司辦理綠卡，很快便富甲一方。
她早已取得了捷克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