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七夜過去了，列車終於抵達了此行的終點：莫斯科。老李和小盧關切地問汪虹有沒有人來接？汪虹說有的，你們放心好了。問藍小姐，她掏出張紙，說我要去這個地方，你們認識嗎？上面用中、英兩種文字寫著一個地址。李先生看了，說這是一家票務公司，你是去取往布達佩斯的車票吧？藍小姐說就是就是。跟我們走就是了，老李說。於是他們互道珍重，兩位先生帶著藍小姐匆匆走了。
汪虹拖著大箱子在站台上緩緩走著，由於長時間乘車的緣故，她感到似乎還在列車上，一切都在搖晃。有些頭暈，她停住了腳步，閉上眼睛。
「請問你是汪虹小姐嗎？」一個悅耳的男中音。
她睜開眼睛，一個瘦削的小伙子站在她面前。
「方磊？」她高興地問。
小伙子點點頭，「對，我是方磊。」
方磊是汪虹姐姐的同事，在明斯克公派留學。姐姐怕汪虹一個人在莫斯科出問題，便把汪虹的到達時間告訴了他，讓他務必來接，還要負責安排汪虹的食宿。這不，他從明斯克專門趕到莫斯科來接汪虹。
「走吧，」方磊幫她拎起大箱子，「呵，還真重。你姐姐昨天還打電話來，讓我好好照顧你。」
「太謝謝你了。」汪虹踏實了，跟著他走出車站。
方磊俄語很棒，叫了一輛出租車，跟司機哇啦哇啦說了一頓。司機幫他把大箱子裝到後備箱裡，然後請他們上車。也就十幾分鐘，汽車在一幢公寓樓前停下了。
方磊拖著箱子帶她走進電梯，按了十層的鍵。他對汪虹說：「是我同學的房子，他正好去敖德薩了，一個星期才回來了，我就把鑰匙要了來。」
話音剛落，電梯門開了。方磊掏出鑰匙，打開門，把箱子放進壁櫃裡，對汪虹說：「坐吧，跟你的家一樣。」
這是一個一室一廳的小房子，廳裡有兩隻單人沙發和一些簡單的傢俱，臥室是一張單人床和一個床頭櫃，別無他物。衛生間很不錯，既有浴缸又有淋浴。汪虹打開水龍頭，竟然有熱水！她把這個發現驚喜地告訴方磊，方磊笑了，「24小時都有熱水，家家都一樣——包括農民。你去洗個澡吧，七天七夜了。我去廚房隨便弄點吃的，先湊合吃點。」
汪虹躺在浴缸裡，身心鬆弛極了。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聽到方磊在喊她了，才慌忙跳出浴缸，擦乾身子換上乾淨衣服，走了出來。
方磊已經把飯弄好了——麵包片夾煎雞蛋，外帶一人一大杯果汁。
吃過飯，方磊問汪虹：「出去玩兒還是在家休息？」
「當然出去玩兒了，在家呆著多沒勁呀！」她年輕，而且乘火車也沒有什麼時差的感覺。
她在莫斯科只呆了兩天，第一個感覺就是莫斯科太大了。馬路是那樣的寬闊，建築是那樣的宏偉，尤其是它的地鐵，據說是30年代修建的，可恐怕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國家的地鐵能和它相比。如同迷宮一樣，層層疊疊，縱橫交錯，顯示著當年的大國氣派。
他們首先來到克里姆林宮。俄國的首都原本在列寧格勒，即以前的聖彼得堡和現在的聖彼得堡。十月革命勝利後，蘇維埃政府決定遷都莫斯科。方磊告訴汪虹，當時列寧曾經提出了三個辦公地點供選擇，是斯維爾德洛夫選中了克里姆林宮。於是，人們迅速拆除了宮中及周圍沙皇和臣子們的紀念碑。方磊對莫斯科非常熟悉，他指著著名的「共產主義先驅者」紀念碑說：「這座方尖碑其實是為了紀念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俄國三百週年而建立的，沒有拆，改了個名兒。」在「蘇聯憲法碑」前，方磊告訴汪虹，這裡原來是一座塑像，一位沙俄將軍的塑像。
紅場和列寧墓是一定要去的。紅場很小，出乎看慣了天安門廣場的中國人的想像。然而，紅場雖小，卻是莫斯科以及俄國乃至整個蘇聯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十月革命勝利後，每年的十月革命紀念日和五一國際勞動節都要在這裡舉行盛大的閱兵式。衛國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斯大林依然在這裡閱兵。與以往不同的是，受閱部隊直接從紅場開赴前線。戰爭勝利後，斯大林又在這裡檢閱自己的威武之師。受閱部隊都是從前線歸來的浴血將士，他們列隊走過紅場時，突然把從前線帶回的戰利品——幾百面法西斯德國的軍旗扔在列寧墓前。
誰能忘記熱血沸騰的歲月？
列寧墓就在克里姆林宮牆正中的前面。924年月27日，裝有列寧遺體的水晶棺安放於此。當時陵墓為木結構，930年用花崗岩和大理石重建，以後又進行了多次局部修葺。
方磊帶汪虹排隊進入，一代偉人安詳地躺在水晶棺裡。最具特色的應該是列寧墓前的兩名衛兵，他們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昂首挺胸，如塑像一般紋絲不動。尤其是換崗時，高大魁梧的衛兵持槍正步行進，威風凜凜，引來萬眾爭睹風彩，堪稱紅場一景。
從紅場出來，他們又在美麗的莫斯科河畔流連。方磊指著不遠處宏偉的蘇維埃宮說，這裡原來是非常著名的救世主大教堂，十月革命勝利後被強令拆除。先是建了一座第三國際書記處辦公大樓，後來又改建為蘇維埃宮。列寧墓和蘇維埃宮是蘇聯意識形態在建築學上的標尺，市中心的所有廣場和建築物都以此為模板。他們還去了位於市中心的莫斯科大學，這又是一座氣魄恢弘的建築物。以莫斯科大學主樓為中心，六座建築簇擁在其周圍，個個都不同凡響。方磊介紹說，這七座建築物的出現是極其偶然的，當時紐約開始修建聯合國大樓，杜魯門總統親臨致詞並為之奠基。處處都要與美帝國主義爭高低的斯大林豈能讓杜魯門出了風頭？這項莫斯科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造樓工程便在50年代全面鋪開。
在市政廳大樓前的莫斯科河橋上，方磊講述了不久前發生的令全世界震驚的「8。9」事件。當時他正好在莫斯科，目睹了這一改寫蘇聯歷史的重大事件的全過程。
方磊告訴她，當時，戈爾巴喬夫正在大膽地進行政治改革，實行了同西方一樣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但是經濟上卻一塌糊塗，盧布大幅度貶值，商品奇缺，社會動盪。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共產黨的幾位老同志，包括副總統亞納耶夫、總理帕夫洛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以及內務部長普戈等八人，組成了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發表了《告蘇聯人民書》，痛陳利害，宣佈接管政權。當時戈爾巴喬夫正在黑海之濱休假，隨即被軟禁在那裡。
政權易手。
按說緊急狀態委員會這些人都是權傾一時的重量級人物，手裡握有兵權，還可以指揮國家安全部隊，可事情偏偏就沒有成。
蘇聯人民已經不喜歡蘇共，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方磊說，我們聽到政變的消息急忙趕到紅場東北的練馬廣場，在路上就看到有坦克隆隆駛過，一打聽，原來是國防部長亞佐夫調動軍隊正在包圍葉利欽踞守的議會大樓。諾，就是這座大樓，俄國議會就在這裡，老百姓也稱這裡為「白宮」。這時，廣播車裡已經播出了葉利欽站在議會大樓前的坦克上發表的「反對軍事政變，保衛民主政權」的告人民書，號召人民起來保衛議會大樓。我們又往議會大樓跑，路上看見老百姓在包圍坦克，不讓它前進。有一位軍官跳上坦克對群眾說：「我們是奉命來維持首都秩序的，絕不是來鎮壓人民的。紅軍永遠不會向人民開槍！」
老百姓熱烈鼓掌。
等我們趕到這裡，已經到處都是用街心花園的長椅、鐵欄干、混凝土塊和卡車築起的街壘。雖然不斷有莫斯科市民加入到保衛議會大樓的隊伍裡，但坦克和裝甲車已經包圍和佔領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和重要部門，緊急狀態委員會已經控制了局面。
這是「8。9」當天的情況，我們都認為葉利欽馬上就會完蛋。
然而，事情在第二天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早晨，我們隨便吃了點東西就又趕往議會大樓。在人的一生中，並不是都能碰到這樣的大事件，可不能錯過。
一上橋，發現事情不對了：大橋已經被電車和混凝土塊築成的街壘堵死，車輛不能通行。而且，街壘前是七輛坦克車，坦克炮朝外，不像是在攻打議會大樓，倒像是在保衛議會大樓。更奇怪的是，坦克車上插著的不是鐮刀斧頭旗，而是白藍紅三色旗——那會兒我還不知道這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旗呢。我們問坦克上的蘇軍小伙子是怎麼回事兒？他說他們已經倒戈，現在在保衛葉利欽。
我們吃了一驚，趕緊過橋來到議會大樓前，看見幾十輛坦克和裝甲車一律炮口朝外，許多炮口裡還插著鮮花。坦克上還坐著一些莫斯科姑娘，她們都是自發來保衛議會大樓的。看來她們是在坦克上呆了一夜，因為每個人都披著軍大衣。她們和士兵們親親熱熱地坐在一起，有說有笑，融洽得很。很多市民送來香煙和啤酒慰問士兵，他們也來者不拒。看著我們疑惑的表情，一位姑娘從坦克上跳下來對我們說：「從昨天夜裡開始，包圍議會大樓的坦克陸續倒戈，現在已經全部與人民站在一起。」
三天後，政變徹底失敗。
8月24日，戈爾巴喬夫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同時宣佈解散蘇聯共產黨。
汪虹問我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我說：蘇共垮台的原因可以找出一萬條，但最重要的一條，是蘇共黨內既得利益階層的發難。
她茫然地望著我。
我告訴她，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80年代的時候都感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像我們宣傳的那樣「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反而日趨強盛，生機勃勃。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卻無一例外的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但是這種改革只能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全面改革。鄧小平視察深圳股票交易所時有過一番談話，他說也可以試著搞一下股票交易所，有問題關掉就是了，反正政權在我們手裡。這句話很有意思。局部的改革一方面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由於是局部的改革，所謂的「雙軌制」便不可避免地大規模出現。正是這種狀況，給了「政權在我們手裡」的各級官員進行貪污受賄的一個歷史性機會。當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黨政官員貪飽了撈足了以後，如何使自己貪污的國有財產合法化，便成了這些既得利益階層的首要任務。怎麼辦才能做到這一點呢？兩個字——變天。
「中國也會是這樣嗎？」她怯怯地問。
我笑了，說：「不是有句老話嗎？騎驢看唱本兒——走著瞧。」
她是一個普通的女該子，不具備政治思維的能力。
第二天晚上，她與方磊在站台上告別，登上了經基輔到布拉格的國際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