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還有你呢！」特韋德獲拍著手神氣活現地叫道。
「如果他不再夢見你，你想想你會在什麼地方呢？」
「那當然就在我現在的地方，」艾麗絲說。
「你甭想！」特韋德獲盛氣凌人地反駁道，「你會無處安身。按說嘛，你不過是他夢中的一個物件罷了！」
「要是那邊那位國王醒來，」特韋德獲又說，「你就會噗嗤一下，什麼也不存在了，就像點盡了的蠟燭！」「我不會！」艾麗絲生氣地叫嚷起來。
——路易斯·卡羅爾《鏡中世界》（872）
第二天上午，查爾斯非常準時地到了火車站。他也顧不得上等人的體面了，親自看著自己的行李裝上行李車，然後找了一節空著的頭等車廂。他坐下後便焦急地等著開車。開車之前，不時地有乘客探頭向這節車廂裡張望，但都被英國人常使用的蛇發女怪的眼睛一瞪，便嚇得連忙縮回身子（這節車廂不是給平常人乘坐的）。汽笛聲響了。查爾斯心想總算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寧靜，誰知就在這最後一刻，一張生著大鬍子的臉孔出現在窗口。查爾斯冷冷地望了那人一眼，可是那人投過來更加冷酷的目光。那人急匆匆地上了車——
希臘神話中有三個蛇發女怪，人一見其貌便會變其石頭。
走進車廂的這個人含含糊糊地說了聲「請原諒，先生」，便走到車廂的另一頭。這人約摸四十歲光景。大禮帽戴得平平正正，他坐在那兒，手搭在膝蓋上，急促地喘息著。他好像是個行為放肆、對一切毫不在乎的人。他不大可能是位紳士……或許是個盛氣凌人的管家（但管家是不坐頭等車廂的），也或許是個一帆風順的非專業牧師——那種恃強欺弱的牧師，是未來的斯珀吉翁，這種人專靠一文不值、譁眾取寵的詛咒來煎熬他人，來轉變教徒的靈魂。查爾斯心想，這個人肯定不討人喜歡，是這個時代的典型人物，要是他湊上來搭訕，就對他採取冷淡態度——
查爾斯·斯珀吉翁（834—892），倫敦基督教新教的講道人。
有時候，你悄悄盯著別人，端詳別人，會被對方發現的。查爾斯正是遇到了這種情況。對方投來了責備的目光。那人橫了他一限，尖利的目光似乎告訴查爾斯，他不應當那樣盯著別人。查爾斯慌忙望著窗外，不過也放了心，知道那人至少跟他一樣，不願跟陌生人攀。
火車平穩地行駛著。不一會兒，那有節奏的隆隆聲使查爾斯昏昏沉沉，像在做夢似的。他想，倫敦是個大都會，要找一個人是很困難的，但是莎拉也不會到處流浪，她一定去找工作。他有的是時間，有的是錢財，有的是決心，一個星期找不到就用兩個星期，最後總能找到她。也許，他回到家後發現信箱裡已投進了莎拉的一封信，上面又是寫著一個地址。此時，火車輪子「咕隆隆——咕隆隆」地響著，似乎地說：「她不會——那樣的——冷酷；她不會——那樣的——冷酷；她不會——那樣的——冷酷……」火車通過花紅葉綠的山谷，向著坎隆普敦駛去。查爾斯看見了坎隆普敦的教堂，但他昏昏欲睡，分辨不清到了什麼地方。前一天晚上他沒有睡好，此時已閉上眼睛。
有一段時間，那位旅伴並沒有去注意正在昏睡的查爾斯。過了一會兒，查爾斯的頭垂得越來越低（他已把帽子摘下來，免得脫落），這時，那位長著大鬍子的預言家才開始目不轉睛地盯著他，以免自己的好奇心被對方察覺。
他的目光很特別：那是一種端詳揣摩、評頭品足的目光，給人以非常不愉快的感覺。他似乎非常瞭解這個打瞌睡的人的身份（正像查爾斯自以為深知對方的身份一樣），而且並不因為知道對方的身份而高興，也不喜歡這種人。粗看上去，這個人的確並不顯得那麼冷漠專斷、飛揚跋扈，但他的外表畢竟給人一種令人不快的感覺——或者，即使不能說他對自己充滿信心的話，但至少可以說在判斷別人方面頗為自信，在可以從別人身上能夠獲得多少、可望得到多少、搾取多少方面頗為自信。
這樣目不轉睛地審視別人，如果時間在一分鐘左右，那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乘火車旅行十分乏味，對生人偷偷觀察一下也是一種樂趣。可是這個人的審視卻遠遠超過了一分鐘，那勁頭就像要把人吞食掉似的。這種審視一直持續到陶頓車站。站台上的喧鬧聲使查爾斯醒了過來，那人急忙轉移了目光。可是過了一會兒，當查爾斯再次睡著時，那雙眼睛便重新像水蛭一樣盯在他的身上。
親愛的讀者，總有那麼一天，有人也可能這樣注視您。您可能——在我們這個世紀不大拘謹的環境中——發覺這種注視。那些急不可待的觀察者甚至不等您睡著就盯上您。這肯定會引起您的不快，您會覺得那是一種按捺不住的情慾的表示……它表示極想對您有所瞭解，而您卻不喜歡一個陌生人用這樣的方式瞭解您。根據我的經驗，只有從事某一種職業的人才用那樣特別的目光注視人，目光中奇奇怪怪地混雜著探尋、嚴厲、譏諷和懇求：
我可以利用你嗎？
我怎樣來處理你這樣一個人物？
我總是想，唯獨萬能的神靈——如果確實存在著神靈這種荒謬東西的話——才會有這種目光。這種目光並非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是一種神聖的東西。其實它在道德品質方面是非常低劣、是值得人們懷疑的。我在那張長滿鬍鬚、正注視著查爾斯的臉上看清了這種本質。我對這張臉真是太熟悉了。此時，我不必再裝模作樣，實話說，那個長著大鬍子的人就是我——作者本人——
這裡是作者想像回到了一百年以前，跟查爾斯同坐一列火車。
當我注視著查爾斯的當兒，我要提出的問題卻與上述兩個問題無關。我應該怎樣寫下去呢？我曾想過，就在此時此地結束查爾斯的故事，在他去倫敦的路上我們就永遠離開他。但是，維多利亞時代小說的傳統模式不論過去和現在都不容許開放式的、無結論的結尾。我前面已經宣揚過，必須給人物以自由。我的問題很簡單——查爾斯所需要的東西是清楚的嗎？非常清楚。可是女主人公所需要的東西卻不那麼清楚，而且我甚至不知道她身居何處。當然，要是這兩方面的需要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我根據想像臆造的東西，這個問題顯然是難以處理的：一種需要跟另一種需要相衝突，最後實際上一種需要可能戰勝另一種需要，也可能失敗。小說總是要假裝與現實相一致：作家把兩種相互衝突的需要安排在一個圈子裡，然後就描寫這種衝突——可是實際上他安排好了這場衝突，最後讓他所讚賞的一方獲得勝利。我們在評判小說家時，既根據他們安排衝突的技巧（或者說，根據這樣的技巧——能夠使我們看不出他們安排過這場衝突），也根據他們在這場衝突中站在哪一方：善良的，悲慘的，邪惡的或滑稽的，等等。
但在衝突的安排中，最主要的一點是要向讀者表明作者自己對周圍世界的見解——不論作者是悲觀主義者，樂觀主義者，或者還是別的什麼主義者。我已假裝回到了一八六七年。當然，那一年是一個世紀以前。我覺得不管我對那時的社會表示樂觀主義，或者悲觀主義，或者任何別的什麼態度，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自那以後發生了什麼。
於是，我繼續注視著查爾斯，覺得這一次完全沒有必要安排他即將投入的衝突了。這樣我就有了兩種可供選擇的辦法。我可以讓衝突自行發展，自己只是起一個記錄員的作用；或者，我可以根據自己的立場對衝突的發展和記錄都進行干預。我注視著那張似乎軟弱無能但也並非毫無作為的面孔。我們快要到達倫敦時，我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說，原來我認為難以處理的那個問題是並不困難的。在這場衝突中我採取的唯一辦法就是提供兩種可能性，兩種描述。採取這一辦法，對我來說只剩下一個問題：我不可能同時提供兩種描述，總要有先有後。不論第二種描述是怎麼樣的，因為它是最後一章，是「真正」的描述，其效果是非常強烈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從上衣口袋裡掏出錢包，取出一枚銀幣。我把它放在右手拇指的指甲上，把它彈起兩英尺高。它在空中旋轉著。我用左手接住了它。
就這樣做了決定。這時，我突然發現查爾斯已睜開眼睛，正望著我。從他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這當兒他對我已經不僅僅是不喜歡了。他以為我要麼是個賭徒，要麼是個精神病患者。我還了他一眼，表示輕蔑，接著把銀幣放回錢包。他拿起睡覺時放在一邊的帽子，撣了撣灰塵（根本就沒有灰塵，他這一動作是表示對我厭惡），戴到了頭上。
我們在帕丁敦車站下了車，站台的屋頂是用巨大的鐵梁支撐著的。我們總算到了倫敦。他邁步上了站台，向一個挑夫招了招手。不一會兒，他向挑夫交待完畢，轉過身來，卻發現那個大鬍子已經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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