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原我主要是想說明這一問題：西方的封建社會不是西方歷史的自產物，而是外來因素－－－公元四、五世紀北方遊牧民族的騷動和入侵，當時幾乎整個世界都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入侵，中國正是由於這次遊牧民族的入侵而陷入了南北朝混亂局面。很多人都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像西方那樣產生現代科技工業文明是因為中國官僚制度的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我的研究恰恰相反，西方之所以沒能在古希臘後期產生近現代科技工業文明（在古希臘後期西方已經產生了許多酷似伽利略、牛頓這樣的近現代科學家型的學者，阿幾米德、歐幾里德就是典型），而必須經過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思想，正是因為古希臘缺乏象類似中國的一統天下的儒家思想，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正好起到了這個彌補作用，這才使得希臘文明加西方封建制度加宗教思想可以繁殖出現代西方文明－－－仔細對比一下，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精神對社會所起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似的，而與古希臘精神相反，中國缺乏的是古希臘精神，而非基督教精神（我認為重現實的儒家思想比愚弄人的基督教精神好的多）。另外我們還應該搞清楚這個問題：近現代西方究竟是因為什麼而領先？在很多人看來是因為西方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而其它國家都還停留了封建社會。我已經說過封建社會是一個很混亂的概念，將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定為封建社會是很值得商榷的。反正我是不贊同我們的歷史教課書上的人類歷史展五階段說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我的人類歷史展模式很簡單：原始狩獵採集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物信息文明。如果我們不是受教課書上刻意宣傳的那種人類歷史五階段模式，我的這一人類歷史展模式可以說是任何人都可以體會出來的。我認為西方近現代領先其它國家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西方進入了工業文明，而其他國家都還只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於是根本問題並不是西方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其他國家停留在封建社會。說真的，我對「資本主義」這個詞也有很大疑問，何謂「資本」？資本這個詞的意義很廣泛，在農業社會裡土地就是最重要的資本，在工業社會裡機器就是最重要的資本，當然不論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社會這些資本都可以換算為金錢。如果按資本這個詞來理解的話，我們是不是也要認為農業社會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當然，由於我們經常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詞指稱近現代西方社會，於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詞其實潛移默化的在我們的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帶有很多近現代西方社會特點的概念－－－重金錢、重商業、市場經濟、自由民主、工業達，資本主義社會其實成了近現代西方社會的另一種表達。很多人還在爭論現今的中國到底是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無聊之極！中國現在就是工業社會－－－與西方一樣，只是沒有西方達吧了。正像農業社會有很多模式一樣，工業社會也會有很多模式，美國的只是一種，前蘇聯的是另一種，日本的又是一種，德國的又不同。工業的前身是什麼？是手工業。手工業在古代，中國遠比西方達，但為什麼西方將手工業展成了工業文明，而中國卻沒有呢？那是因為中國缺乏西方的科學，工業其實就等於手工業加科學。手工業配上了科學這支翅膀就必然展成工業，如果配不上就只能永遠停留在手工業－－－中國及其他國家之所以只能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就是因為他們缺乏古希臘展出來的科學精神。科學不等於技術，技術是手工業的支柱。有人認為中國古代有達的科學，那是根本不懂得科學和技術的差異，中國古代達的是技術而非科學。科學需要我們認識事物的「所以然」，而技術只需要我們知道事物的「之所然」。因此，技術只需要我們經過長期的實踐、摸索總是可以總結出來的。但科學卻不同，科學不僅需要實踐，更需要我們有一種精神－－－求知的精神，認識事物的內在原因，而非只知道外在現象的精神。科學是古希臘文化醞釀出來的唯一花朵，其他國家都沒能醞釀出來，事實就這麼悲哀！因此我實在不理解所謂的中國的**、官僚制度的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阻礙了中國在近現代進入科技工業文明的說法－－－中國從骨子裡就沒有科學，何來阻礙？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的**、官僚制度的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這些是好東西，而是說我們需要找到根本原因，而非找替罪羊。中國的**、官僚制度的穩定性、儒家思想的保守性這些作為中國沒有在近代進入工業文明的結果還勉強說的通，作為原因實在是無稽之談。於是我們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象古希臘那樣醞釀出科學精神？我認為最根本的是地理環境決定的。我認為不僅僅是人類，萬物的演化都是這一模式。而其中的決定因素就是大自然的「多樣選擇」，也就是說，不同的小環境會產生不同的事物，但大自然在最後的選擇中只會選擇最優秀的、適應範圍最廣的，而事物又在適應更廣範圍的環境的過程中不斷進化演變。我認為，地理環境是有針對性的，對於我們地球人類來說，整個地球就是我們的地理環境；對於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所生活的環境就是我們各自的地理環境；對於我們每個國家和民族的地區的人民和小民族來說，這每個地區和小民族所生活的環境就是他們的地理環境。如果我們要研究我們中國文明的總體特徵，這需要我們研究整個中國的地理環境，當然如果我們還要細化研究，就需要考慮中國的各個地區（小地理環境）生長出來的民族的文明及中國之外的地理環境生長出來的文明對中國總體文明特徵的影響，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其實就體現在這裡。因此我們功能主義和結構主義是建立在地理環境基礎之上的，適合細化研究歷史而非總體的研究歷史，地理環境更根本。我並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這種細化研究並不是我的興趣，所以我很少用它。當然，還有人認為人類歷史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人類，與創造歷史的客體－－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不能用地理環境決定論。這一觀點無疑是對的，我本人也是持這一觀點的，只是我認為考慮人類的因素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事實，比如如果春秋時期不是出現孔子，而是出現別的偉大思想家，這個思想家的思想總體上還是會與孔子思想相近的（只有這樣才會成為中國思想的主體），但或多或少會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肯定會對中國以後的展有一定影響，當然總體上不會變，變的只是次體。但中國歷史的事實是出現的孔子，而不是另外一位類似孔子的思想家，所以研究中國歷史考慮創造歷史的主體－－人類的因素其實就是在考慮具體的史實。我並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考慮太多的那一個人的作用對我來說沒多大意義。另外，我認為個人或哪個民族的不同只會造成歷史的小偏差，而極少能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我贊同這樣的觀點「三分英雄造時事，七分時事造英雄」。事實上，從廣義的講，整個宇宙就是我們的地理環境，地理環境決定論就是宇宙決定論、就是自然規律決定論，這與中國古代的天命論的精神實質是相似的。好了，談了這麼多地理環境決定論，言歸正傳討論為什麼中國沒有象古希臘那樣醞釀出科學精神？按地理環境對人類的適應程度來化分，可以分為優良、適中、惡劣三類。太優良的地理環境會使人類較多的關心社會問題，而非自然問題，因為優良的地理環境較容易滿足人類的生存需要，他們不需要將大部分精力用在考慮怎樣認識自然、怎樣從自然中獲取更多食物的問題上，他們的主要問題在於考慮社會問題、考慮如何將社會治理好的問題。中國的地理環境就是對農業文明極度適應的地理環境，黃河流域有寬闊的適合農耕的土地，黃土是比較鬆軟的土。中國文明擁有許多這方面的特性，中國的哲學家幾乎全都是社會政治學家，他們並不熱衷於自然問題，他們關於的是治國安邦的問題。中國的哲學是一種入世的哲學，中國人較少有真正的宗教感情，他們關心的是世間的生活而不是對天國的期望。中國的文化非常注重飲食，也比較鋪張浪費，在物質生活方面具有縱慾的傾向，這與我們的地理環境能較容易滿足我們的生活有關。太惡劣的地理環境會使人們對自然充滿恐懼和害怕，會使他們的哲學產生較多的自然的幻想和期望成份，太惡劣的環境滋生的是出世的哲學，而非世間哲學。印度就是這方面的典型，印度哲學的基本精神就是認為人世間是苦的，擺脫的方法是出世。印度的哲學是一種禁慾的哲學，為什麼要禁慾？因為他們的生存環境難以滿足他們的生活需要，不得不禁慾呀！只有適中的環境才會使他們既在一定程度上關心社會問題，又在一定程度上關心自然問題－－－是審慎的關注而不是對自然的幻想和期望。古希臘的地理環境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我認為這是古希臘能夠醞釀科學精神的根本原因。如果說惡劣的地理環境不適合人類的展，這是所有人都會贊同的。但是說優良的地理環境也不利於人類的展，恐怕沒有多少人相信。但是事實正是這樣。比如，現今還存在的許多處於原始社會的民族，他們之所以停留在原始社會階段、沒能繼續展，就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較優越，使他們產生了進化的惰性，或者更準確的說是產生了相對於他們所適應的環境的進化的定向性。事實上，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的展都符合這一規律。一種優越的環境雖然會使生活在該環境中的事物，在該環境中取得極大展，卻無助於該事物向更高階段展。只有介於優越的和惡劣的之間的恰到好處的環境才最有利於該事物的展。中國文明之所以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而不能自的進化到更高級的工業文明階段，正是由於古代中國地理環境對農業文明的極度適應性造成的。我們不得不悲觀的說，中國地理環境的優越性使她創造了最為優秀的農業文明，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使得她只能停留在這一階段而不能自的進入到工業文明階段。西方文明正因為她的環境並不是最適合農業文明的，而使得她沒有創造最優秀的農業文明，但她的文明裡卻有向更高階段的工業文明進化的種子－－－科學精神。科學精神在古希臘中後期已幾乎完全形成，我們有必要仔細研究一下西方近代科學產生的幾大重要因素。先是中世紀作為教條主義的亞里斯多德體系，亞里斯多德建立了一個十分龐大的科學哲學體系，當然他的體系並非嚴謹的科學理論，而更多的是哲學家的領悟。眾所周知，他的很多觀點都是錯誤的，比如他認為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沒有力的持續作用，它將靜止下來。但重要的不是他的觀點的錯誤，而是他提出了有意義的問題。試想如果根本沒有人提出問題，那更不會有人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問題一經提出，如果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問題，解決的人會很多，雖然很多人可能給出錯誤的答案，但最終會有人給出正確答案。亞里斯多德的作用正在此，他的龐大的科學哲學體系其實就是一個龐大的問題體系，他給出的答案許多都是錯誤的，但只要有人糾正了他的錯誤，這個體系就會變成一個十分嚴謹的有價值的正確體系，牛頓的體系其實就是對亞里斯多德的錯誤的糾正，但體系本身是一致的。一些人常說中國古代存在達的科學，但問題在於中國有誰象亞里斯多德那樣鮮明的提出了這個觀點－－－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沒有力的持續作用，它將靜止下來。我們都是將這個觀點當作非常明顯的事實來看的，而非像亞里斯多德那樣上升為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們永遠不會出現類似伽利略、牛頓這樣的糾正這一錯誤的學者，所以我們永遠得不出牛頓的科學體系－－－最基本的科學體系，所以我們永遠無法自產生科學這一花朵，從而也無法將手工業展為工業。中國沒有從農業文明階段進入工業文明階段的根本原因就是如此。其次是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可以說是哲學對自然現象的領悟，而非像伽利略那樣通過仔細的觀察、實驗和研究得出的結論。這是他的很多觀點都是錯誤的根本原因。亞里斯多德說，力是物體運動的原因，一個物體如果沒有力的持續作用，它將靜止下來。如果我們不經過仔細觀察和實驗，我們每個人都會得出亞里斯多德的結論。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的作用就是排除一些外界干擾因素－－－比如摩擦力，而專注於特定的研究對象，從而保證研究的可靠性和正確性。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是糾正亞里斯多德的錯誤結論，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正確方法。最後是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公理體系。歐幾里德幾何學像一座明亮的燈塔，照耀著西方科學研究之路。與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的幾何知識相比，更重要的不是這些知識本身，而是她提供的方法－－－公理體系，用從公理中推出定理、再推出各種推論、結論的方法來構建嚴謹、正確的體系，從而保障各知識的關聯性和正確性。至從歐幾里德幾何學建立之日起，西方學者一直將她當作楷模，他們希望一切知識和學科都能像歐幾里德幾何學那樣建立在為數不多的幾個公理的基礎之上，然後通過嚴謹的推理得出正確的命題、結論。亞里斯多德雖然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科學哲學體系，但是這個體系不具有嚴謹性，各觀點之間不具有嚴謹的論證性。這種體系還是屬於哲學家的領悟體系，而非科學家的論證體系。如果說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是糾正亞里斯多德的錯誤結論，從而得出正確結論的方法，那麼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公理體系則是保障體系本身的嚴謹性的方法。正是這兩點完全解決了亞里斯多德科學哲學體系中所存在的問題，從而得出了正確的體系－－－牛頓科學體系。牛頓科學體系先是以運用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得出的牛頓三定律（公理），然後通過推論推出各定理、結論，從而構建的龐大科學體系。牛頓在他的著作－－－＜自然哲學的數學體系＞中是完全仿照歐幾里德的公理體系寫的。我的觀點就是近現代西方科學＝亞里斯多德科學哲學體系＋伽利略的觀察和實驗方法＋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公理方法。值得注意的這三大科學種子在古希臘中後期都產生了，亞里斯多德和歐幾里德本身就是這一時期的，阿基米德就是那一時期的伽利略。然而古希臘是可悲的，正在這一時期，波斯帝國興起了並對他們進行了長期的入侵。這還不是致命的，因為古希臘諸城邦聯合起來打敗了波斯，雖然古希臘受到了很大影響，但並未消亡。然而，這時馬其頓又興起了，馬其頓消滅了波斯帝國並成功的征服了古希臘（阿其米德就是在這次入侵中被馬其頓士兵殺害的）。後來羅馬又興起了並打敗了馬其頓，最終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大6的龐大帝國，才使得西方世界穩定了下來。羅馬繼承並展了古希臘文明，但她拋棄了古希臘最重要的精神－－－科學精神。羅馬是依靠征服建立起來的大國，他們需要的是能立即產生作用的實用技術，而非古希臘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畢竟不能馬上為他們帶來實效，就如同我國現在大力展商業而非投資科學和教育一樣。這樣有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如果古希臘後期沒有受到外界大規模入侵的干擾，而是繼續她自身的展，近現代西方科學會不會就在那個時期或梢晚一些時期到來呢？歷史沒有用史實為我們回答，我們只能通過我們的仔細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很多人會反對這一觀點，他們會用諸如中國的四大明對近現代西方文明產生的重要作用、印度的記數法（用1、2、3等標記數字）等等來說明古希臘缺乏這些因素而不能自展出科學。我認為這些因素並非決定性因素，而且它們是可以通過古希臘的自身展解決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我前面說的亞里斯多德體系、伽利略的觀察實驗方法、歐幾里德公理體系。但我也並不認為，如果古希臘後期沒有受到外界入侵的干擾，近現代西方科學會在那個時期或梢晚一些時期到來。我認為古希臘最缺乏的不是中國的四大明、印度的記數法這些技術上的東西，而是精神上。亞里斯多德體系、伽利略的觀察實驗方法、歐幾里德公理體系這三大種子雖然在古希臘中後期都產生了，但這些科學精神在當時只為少數學者掌握，而遠沒有上升為全民族的精神。古希臘和現代西方類似，崇尚民主、自由、多元化、個體的精神，這對激人民的活力、創造力確實非常重要，但她的問題是不能讓一種正確的、有價值的東西成為占主導和統治地位的東西。也就是說，她缺乏的恰恰是象中國這樣的能用國家的統治機器將一種學說上升為統治學說的機制。當然我的這一說法會遭到那些崇尚民主和自由的人的強烈反對，但我認為我們如果真想我們民族的強大興盛的話，我們應該理性的爭論這個問題－－－你可以反對，但應當拿出理由，而不是非理性的抵制，這對我們民族的興盛無益。科學和工業文明之所以只能在近現代產生，最重要的並不是中國的四大明、印度的記數法，而恰恰是中世紀的**、一元思想統治。因為正是這種**、一元統治才使得西方能將亞里斯多德的科學哲學體繫上升為一種全民族的精神（十一世紀、十二世紀，托馬斯；阿奎拉將流傳到阿拉伯世界又從阿拉伯流傳回來的亞里斯多德學說和基督教成功的融合在一起，一、二個世紀後文藝復興運動就爆了，揭開了西方的近代史），而非極少數學者的精神。在近代，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象古希臘那樣，只有極少數學者在研究思考自然問題，而是一大群反對亞里斯多德學說的人。是的，他們在反對亞里斯多德的錯誤及精神奴役，但是他們忘了，正是他們的反對才導致了他們的正確，如果沒有亞里斯多德的錯誤何來他們的正確？事實就是這樣。民主、自由、多元化、重個體和**、紀律、一元化、重整體這本身就是兩個片面的極端，過度都不好。一種最好的社會本身就是這兩種精神的折合。在當代西方我們不是同樣看到了這種的古希臘的悲哀嗎？在當代西方，沒有一種哲學能夠上升為統治哲學，當代西方的哲學是如此之混亂，以至於他們缺乏一種共同的精神指南。我們難道不應該反思一下多元化、自由、民主的痛苦嗎？注，原標題太長，我改了一下，原標題為：近現代科技工業文明產生於西方的根本原因作者，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