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是農民，
但你的父親可能是；
你父親不是農民，
但你的祖父一定是。
某種意義上說，
中國並不存在（或不應該存在）城市和鄉村的明確的分野，
你我都是農民，
所不同的可能僅僅只是進入城市的時間不同！
《孫大午北大演講全文：可憐的天下農民》
孫大午於2003年3月13日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配樓報告廳發表演講，以下為演講全文
大家晚上好，非常榮幸來到這個地方，這裡是個神聖的、令人嚮往的地方，尤其對於一個農民。我今天感到非常激動，我為北大這種思想學術學風的開放感到高興，因為在這樣一個神聖的地方，能讓一個農民或者一個私營企業主坐下來講一講心裡的感受，不管我講得好不好，這本身就有特殊的意義，就是一種象徵，因此我為北大感到驕傲。我希望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對我也不要有過高的要求，因為我現在畢竟是一個農民。
我今天要談的題目就是解讀三農問題，主要是談談我個人的感受。
第一，我要談談目前流行的一些主流提法。
首先說說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有好多年了，一開始是\兩高一優\農業，高產高效優質。實際結果呢？是高產沒有高效，優質沒有優價。國家提倡產業結構調整，好像就是種菜種果樹，農民大量地種，種菜據說現在全國種到了2。5億畝，人均達到二分菜地，今年的統計數字說是4。4億噸，佔全世界蔬菜產量的76%。果樹呢？大家都知道好多水果不再摘果了，比如我的1500畝葡萄，是美國提子，還有一些市場。而我隔壁的葡萄園就不摘了，每斤三兩毛錢，雇工錢都不夠。歷史上楊貴妃吃的荔枝現在運到北方來，賤的時候才八九毛錢。這樣下去，產業結構調整還能走多遠？哪裡出了問題？我和一個同學探討的時候認為：問題就出在一百個廚師給一個人做飯。我到黃土高原陝西山西去，有意識地看了一下，那地方的官員們還在鼓勵農民「優質高效」，要瞄準上海北京這些大城市去生產蔬菜和水果。這樣的事情是很荒唐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一百個人給一個人做飯，這一個人也只能吃一兩個廚師的飯，做飯的怎麼會有出息呢？事實上這個路是行不通的。生產容易消費難，十億農民瞄準城市人的菜籃子、米袋子，供大於求是有目共睹的。這是第一點。
其次是「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建設也有十年了。成功的小城鎮有，但是廖廖無幾，可能沿海有。如果在內地、西部地區，就算產生了小城鎮，也都是政府投資的政績工程，無非是修花園，拓公路，建房子。我就想小城鎮的投資主體是誰，如果不是農民自己自願地去建小城鎮的話，政績工程建成了以後，政府再去搜刮民財還賬，這個路能行得通嗎？就算你不用老百姓還賬，讓農民白住到那個小城鎮裡面，他去不去？我認為他是不去的。他去那兒幹什麼？去那兒享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農民是享受不起的。這個「小城鎮建設」是不宜提倡的。1998年在中南海有個座談會上，我去了，四川綿陽介紹經驗，當時領導還誇他們。什麼經驗呢？賣戶口。當時我心裡就有一種悲涼的感覺。
現在又提出來『農民要向城市轉移，農民的出路在於城市化」，我覺得這個事情又是行不通的。先說咱們現在國家的城市是個什麼狀態。咱們就以北京為例。北京城是一圈一圈往外擴，二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中間是中南海，也就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後才是商業中心。我們國家的口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但是城市卻是以政治為中心建設的，那麼農民進城能夠幹什麼？搞政治？搞文化？搞經濟？搞商業？只有個別的人或者少數的人能做點小買賣，當然也不乏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咱們說的是大多數人。農民進城就得是打工賣苦力，同時帶來非常危險的因素。農民在農村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但是農村問題一旦成為城市問題的時候，國家就要亂了。再者說，20年後，我們人口將達到16億，城市能有多大的容量？我昨天從網上看到現在中國的人口已經接近14億，農村人口是9。3億，生活在縣以下的還有1。億，也就是說有11億左右生活在縣以下，城市僅僅有2億多人口，如果讓農民進城，城市有多大的容量？農民進城以後又幹什麼？我覺得這招也行不通。那麼農民自己能夠城市化嗎？誰來投資？我覺得國家不投資建小城鎮都難，國家也沒錢，就是國家有錢也不可能給農民去建城市。我覺得讓農民進城、農村城市化是一個夢，是農民一個遙遠的夢，不符合現實。
再次，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那就是給城裡人待遇。城裡人享受的社保也就是最低保障、醫療教育，能夠給農民？國家有那麼大的力量嗎？拿什麼給？給得起嗎？這些提法好是好，但行不通。不要說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義務教育法出台十年了，在農村有這個「義務」教育嗎？農村的教育附加、教育集資能夠去掉嗎？去掉以後教師的工資誰來發？國家撥款撥得非常少。義務教育法都行不通，咱們還奢談什麼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我覺得這是一個願望，一個理想，不合國情。
最後一點，費改稅，減輕農民負擔。這一點應該說是有成效的，大約全國減去了40%。我來以前調查了三個村的農民，現在每一畝負擔輕的是37，重的是68，中間的是51。現在農民人均土地大約是一畝半，也就是說人均負擔在70到80之間。減負是減去了，但是減去
的是農業稅和\三提五統\，農業稅很輕，重的是\三提五統\，就是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這是\三提\；\五統\包括教育費、民兵統籌、計生統籌、交通統籌、衛生防疫、治安聯防等，這些加在一起，一個農民負擔現在大約是70。這些東西能夠減下去，那麼不能減
下去的還有多少呢？生豬屠宰、糧食流通、河道工程、水費，這能減嗎？部門下來收費的非常多，尤其是對一些中小型企業。一個農民僅僅減去四五十塊錢，我不是說不好，但是能使農民富起來嗎？我想就把這點稅費全砍掉，能夠富嗎？一個農民少交這100，是不是就有出路了呢？
咱們的官方統計數字，是收農業稅大約400個億，收\三提五統\800個億，朱總理說一共1200個億，李昌平先生說遠遠不只這一點，大約在三四千個億，但我要說的數字還大，得六七千個億。看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朱總理在中央，1200個億是統計局上去的。李昌平說得也沒有錯，比如縣裡，水利局編製30個，實際開支是330個人。大家想一想，30個人的編制報到朱總理，330個人是李昌平看到的，那我孫大午感受的是660個人。他們在下邊吃喝拿、索賄，這部分錢是見不著的。中央看到的是1200個億，鄉幹部知道沒有三四千個
億養不了那麼龐大的官僚隊伍，我們搞企業的感受還得翻上一番。如果大家不相信，應該去分析一下銀行的存款怎麼增長這麼快，看一下各個縣裡、城市裡那些豪華的住宅，這些錢從哪兒來的？
有一個大數字我非常懷疑，就是這個GDP增長到10萬個億。但是有兩個數字我是非常相信的：去年國家的稅收增長了20%，收了1。6萬個億，銀行的存款增長了1。5萬個億。第一個數字為什麼不相信？
先說農民這一塊，人均純收入說是2400元。我也搞了個調查，走訪了很多農民。比如一個農民跟我說：種小麥（每畝）用底肥70、耕地20、種子20、播種費8元、澆水20、鋤草滅蟲5元、追肥38、收割費35、人工（一畝地兩個工）30、防災保險8毛；種玉米（每畝）
，秸稈粉碎25、種子11。5、底肥42、追肥30、鋤草滅蟲5塊、澆水水電費20、收穫費30、費改稅58，一畝地下來成本近500元，每畝產小麥700-800斤，玉米700-800斤，一共1600斤，賣五毛錢一斤，一共是800元，減去500元的成本，剩300元，沒有算他個人的成本和勞動
，要是一畝半隻剩450元錢，我就納悶這純收入2400元錢怎麼出來的。1998年那次我在中南海匯報，就講到這個數字水份太大，領導問我水份有多大？我說咱們今年年增長8%這個數，攔腰砍一刀還有水份。他說你有什麼根據呢？我就從養雞這一塊說起。我說我是河北省
的養雞狀元，在河北省我養雞是最多的。咱們統計局和報紙公佈河北省養蛋雞5億只，全國人均雞蛋是斤，我去年賣了小雞400萬隻，有200萬隻是小公雞，200萬隻小母雞如果長到產蛋期就按90%算（國標是85%），到下蛋的時候就剩下180萬隻。河北省是107個縣
，就算每個縣都有個大午集團，才2億只產蛋雞，事實上五個縣也沒有一個大午集團，這5億只產蛋雞從何而來？中央說今年要增長8%，河北省定的是9%，要高於西部各省，保定市要爭取做貢獻，定的是保16%爭17%，我們徐水縣是給保定市做貢獻的縣，定的年增長23%，大午集團所在鎮這個數字我就沒辦法填了，我給他們蓋章讓他們自
己填去。這個數字就是這麼來的。所以我對這個數字非常懷疑。稅收1。6萬個億我相信，而且我覺得收了有2。6萬個億。1998年，有個中興集團，董事長和我同齡，我問他\今年地稅拿了多少\，他說拿了100萬，我說\你真掙了不少錢\，可他說他賠了600萬，我問他「那
怎麼可能拿了100萬的企業所得稅？」他說人家稅務局要征這麼多，我說「要徵得有賬啊」，他說人家不按賬，按銷售額征，認定每銷售100元的產品至少有10%的利潤，所以就有國家的稅收3。3%，他說他去年的銷售額是6000多萬，所以得拿180萬的所得稅。這個數字就
是這麼征上來的。我為什麼說遠遠不只1。6萬個億？我曾在一個貧困縣建過一個加油站，
從1997年1月21號建站，到2001年8月22日總共的費用（吃喝花費、稅收）是298200，其中國稅收的有138800，以收稅為名收了地稅39000，其中沒有收稅憑證的一個7222，一個24800，這是31000，也就是說地稅入庫只入了7000塊錢。加在一起真正入國庫才145000。我這個企業一共花了290000多，入庫入了145000。所以說正稅只佔了一
半，那一半就是吃喝花，送禮。有人說：你願意送。這就太委屈我們了，誰願意出這錢？若有人說：你為了少納稅，那更冤枉。我們的帳目齊全，有據可查，從沒有少申報，更沒有偷漏稅。
銀行存款猛增，企業卻紛紛倒閉。腐敗都擺到大街上去了，豪華的住宅一套接一套。我大膽地估計一下，現在九萬億的存款，有80%的存款在5%的人手裡，而不是像他們說的20%的人佔有80%的資金，5%在咱們國家是6500萬人，一個人十萬就是七萬個億。如果真要是20%的人佔有80%的款，這個社會還是能夠前進的，能夠拉動經濟的，但現在走不下去了。
今天下午有人跟我說，現在的學生有相當一部分是功利主義者，不關心政治和國家了，我說不能那麼想，北大的學生平民家庭甚至窮學生居多，人們首先要求得到溫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經濟上的獨立，也就是「達則兼濟天下」。咱們要求北大的學生還像五四的時候那麼熱血沸騰為國家，就要求太高了，那時候上學的人都是有錢的人，*說是個富農出身（可能是個地主也差不多），他來到北大圖書館還是最讓人瞧不起的人呢。
再說回來，減稅費確確實實也行不通，因為減一時還得出現反彈。家飯碗的吃喝怎麼辦？你說中央怕農民鬧事，我看是更怕當官的鬧事，中央還得依賴他們。再者說，也不能說農民負擔重，70元錢怎麼算重呢？相對於他的收入來說重了，但相對於這個時代，相對
於國家的發展建設來說，目前農民給國家貢獻太少了，農民的產值按現在的統計佔全國GDP的15%，十億人只佔15%，這是多麼的少啊。農民並不是不想貢獻，也不是不能貢獻，農民很勤奮願意勞動，只是太窮了，給國家貢獻不了。真要是有出路的話，農民為了這70元錢
敲鑼打鼓的抗稅，可能嗎？怎麼會出現刁民？沒有刁官哪來的刁民？沒有政府的壓制，農民怎麼會出現反抗？說農民窮農民苦，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那時候不苦？農民推著小車把勝
利推出來了，你給了農民以希望，農民就擁護你。現在是個什麼狀況？是農民看不到希望，農村成了絕望的田野。因此我說現在農民需要第三次解放。
第二，農民為什麼窮。農民窮是因為農民有飯吃沒有錢花，沒有錢花是因為沒事幹，沒事幹是因為農村有事沒人干，農村有事沒人干是因為不能幹不敢幹。有幾個敢干能幹的人，下場都很慘，比如鄉鎮企業的帶頭人。官僚體制傷了農村的元氣。我剛才說的中興集團的董事長，他挺到1999年就死了，死的時候欠下了大約五千萬的債務，其中有三千萬是銀行的債務。四大銀行的賬大約爛了有四萬個億，剝離了1。6萬個億，現在還沒剝離的大約有兩萬多個億，就是這麼形成的。中興集團的董事長人死了，他個人也沒有發財，我相信他的孩子上學都困難，現在我養著好幾個搞過鄉鎮企業人的孩子，我在救濟他們。你要說鄉鎮企業垮了是因為經營管理不善、素質不高，都不是實話。如果同學們真感興趣，我可以給你們提供幾個例子，你們可以去調查一下。即使有幾個敢干能幹的能人，也得讓官僚部門給同化了。剩下像我這樣的，不是可喜可賀，而是可悲可歎的，我也是九死一生。
我是下海的，當過十年兵，在政府又工作了十年，而且我學過四年語言文學，學過三年法律，打了十幾年的行政官司，和土地局、稅務局和工商局打官司，不用請律師。死裡逃生，可彰而不可學，沒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