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晚上
聯邦政府的安全問題是通過部門化管理進行的，部門之間的信息流通是由部門的高級領導來進行的。這些信息流通由行政官員和情報人員所控制。這意味著聯邦政府的部門之間的了解甚少。由於安全上的考慮，檔案文件會被定期銷毀，而工作人員也重復著退休，死亡的輪回。因此美國政府都甚至不知曉自己的一些歷史，歷史就被如此塵封了下來。
在緊急情況下，聯邦政府的某些部門的某些人員可能會需要別的部門的某些人員的情報信息。於是這些人們就坐在同一個房間內通過非正式交談的方式來獲得一些敏感信息。這就是秘密的口頭交流。它們本不應發生，卻在時常發生著。
馬克給馬薩喬打電話，告訴他自己想在安全的情況下了解一些信息。之後不久，馬克和馬薩喬走進了聯邦大樓內的FBI指揮中心。當時是晚上，房間內只有一名叫做卡羅琳的探員正在更換錄像帶。馬薩喬站在指揮中心的西牆上的一個鐵門前面，這是30-30會議室的房門，這是一間密室——實際上是一間莫斯勒密室。他觸摸了一下暗碼鍵盤，兩人圍著一張小桌子坐了下來，之後房門卡嗒一聲就關上了。
卡羅琳通過眼角余光察覺到兩個男子進入了密室，她知道肯定是和眼鏡蛇案件有關。她在想是否行動失敗了。她能感覺到空氣中有一種東西在聚集，好像即將來臨的氣象峰給空氣中帶來了一絲的微風，微風中帶著一點暴風雨的味道。
“我們在眼鏡蛇病毒中發現了致命的天花病毒的基因。”馬克對馬薩喬說道。
“是嗎？”不過這對他來說沒什麼概念。
“威爾稱它為火箭基因，它能夠使病毒顆粒的蛋白質快速進入受感染細胞。你可以把這個過程想像為爆竹在細胞內爆炸的情形，它在向四周發射病毒的同時摧毀了受感染的腦細胞。這就是為什麼感染者死亡這麼快的原因，馬薩喬。病毒以驚人的快速進入感染者的大腦。眼鏡蛇病毒具有天花病毒的部分基因。”
馬薩喬吸了一下牙齒並開始玩弄手指上的戒指。“你們干得不錯，可是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找到那個家伙？”他說道。
“你要明白，你現在做的事情會改變歷史的結局。”馬克說道。
馬薩喬回答說他自己已經充分意識到了這些。
馬克坐回到了椅子中。他感到渾身的骨頭酸痛，他在想何時才能回家看到自己的孫子，才能再次享受墨西哥海灣清風拂面的感覺。從眼鏡蛇病毒中發現天花病毒基因對他的打擊太大了……
“馬薩喬，這非常奇怪，作為一名科學家我為我的發現感到自豪，可是作為一個人我感到無比的難過。你是怎麼調和這兩種想法的？”
“你不必那麼為難。”馬薩喬說道。
“在1969年年末，就是在尼克松停止這個研究項目之前，那個項目後期的一些事情發生在了我的身上，我指的是美國的生物武器研究項目。”
美國陸軍的生物武器制造設備安裝在阿肯色州杉崖的生物工廠。一些軍方研究人員在1969年邀請馬克參觀工廠並參觀彈頭的裝載過程。他看到工人們正在往小型彈頭裡面裝干燥的炭疽菌，他們只是穿著工作服戴著口罩，沒有穿著任何防護服。
“我注意到那些裝載彈頭的家伙都是黑人，”馬克對馬薩喬說道，“主管是白人，是非裔美國人在那裡裝填細菌炸彈，那些白人只是指揮他們如何去做。”
他試圖忘記所看到的一切，並試圖告訴自己那些干活的家伙是收了高薪才來干的，他還試圖告訴自己軍方對自己不錯。“我用了好長時間才讓我這固執的頭腦接受了在阿肯色州所看到的事實，在細菌工廠裡用的是一次性的黑人工人，就是這個事實。”
尼克松在1969年停止了美國的生物武器研究項目，之後馬克就失業了。“尼克松讓我失業了，但是我還要感謝他，我所有的成就就是數千只死猴子和一些超級的生物武器。”
“等等！”馬薩喬說道，“我聽說這些狗屁生物武器不能使用，它們沒有任何作用。”
“你從哪裡聽說的？”
“我的線人都這麼說的”
“胡說八道，”馬克說道，“純粹是胡說八道，這是這些年來我們所聽到的從民間科學界傳出的一種不可思議的瞎話，民間科學界向來對生物武器的研究漠不關心，他們當然也不會知道具體的內幕。我們在太平洋進行了五年的戰略生物系統試驗，我們在約翰斯頓環礁周圍試驗了所有致命毒劑以及各種投放方法，試驗表明有些方法和有些毒劑是失敗的。這就是整個研究的一些情況。不過我們知道了有些毒劑是有效的。相信我，那些生物武器並不是沒有任何殺傷作用，可能你不會喜歡它們的殺人方式，但是它們的確有這個能力。誰告訴你那些武器的研究沒有成功？”
“噢！我們的一個學術顧問。他具有安全許可權。”
“一個具有安全許可權的學者，這個家伙告訴你在約翰斯頓環礁發生的事情了嗎？”
馬薩喬沒有回答。
“他提到過約翰斯頓環礁嗎？”
“沒有。”
“我們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吧。”馬克說道，“尼克松在1969年年末突然終止了這個項目，是他作出的決定。這個該死的項目讓我非常頭痛，正當我決定退出時，尼克松下令終止了它。我是永遠不會原諒尼克松的，是他讓我失去了自己作出決定的機會。”
馬克決定做些事情來減少一些他對從事生物武器研究的愧疚。他申請去公共衛生局工作，於是他就進入了疾病控制中心，之後他參加了撲滅天花的戰斗。在20世紀60年代初，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專家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想法，他們認為一些病毒可以從地球上鏟除。他們選擇了天花病毒，天花之所以被選為最可能滅絕的病毒是因為它只寄生在人體內，它不會寄生在人們無法接近的熱帶雨林一些動物身上。
馬克從腰包裡取出一個他的錢包，他從裡面拿出一張照片，照片很舊，邊角都已經卷了起來，相片表面覆蓋著塑料膜。這張照片他已經隨身帶了20年。他從桌子上把照片推給了馬薩喬。“就是這個工作贖去了我過去的罪行。”
照片顯示的是一個瘦弱的非洲男子站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身邊有一個籬笆。他斜視著鏡頭，沒有穿上衣，他的肩膀、手臂和胸部布滿了水泡的斑點。
“我應該認識這個人嗎？”馬薩喬問道。
“不。”馬克說道，“不過，如果你是一名公共衛生醫生，你就會認識他了。他的名字叫做阿裡?馬林，是一名廚師。那是在索馬裡，當時是1977年10月26日。馬林先生是人類最後一名天花感染者。從此，世界上再也沒有出現過天花，這個星球上最嚴重的疾病之一就這麼被消滅了。我當時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名叫做詹森?韋斯菲爾德的醫生在現場。我們給方圓幾英裡的所有人都接種了疫苗，這個家伙再也不會從馬林先生傳染給其他人了，我們把這個東西徹底消滅了。我在這裡說的我們指的是全世界數以千計的公共衛生醫生，這其中包括印度的醫生、尼日利亞和中國的醫生、孟加拉國的赤腳醫生以及各地的群眾等。我想你很難想像當年那場抗擊天花的戰役是何等的成功。”
縈繞在馬克腦海中的一個奇怪的事情是歷史事件和自然現象同時發生在1973年（也就是最後一例自然的天花病例發病的四年之前和生物武器公約簽訂的一年之後）。這是一場生物技術領域的革命。
基因工程就是把基因從一個有機體轉移到另外一個有機體。基因是一段DNA，它含有生物體中特定的蛋白質的合成密碼。基因可以理解為一條絲帶，一條微觀的帶子。這條帶子可以剪切和粘貼。分子生物學家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的拼接酶來剪開DNA，這些酶能起到類似於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學處理的大部分問題就是這些基因絲帶的剪切和粘貼問題）。你可以從DNA的任何地方剪斷，可以取出一段DNA放到另外一個生物體的DNA內。通過這種方法就可以對DNA進行移植。如果移植方法正確，移植後的有機體會得到一個新的基因，這個有機體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會表現出一些不同於以前的特征，有機體內會合成出新的蛋白質，並且有機體會把它的新的特征遺傳給後代。如果讓有機體進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後的有機體。克隆物的實質就是復制。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個難題是DNA從一個有機體移植到另外一個有機體後會出現功能異常的現象。不過還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讓它發揮正常作用的。獲得了外來DNA的有機體被稱為重組有機體。
生物技術革命始於1973年，當時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博耶和其他的科學家成功地將其他基因引入大腸桿菌（寄生在人類大腸中的一種微生物）。他們將DNA彎曲成為環狀，之後設法將大腸桿菌細胞粘在這些DNA環內。這些細菌細胞的性質後來就發生了變化，因為它們從外界得到了其他的DNA。由於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博耶同時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給大腸桿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腸桿菌對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藥能力，這些有機體獲得了新性能——對一些抗生素的耐藥性，但是這種有機體並不危險，因為可以用其他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滅。因此該試驗沒有任何危險性。
科恩和博耶的試驗對20世紀的科技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引發了美國、日本和歐洲的一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新興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療法來治療許多疾病，並且人們對生物系統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層。
不過，科學家們幾乎馬上都開始擔心從一種生物向另外一種生物體移植基因會導致新的傳染性疾病的爆發，甚至會帶來生態災難。這種想法很偉大：想像中重組有機體是很恐怖的。有關的科學家們強烈要求在科學界證實試驗沒有危險或制定出一些防止試驗事故發生的安全准則前，暫停基因試驗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亞的阿西洛馬就這些問題召開了國際會議。
阿西洛馬會議帶來了對這些問題的理性和冷靜的思考。會議之後，科學家們非常謹慎地對待基因工程領域內的研究。會議上還制定了“阿西洛馬安全准則”來指導微生物的基因試驗，還成立了安全檢查委員會並制定了一系列的檢查程序。結果是，西方科學家對基因工程的危險性的擔心反倒為蘇聯的生物武器研制計劃勾畫了發展藍圖。
大約就是那個時候，蘇聯分子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奧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一些同事向蘇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內的高層領導提出了發展基因武器項目的構想。之後不久蘇聯領導人就向蘇聯科學界發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會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於武器，政府會滿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博耶進行克隆試驗的同一年，蘇聯中央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被稱為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組織，這個組織表面上進行民用生物科技產品的研究和生產。這個組織內部的科學家有時將這個組織簡稱為“公司”。它由蘇聯國防部提供資金支持並歸國防部管理。生物備戰研究所的主要業務就是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制造生物武器。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第一任領導是奧加科夫將軍。
1974年，蘇聯在西伯利亞成立了一個聯合研究機構，該機構旨在運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開發先進的細菌武器。該聯合研究機構的中心是位於新西伯利亞地區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該研究所位於新西伯利亞市東20英裡的樺樹林中，所內各種研究設備齊全。該研究所對外用藥物制造作為掩飾。要不是國家的所有研究經費都用在了生物備戰研究所的“藥物”研究，蘇聯也不會出現長期缺乏簡單的藥物和疫苗的現象。非常明顯，這些資金並沒有用到藥物的研究上。
蘇聯的大部分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著名專家都接受軍方的資助並從事與生物武器開發相關的研究工作。一些科學家向政府游說以謀求更多的資助，其他的科學家要麼不知道內情，要麼不想知道太多的東西。西方的大多數科學家堅持認為生物武器沒有殺傷力，並且還一直存在一個崇高甚至是天真的希望，就是蘇聯會理性對待那類武器的。科學家們大體上都認為這個條約的執行情況良好。生物學家們感到十分慶幸，他們自認為要比那些沒能控制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物理學家們敏銳和聰明得多。
同時，情報界爆出了蘇聯進行生物武器研制的一些消息。科學家對這類消息持有懷疑態度（這種懷疑很合乎情理）——因為沒有充分的證據，而且這些消息似乎是出自右翼軍事人員或中央情報局的某些偏執狂之口，他們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對蘇聯妖魔化進行宣傳。那些曾經試圖說服人們相信蘇聯曾經對東南亞山的山區居民使用毒素武器的消息的人成了許多科學雜志嘲諷的對象。1979年，攜帶有炭疽病毒的空氣飄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造成66人死亡，美國的生物武器專家宣稱該市的市民食用了變質的肉。該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是哈佛大學一名叫做馬修?麥賽爾森的生物化學家。他是生物武器公約的發起人之一，曾經幫助說服尼克松政府接受該公約。麥賽爾森堅持認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炭疽事故是一起自然事件。盡管有人認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件跟生物武器有關，麥賽爾森的觀點還是流行了很長時間。
隨後，在1989年，生物備戰研究所的一位名叫弗拉基米爾?佩斯尼克高級科學家叛逃到英國。佩斯尼克曾是生物備戰研究所下屬的位於列寧格勒的被稱為超純生物武器制備研究所的主管。英國軍事情報部門給佩斯尼克的代號是保羅。英國情報人員在倫敦以西50英裡的一間密室中聽保羅匯報達數月之久。
佩斯尼克說，蘇聯全國各地隱藏著大量的生物戰設施。他還說蘇聯已經部署了大量可以裝載戰略生物彈頭的洲際導彈，這些導彈瞄准著世界的各個地方，生物彈頭可以快速加載，並且導彈也可以迅速發射。大量的生物毒劑保存在發射基地附近的倉庫中，其中包括大量的天花病毒。佩斯尼克博士談起生物工程時言語很專業——他精確知道生物工程的操作機理。他說運用基因工程手段研制生物武器是他實驗室最近的研究重心。他還提到，在蘇聯的其他許多地方也在進行各種不同種類的生物病毒的基因工程研究。
喬治?布什總統和瑪格麗特?撒切爾首相簡要地了解了一些情況。佩斯尼克很有可能誇大了蘇聯的研究情況。他所說的大部分很難得到驗證。蘇聯肯定有生物武器研制計劃，但是研究進行到了什麼程度卻不得而知。布什和撒切爾曾對戈爾巴喬夫施壓，讓他公布生物武器研究計劃，並允許核查小組對蘇聯的生物武器設施進行核查。
1990年深秋初冬之際，蘇聯在公開性和新思維的混亂中漸漸崩毀，並最終走向了經濟瓦解和國家解體。與此同時，布什總統正在准備與伊拉克開戰。美國及同盟國大舉進軍波斯灣。情報表明伊拉克擁有生物武器，但是規模卻不得而知。顯然，不論是在蘇聯還是中東地區，美國在生物武器的開發方面都被毫無准備地超越了。
“雖然我只是核查小組的一名普通成員，”馬克對馬薩喬說，“但是，我認為我的話可以代表他們的觀點。”
1990年聖誕節前夕，馬克隨同一組美國人飛往倫敦，踏上了前往蘇聯進行核查的旅程。其中一些人是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員，一些在聯邦調查局工作，一些是美國軍事專家，還有一些和馬克一樣，是一些對生物武器了解較多的私人科學家。
核查小組在倫敦滯留了很長時間。據說是對蘇聯生物設施的核查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困難。實際上是戈爾巴喬夫在推延核查小組的入境時間，以便有時間讓軍事人員把活性的生物武器儲備從設施中轉移出來，並用化學消毒劑對建築物進行消毒。1991年1月，核查小組突然接到通知說可以進行核查了。當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在海灣戰爭的時候，核查人員們飛往蘇聯的多個地點進行核查。
如果說在他們進去之前，他們的眼前蒙著一層面紗的話，那麼他們進去之後，這層面紗很快就揭開了。一位核查員，他是美國的一名從事與基因工程疫苗有關的先進生物技術生產的專家，後來曾說，在進去之後，他認為蘇聯的問題被軍事人員和情報分析家們給誇大了。可是當他離開的時候，他意識到問題非常嚴重，蘇聯的生物武器研究甚至是深不可測。“太恐怖了。”他說道。
蘇聯境內大約有16個確定的大型生物武器設施（如果把小的計算在內，則有52個之多）。核查小組只檢查了其中的4個。這些設施可以分為兩種基本類型：武器生產設施和研發實驗室。核查小組在莫斯科以南40英裡一個叫做捨普科諾的小鎮附近檢查了奧博思科內的應用微生物學研究中心，奧博思科內是生物備戰研究所下屬的一個很大的工廠。奧博思科內有30座建築物，它至少是迪特裡克的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十倍大小。奧博思科內的主要建築叫做“屍體一號”，它有8層高，占地5英畝多。是一個擁有一百五十萬平方英尺實驗空間的大型實驗室，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實驗室之一。“屍體一號”周圍有三道刮刀式刺網。周邊的安全措施包括震動感應器（地面震動感應器）、紅外線體溫探測器，以及全副武裝的特種部隊士兵。在“屍體一號”內部，核查小組還有機會參觀一下蘇聯的熱區。
他們發現“屍體一號”的設計很獨特，比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熱區和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中心的熱區的設計都要復雜和精細。奧博思科內的“屍體一號”具有環形的熱區，一個級別位於另一級別的內部。熱核處在核心位置，被逐級的同軸防生物危害安全設施包圍。所以當走進建築物中心的時候，會依次經過2級、3級，4級區域。蘇聯的科學家們有理由為他們的環形設計感到自豪。他們同時也為他們綠色AP-5生物防護服驕傲。試穿過的美國人說這些防護服要比美國的穿著舒服多了。
“屍體一號”內進行的主要研究是耶爾森氏鼠疫桿菌——一種引起鼠疫的細菌。這種細菌在1348年左右暴發的黑死病中使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喪生。
奧博思科內的科研主管是一位名叫尤拉科夫博士的軍方將軍，他是一名微生物學家，鷹勾面孔，濃密的銀色長發飄灑在前額。尤拉科夫看上去沒有一點感情，只有當他談起微生物的能力時，他的聲音和他的舉動才顯得有點激動。
核查小組在“屍體一號”中找到了進行菌株快速突變，以及對暴露在紫外線和放射性射線下的鼠疫菌株進行快速選擇的實驗區域。他們得出了如下結論:科學家們正在運用突變技術對能夠在放射性環境中生存和繁殖的黑死病菌株進行強制性突變選擇。奧博思科內黑死病是一種戰略性武器。小組成員之後表明，奧博思科內黑死病已經被完全武器化，並融入到了蘇聯的戰略力量和作戰計劃之中。從兩方面來講它是一種生物武器：首先，非常明顯它已經被部署到了可以覆蓋全球范圍的洲際導彈的彈頭上；其次，它具有高度傳染性並且無藥可醫。
核查人員在“屍體一號”的熱區發現了40個巨大的發酵容器。這些容器用來培養大量的某些東西，容器大約有20英尺高，被放置在防止生物擴散區，這個事實表明它們是用來培養某些生物武器的。這些容器是所有核查人員見過的最大的生物反應器。哪個合法的醫藥研究項目需要40個20英尺高、安置在防止生物擴散區並受到嚴密的軍事保護的容器來培養黑死病病菌和其他微生物？其中一個檢查員之後說，他認為奧博思科內的一個反應器就可以在海灣戰爭中向伊拉克提供足夠的生物武器。並且蘇聯還有很多與奧博思科內同等規模的生物武器工廠。
當核查人員到達時，“屍體一號”的生產設備都已經過清潔和消毒。房間內和容器上彌漫著漂白劑和消毒水的味道。所有活性的生物材料，也就是所謂的種子儲備和培養基，都已經從核查員可能會檢查到的地方轉移了出去。核查人員試圖用拭子采集一些樣本，但是試管裡面沒有任何生物。
尤拉科夫博士對美國人和英國人反復強調說，奧博思科內進行的醫學研究完全是為了和平目的。當核查人員問及，為什麼蘇聯建造一個高度戒備的研究基地，基地占地面積達一百五十萬平方英尺，基地內建有40個兩層樓高的反應管道，其中大部分地區進行4級防護下的研究，以及為什麼生產黑死病病毒時，尤拉科夫博士回答說，黑死病是蘇聯很嚴重的問題。
核查人員當時認同了他的說法。
不過他們還提出，蘇聯每年報告的死於黑死病的人並不多。可見，黑死病並不像尤拉科夫博士說的那麼嚴重。他們還特別指出，一些簡單的抗生素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住黑死病。
尤拉科夫博士回答說，像蘇聯這樣的大國，進行這種研究是“研究的需要”。
核查人員接著詢問一些有關基因工程的問題。這種研究的需要是不是還包括運用基因工程將黑死病病毒改造為武器？
尤拉科夫博士的回答令人擔憂。他暗示他的手下正在研究黑死病菌株，這些菌株具有不可思議的致命危害性——你可能不相信這些菌株的存在。他聲稱它們只是天然菌株，並且疫苗對這些菌株沒有任何免疫作用。核查人員覺得他是在吹噓他的屬下在基因工程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也不能確定。尤拉科夫和他的同事們提出可以和美國進行技術轉讓，這使得核查人員感到十分震驚。由此，美國將有機會了解奧博思科內的發現——只是不知道這個轉讓的價格是多少。他們還暗示說，美國在生物武器領域已經遠遠落後於蘇聯，所以核查只是一個幌子而已——只是一個美國人想窺探蘇聯科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借口，美國希望從而能夠追趕上蘇聯。
事實上，把抗生素基因導入細菌很容易——那只是一個基本技術，沒什麼神奇的。西方情報部門隨後的報告表明，奧博思科內黑死病菌株能夠抵抗16種抗生素以及核輻射。如果蘇聯人的確培養了出了這種菌株的話，那麼他們是怎樣培養的——這些都不為人知。他們是運用基因工程還是運用傳統的不斷嘗試的方法培養的這些菌株？不管怎樣，美國已經向蘇聯政府發出聲明，要求蘇聯政府作出解釋，蘇聯是否真的將對很多種抗生素具有抵抗作用的黑死病菌株用於武器生產。蘇聯科學家和政治領袖直到今天也沒有對該問題作出合理的回答。他們只是進行了含糊其辭的否認。
“奧博思科內黑死病菌株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東西，”馬克說，“它基本上無藥可救，並且在人群種傳播的速度極快。如果有人在巴黎市散布1英磅的奧博思科內黑死病菌株,巴黎周圍的人都別想逃生。我們最擔心的問題之一是：蘇聯政府似乎對這種軍用菌株已經失去了控制。”
核查小組飛往西伯利亞西部的新西伯利亞市。在該市東部20英裡的一片白樺林和落葉松林中，坐落著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其內部約有30座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內有許多蘇聯設計風格的環形熱區。這裡的研究的核心是病毒——埃博拉病毒、馬爾堡病毒、來自南美洲的一種大腦病毒(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克裡米亞半島－剛果的出血熱病毒、虱類傳播的腦炎（另一種大腦病毒），以及馬丘波病毒（玻利維亞出血熱病毒）。
調查小組獲悉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擁有數台培養天花病毒的生物反應器。從反應器的規模可知，蘇聯軍方的天花病毒生產能力達到每年數噸。
馬克當時感到十分震驚。“那是我一生中感覺最糟糕的時刻，”他對馬薩喬說，“我一直想著那些印度和非洲的醫生，他們一點點地同天花病毒作斗爭。但同時，生物備戰研究所這個怪物卻在成噸地生產天花病毒。”
隨後的核查發現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並不是蘇聯惟一進行天花病毒武器生產的研究所。另外兩個地方也有進行同樣工作的工廠。一個是位於莫斯科附近一座叫做札格爾斯克（現名叫坡薩德）的城市內，另一個位於波格羅夫市內。
馬克說:“你是不是聽說過蘇聯已經把所有的天花病毒都放在一個冷庫裡了？這種說法純粹是胡說。蘇聯國防部把留存的天花病毒分別保存在多個地方的軍用冷藏庫中。蘇聯軍事人員是不會放棄他們的天花病毒的，絕對不會。天花是一種戰略武器。尤其是在天然病毒已經從人群中消失以後，它們更顯得彌足珍貴。”地球上的大多數人已經失去了對天花的免疫力。所以它們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和破壞性。一個感染者可以很輕易地感染20多個人，所以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的小規模爆發會很快導致大面積的人群感染。“我們都認為我們有免疫力，不會被感染，因為我們在兒童時期都注射了天花疫苗，”馬克說道，“不幸的是——天花疫苗在注射10到20年後就會失去作用，除了軍人之外，公眾最後的一次疫苗注射是在20年前。軍人現在仍然接受天花疫苗注射。”
全世界現有的天花疫苗僅夠給50萬人注射——也就是說每一萬人中只有一人有機會接種天花疫苗。如果天花在全球范圍內爆發，天花疫苗將會比鑽石還要珍貴。另外可以通過基因工程使天花病毒對現有的疫苗具有抵抗性，從而使現有的疫苗無任何防疫作用。
在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向核查人員承認，他們正在“改造天花病毒的DNA”。這句話震驚了核查人員。所有的核查人員都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震驚。他們不清楚“改造天花病毒的DNA”的具體意思是什麼，所以他們要求研究人員解釋清楚。
他們的回答很含糊。核查人員面對面站在蘇聯科學家面前。你們對天花病毒做了什麼？他們問道，語氣很生硬。但是蘇聯科學家們沒有回答。氣氛在陡然間變得非常緊張，其間蘊涵了國家安全利益的較量，但是隨後雙方只好不了了之。裝載了生物病毒的洲際導彈的影子在核查人員的腦海中忽隱忽現。核查人員想知道：你們是不是用裝有天花病毒的導彈瞄准了我們國家？是什麼類型的天花病毒？雙方都明白核查人員正在窺探現代軍事生物科技的黑暗面。
核查人員沒有得到任何答案。蘇聯生物學家的回答也變得越來越不可捉摸。他們說他們只是在克隆天花病毒，並不是對天花病毒本身進行改造。西方涉及到天花病毒的基因實驗只是對牛痘病毒進行克隆，因為牛痘病毒對人體並沒有危害（它們只是用來制造天花疫苗）。對天花病毒的克隆只是對其進行重組。蘇聯科學家堅持說它們只是進行“克隆天花病毒”，但隨後他們基本上承認他們確實用天花病毒做了秘密實驗。至於他們是否研制了全新的天花菌株，或是否對天花病毒進行了部分改造。蘇聯人沒有透露。他們有沒有從天花中提取一些基因導入到其他的病毒或細菌體內進行研究？他們有沒有研制出抗疫苗天花病毒？這些都很難說。
蘇聯生物學家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被錄了下來。這些話被俄語專家們反復翻譯和再翻譯。國家安全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對這些話進行了深入分析。最終，如馬克所說：“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到底對天花病毒做了什麼手腳。”
不應該忘記的事實是這些人都是軍事科學家。他們的研究是為軍事服務。他們在不斷嘗試的過程中可能已經成功研制出了轉基因天花病毒。參與了核查人員同蘇聯軍事生物學家見面會的一名核查人員說道，他確信他們已經把一些大腦病毒引入了天花病毒內部，制造出了大腦天花病毒——一種襲擊人類大腦的天花病毒。
核查小組從蘇聯返回之後，中央情報局、英國情報部門、國家安全局都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核查人員親眼目睹的事實同民間科學研究機構的信仰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高級科學家，尤其是微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方面的科學家，開始接受提高了對生物武器的認識，並在聽取情報部門的情況匯報，並不只是蘇聯的生物武器項目，還有其他國家的。所有聽取情報匯報的人都是震驚的離去。“他們的眼睛如同杯碟。”聽了幾次匯報的一名美國科學家如是說。生物學家發現在他們的領域中居然出現了一個甚至多個曼哈頓計劃，在此之前他們不知道，也不相信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尤其使其中一些人難過的是，他們領域內的一些傑出科學家曾經和現在都在致力於制造生物武器，而且這些武器的殺傷能力在某些方面比氫彈的威力更強大。
哈佛大學的馬修?麥賽爾森仍然堅持認為生物武器條約的執行情況良好。很多年來，他的發言在生物武器的討論中很有權威，他的觀點已被廣泛接受。他曾在權威雜志上發表文章支持1979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發生的炭疽熱事件是由於居民食用腐壞肉類引起的觀點。並且他還在文章中提供了詳細的科學研究數據，這些數據來自於支持他的觀點的俄羅斯科學家。生物武器公約的制定者們成了公約的保衛者，而公約的成功執行成為了他們的賭注，這也使得他們本人不能明察生物武器研究的事實真相。
俄羅斯新聞記者開始調查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故。1991年，華爾街日報的總編輯——彼得?康拜爾去了3次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由於克格勃的跟蹤和干擾，他的每次旅程都冒著一定程度的個人危險。他追蹤采訪了當地將近一半的受害者。他拜訪了受害者的家人，他們給他講了許多令人發指的事情；他找到治療受害者的醫生；他發掘出醫療證據；他指出大多數的受害者在軍事基地附近居住或工作。麥賽爾森曾經寫過，炭疽熱來自“位於阿拉密爾的一個肉類加工廠”。康拜爾前往阿拉密爾進行了實地考察，他在那裡並沒有找到肉類加工廠，僅有一個風景如畫的鄉村。他之後向這位哈佛教授說明了不存在肉類加工廠的事實。他相當平淡地進行了這樣的報道“看樣子麥賽爾森當時非常吃驚。”
麥賽爾森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尷尬的境地。華爾街日報的調查報告表明，他發表的關於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事件的文章中的科學數據不僅是錯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他的俄羅斯同事憑空捏造的。麥賽爾森不僅是受害者，也是誤導、甚至欺詐性科學信息的傳播者。他獲准同妻子珍妮?桂樂明和一組合作者前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實地考查，隨後證明當年炭疽熱的爆發的確是由軍工廠釋放的可在空氣傳播的炭疽熱病毒引起的。他後來終於在1994年的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他的新發現。但是，在文章中他並沒有向彼得?康拜爾致謝。
他和他的合作者認為，僅有少量的炭疽熱病毒被釋放到了空氣中，並不是很多——極小一撮，量少到夾在食指和拇指之間可能都看不到。一些專家對如此少量的炭疽熱病毒可以殺死那麼多人的說法持有爭議。現在看來更符合邏輯、更被人們所接受的說法是病毒的量一定不只一小撮。但沒有人真正知道。這起事故涉及到用作武器的炭疽熱病毒的生產，據說是由於過濾器從粉碎機中脫離造成的。世人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
重要的事情是馬修?麥賽爾森的觀點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少量的生物武器和大量腐壞肉類的性質完全不同。另一個轉變給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它來自俄羅斯總統鮑裡斯?葉利欽的講話。鮑裡斯?葉利欽向世界宣稱，俄羅斯從前蘇聯繼承了一個生物武器研制項目。此消息隨後從俄羅斯生物武器研制小組高層的兩個叛逃者那裡得到了證實和詳細闡述。俄羅斯負責該項目的高層官員近日列出了現代俄羅斯軍事力量在戰爭中可能用到的生物病毒。它們包括：天花病毒、黑死病病毒以及炭疽菌。它們中的一些可能是通過基因工程制造的。
馬薩喬和馬克沉默了一會兒，馬薩喬陷入了眼鏡蛇案件的沉思中。
“這個癌細胞已經轉移，”馬克說道，“現在很多國家都在進行生物武器研究。敘利亞擁有頂尖的生物武器研究項目，而且敘利亞也是公認的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這方面你比我知道的多，馬薩喬。如果敘利亞有這樣的研究項目，你可以想象到以色列是否有類似的機密的生物研究項目，以色列的科學家是世界一流的。伊朗在生物武器方面很有研究，他們通曉分子生物學，並且正在試射巡航導彈。想想這一切，想想轉基因生物武器擴散的態勢。中國在新疆地區的沙漠中擁有大量的生物武器研究設備，但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的研究內容，因為我們的衛星系統無法監測生物武器研究，我們看不到建築物內部，即使可以，我們也不可能知道容器中培養的是什麼。我們只知道中國在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工作做得很出色。還不止這些。其他很多國家也正在研究生物武器。雖然他們的研究工作進行的沒有那麼出色，但是在那些國家有一些很聰明的笨蛋，這些地區遲早會發生一場嚴重的生物事故。發生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的事故和這些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這些事故將會是世界范圍的，不會只局限於一兩個城市。”
馬克繼續說，他有時候甚至懷疑已經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事故。“海灣戰爭綜合症，”他說，“肯定是由長時間暴露在化學武器的環境中引起的。但我們還不能完全排除是由某種生物武器引起的可能性。或許在戰爭初期，伊拉克人部署了一些試驗性生物毒劑，但是我們卻沒有注意到。一架噴氣式飛機在空中飛翔——我們沒有識別出那可能就是正在進行噴灑毒劑的飛機。這意味著海灣戰爭綜合症可能具有傳染性。我現在只是懷疑，但不敢肯定。現在再看看艾滋病病毒。雖然有很多證據表明艾滋病毒病來自中非雨林中的一種天然病毒，但事實上艾滋病病毒的起源大家並不知道。我們不能排除艾滋病病毒是一種武器的可能。艾滋病病毒會不會是從某個武器研制實驗室內洩漏出來的？我不這樣認為，但我仍然懷疑。”
“眼鏡蛇病毒是不是和它一樣？它會不會是從哪裡洩漏出來的，馬克？”
“我懷疑是。我猜可能是誰把它從實驗室裡偷了出來。”
“蘇聯怎麼樣了？那兒現在正在發生什麼？”
“那兒發生的事情很敏感，形勢很嚴峻，非常敏感。”
“那當然。”馬薩喬說道。
“在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有一個既沒有名字也沒有編號的建築物，”馬克說道，“我們稱它為‘屍體零號’，並且我們要求進入其內部參觀。”
蘇聯負責人經過一番猶豫後最終同意讓核查人員進入“屍體零號”進行簡單的參觀。從此之後，再也沒有美國或其他地方的核查人員獲准進入過“屍體零號”。對“屍體零號”的一切了解都基於1991年的一個簡單的訪問。
“屍體零號”坐落於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的一角。它是一座用磚塊砌成的高大建築，上面留有很小的窗戶，建築物的外表看上去很像立方體。
“我們不知道‘屍體零號’內部正在干什麼。衛星圖像顯示不出來任何信息。”馬克說道。
研究所內部的所有工作人員在核查人員進行核查的時候都已被遣散回家。因此當核查人員在負責人的陪同下進入建築物時，“屍體零號”裡沒有人。沒有什麼可看的。看上去建築物裡面只有辦公室和普通的生物實驗室。一個核查人員在一張實驗台旁邊發現一張用大頭針別在上面的紙。紙上用英語寫著“老鷹是抓不到蒼蠅的”。這似乎是對核查人員的嘲諷。
當核查人員正在參觀一些辦公室的時候，馬克告訴大家他要去洗手間。當他從洗手間出來以後，他發現小組成員隨同負責人正穿過一個走廊，准備拐彎。他感到機會來了，於是就立刻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馬克就這樣擺脫了蘇聯陪同人員的監視。
在向馬薩喬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馬克仿佛又回到了當初。記憶沖開了薄霧，頭腦中的印象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他發現“屍體零號”裡的走廊是環形的。所有的走廊都環繞著建築物的中心，但都沒有前往中心的通道。“屍體零號”的中心一定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秘密。這個建築物中心一定有一個熱區。
怎樣才能達到中心呢？他在走廊的內牆上發現了一個沒有標志的鐵門。門上沒有生物危害的標識。馬克把門打開後發現自己站在一條通向建築物內部的走廊上。光線很暗，於是他就打開了手電筒。
這是一條空蕩蕩的走廊。他一直朝前走，打開走廊盡頭的一扇門。他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開闊的內部空間。他已經到達了“屍體零號”的中心，那裡一片漆黑。他打開了手電筒。他站在一間類似於飛機棚的房間裡，房間有幾層樓高。在房間中心放置著一個巨大的鋼制立方體。他用手電筒照著立方體觀察，發現立方體的許多地方伸出了許多探測器和管子——它們顯然是傳感設備和監視設備。它們用來監視立方體中發生的事情。
他繞著這個巨型鋼制立方體走了一圈，腳步聲回響在混凝土地板上。他發現了一個控制室。裡面有計算機控制台以及各種各樣的儀表和控制器。工作人員已經離開，屋子內空蕩蕩的，計算機也關了。
馬克轉過身子面對著巨型立方體，這時他看見了樓梯。樓梯從側面通往立方體中部的一扇門。門上有一個圓形的把手，就像是潛水艇上的壓力門。他用手電筒在門上照了一遍，在門上看到了一個標識，是一個表明生物危害的醒目的紅花標記。
門上的小花召喚著馬克，就好像是自己的命運向他招手一樣。去它的，我會屏住呼吸，他對自己說。當他到達樓梯最高處的樓梯平台時，他旋轉門把手，他深吸一口氣，把門拉開，用手電筒朝裡面照著。
他開始沿著樓梯向下面的房間走去。他知道下面那個房間的用處。那是一個爆炸實驗室。是用來測試小型生物武器在空中的爆炸。這間實驗室模仿了因使用生物武器而變熱後的戰場環境。
他聽到了一聲嗚咽聲。
“嗨！”他打招呼。
但是沒有人回答。
他走到爆炸實驗室的底部後看到一條水平向前的通道。他向裡面望去，並用手電筒四處照射。他發現了裝有試驗動物的籠子。一只雌猴蹲蜷縮在其中一個籠子裡。他看出那是一只恆河猴。它向他伸出了手，但很快又把手收回。
“對不起，親愛的，”他說道，“我沒有給你帶食物。”
他用手電筒照著猴子觀察。和其他的雌性靈長類動物一樣，它也有哺育後代的乳房。他發現它的乳頭正在滴血。身上布滿了大量的深紅色的血皰，其中半數的血皰隱藏在皮毛下面。這些血皰在手電筒的燈光照射下泛著石榴紅色。他看到動物的籠子下面有幾攤血。她的陰道正在出血。很顯然它是用來模擬生物戰場中的女性的。
它發出一聲恐慌的尖叫，看樣子它身體非常虛弱。牙齒上沾滿了血跡。
他並沒有屏住呼吸。此時他轉過身，沿著樓梯走了回去。他剛才闖入的是研究所的爆炸實驗室，蘇聯科學家在這裡試驗導彈彈頭專用的冷凍干燥的埃博拉病毒，彈頭專用的天花病毒同樣也在這裡進行試驗。
馬克進入“屍體零號”的埃博拉病毒實驗室三天後開始發燒，之後就病倒了。他馬上被送到了研究所內的生物防治醫院。醫院裡有很多張病床，病房的門是空氣閘門。這裡工作的醫生和護士們都穿著防護服。
“我感染上了空氣中的埃博拉病。”馬克說道。
“那你為什麼沒有死？”馬薩喬問他。
“雖然是生物武器，但還是會有一些幸存者。或許蘇聯的治療對我很有效。我們至今也仍然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原因。”
馬克在醫院裡呆了四個星期。醫療人員對他受到病毒感染感到很尷尬，心中充滿了歉意，因此他們竭盡全力地照顧他。
“得了那種病感覺怎麼樣？”馬薩喬問道。
“我所能記得的只有，當那些身穿防護服的人幫我翻身時，我是怎麼咒罵他們的了。”
“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問你，馬克博士。我們國家有沒有秘密的生物武器研制項目？”
馬克盯著他：“我的天——你應該知道的，馬薩喬。”
“哦，我不知道。中央情報局並不會把所有事情都告訴我的。”
“對於你的問題有兩個答案，”馬克說，“第一，我個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軍方擁有秘密生物武器研制項目。第二，只要我們想要，我們隨時都可以擁有。我們的生物技術是世界一流的。”
“那我們為什麼不做呢？”馬薩喬問道。
“那將很快被洩漏出去。我們的政府是世界上洩密最快的政府，公眾知道後會反對這種研究項目。我想可能是因為這樣吧。”
1991年，在第一次對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的生物武器進行核查時，研究所內的工作人員數目達到4千。到1997年，俄羅斯遭遇經濟危機時，這個數目下降到了2千人左右。研究所內的2千名科學家以及工作人員已經離開了那裡。其中的一些去向不明，甚至俄羅斯政府都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還有一些離開了俄羅斯，一些在其他國家從事生物武器研制項目，可能在伊朗、敘利亞、伊拉克，也可能在其他亞洲國家。他們帶走了那些菌株，以及他們現在身在何方都是困擾情報機構的問題。
分裂之後的生物備戰研究所在千方百計地賺錢，只是為了能使其內部科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不失業。俄羅斯政府不希望她的生物科學家們離開俄羅斯，擔心他們會把知識和病毒菌株帶到俄羅斯的敵國。在俄羅斯，你現在可以買到生物備戰研究所生產的面霜。也可以買到生物備戰研究所制造的伏特加酒，這種酒被人們稱為“來自西伯利亞的陽光”。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對美國人說這些都是在以前的炭疽菌容器中生產的，他們看上去不像在開玩笑。這些伏特加酒應該是安全的，因為如果生物備戰研究所擅長什麼的話，它一定是擅長對生物反應器消毒。生物備戰研究所現在是一個聯合股份制企業。你可以在莫斯科證券交易所購買到它的股票。
俄羅斯國防部一直負責國家的生物武器研究工作，它也負責武器的儲備和部署。國防部為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研究提供經費資助，然後把研究成果應用於彈頭。任何有學識的專家都很難相信俄羅斯會放棄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研制計劃。規模可能比以前小了，但研究一定仍在某些秘密的地方繼續進行，隱藏的比以前更加隱蔽。防御對於目前的俄羅斯至關重要。隨著分子生物學研究的簡單化和低成本化的發展，病毒生產設備變得更加袖珍和便攜，生物武器研制項目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情況下繼續發展。這只蒼蠅變得更小、更快、更難抓。
在最近幾次對新西伯利亞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的訪問中，美國科學家注意到“屍體零號”的窗口在下午3點就露出了燈光。在西伯利亞的秋冬季節，此時天空已經開始變暗。新西伯利亞市其他地方的燈都還沒有亮，但這座沒有名字的建築物裡每層的燈都亮著。俄羅斯的負責人對美國參觀者說“只有三對夫妻在那兒工作，他們在研究天花疫苗”。“屍體零號”裡面的工作人員數顯然遠比他們所說的要多。工作人員在“屍體零號”內的埃博拉——天花氣溶膠實驗室裡做什麼試驗，人們不得而知。誰為“屍體零號”內的研究提供經費，他們正在進行什麼研究，人們也不得而知。
“生物備戰研究所是一個矮胖子，”馬克對馬薩喬說道，“它伴隨著蘇聯的解體而垮台並分裂為幾個不同發展方向的部分。現在看到的生物備戰研究所就是生產面霜和伏特加酒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合並入俄羅斯軍事機構。肯定還有一些我們看不見的部分在外面漂泊。這部分是非常危險的。或許生物備戰研究所已經延伸出了一個邪惡的產物。或許這個產物已經跟俄羅斯沒有任何聯系了。”
“所以你認為是這個邪惡的產物制造了眼鏡蛇病毒？”馬薩喬滿腹置疑地問道，“你認為是俄羅斯人干的？”
馬克笑道：“不一定是。眼鏡蛇病毒如此漂亮，如此新穎，一定是美國研制的，馬薩喬，一定是。看見病毒就如同看見宇宙飛船。但是裡面的天花病毒基因卻很老，很舊，似乎有點蘇聯的風格。威爾仍在堅持認為通過研究眼鏡蛇病毒找到它的制造者。我是這麼認為的：我認為眼鏡蛇病毒有兩個生產者。一個是美國的，一個是蘇聯的。他們共同參與了制造的過程，這其中涉及到了錢，一定是。眼鏡蛇病毒肯定是來自某個邪惡產物。我認為那個邪惡產物是一個在紐約市附近經營的美國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