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文人亦應規規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種種惡習，若寒，若懶，若借錢不還，我都不贊成。好像古來文人就有一些特別壞脾氣，特別頹唐，特別放浪，特別傲慢，特別矜誇。因為向來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詩意，以寒窮傲人，不然便是文人應懶，什麼「生性-慵」，聽來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學為文，先學懶（毛病在中國文字「慵」「痾」諸字太風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罵人，所以我來罵人，也可成為名士。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這都不是好習氣。這裡大略可分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舊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與做人兩事分開，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顧細行。做了兩首詩，便自命為詩人，寫了兩篇文，便自詡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個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於是人家剃頭，他便留長髮，人家紐紐扣，他便開胸膛，人家應該勤謹，他應該-懶。人家應該守禮，他應該傲慢，這樣才成一個名士。自號名士，自號狂生，自號才子，都是這一類人，這樣不真在思想上用工夫，在寫作上求進步，專學上文人的惡習氣，文字怎樣好，也無甚足取。況且在真名士，一身瀟灑不羈，開口罵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諒，雖然我認為真可不必。而在無才的文人，學上這種惡習，只令人作嘔。要知道詩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詩人，才子常風流，但是風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發泛扁舟，但是散發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種習氣，像王爾德一派便是以大紅背心炫人的，勞倫斯也主張男人穿紅褲子。紅背心，紅褲子原來都是一種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輕視，就是這樣裝瘋，或衣履不整；或約會不照時刻，或辦事不認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這些陰陽怪氣作點綴。好像頭一不剃，詩就會好。鬍鬚生虱子，就自號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為紀曉嵐。為什麼你本來是一個好有禮的人，一旦寫兩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對人無禮。為什麼你是規規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誹謗長上，這是什麼道理？這種地方，小有才的人尤應謹慎，說來說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錢。其緣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實是神經不健全，未受教訓，易發脾氣。一般也是因為小有才的人，寫了兩篇詩文，自以為不朽傑作，吟哦自得，「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彼輩若能對自己幽默一下，便不會發這神經病。
名士派是舊的，激昂派是新的。這並不是說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說現代小作家有一特別壞脾氣，動輒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來，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來，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話叫做壓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爺叫娘，因為人家無意中得罪他，於是社會是罪惡的，於是中國非亡不可。這也是與名士派一樣神經不健全，將來吃苦的，不是萬惡的社會，「也不是將亡的中國」！而是這位激昂派的詩人自身。你想這樣到處罵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優美，有誰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業，然後怨天尤人，詛咒社會。這種人跳下黃浦，也於社會無損。這種人跳下黃浦叫做不幸，拉他起來，叫做罪過。這是「不幸」與「罪過」之不同。毛病在於沒受教育，所謂教育，不是說讀書，因為他們書讀得不少，是說學做人的道理。
所以新青年常犯此種毛病，一因在新舊交流青黃不接之時，青年侮視家長，侮視師傅以為常，沒有家教，又沒有師教，於是獨往獨來，天地之間，惟我一人，通常人情世故之ABC尚不懂。我可舉一極平常的例，有一青年住在一老年作家的樓下，這位老作家不但讓他住，還每月給他二十塊錢用，後來青年再要向老作家要錢，認為不平等，他說你每月進款有三百元，為什麼只給我二十元，於是他咒罵老作家壓迫他，甚至做文章罵他，這文章就叫做激昂派的文章。又有一名流到上海，有一青年去見他，這位名流從二時半等到五時，不見他來，五時半接到一封大罵他的信，譏他失約。這也是激昂派的文章。這都是我朋友親歷的事，我個人也常有相同的經驗，有的因為投稿不登出來，所以認為我沒有人格，欺侮無名作者，所以中國必亡，這習慣要不得的，將來只有貽害自己。大概今日吃苦的商店學徒禮貌都在大學生之上，人情事理也比青年作家通達。所以我們如果有什麼機關，還是敢用商店學徒，而不敢用激昂派青年。一個人在世上總得學學做人的道理。以上我說這是因為現代青年在家不敬長上失了家教，另一理由便是所謂現代文學的浪漫潮流，情感都是怒放的，而且印刷便利，刊物增加，於是你也是作家，我也是作家，而且文學都是憤慨，結果把人人都罵倒了，只有剩他一人在負救國之責任，一人國救不了，責任太重，所以言行中也不時露出憤慨之情調，這也是無可如何的，就是所謂亂世之音，並不是說青年一憤慨，世就會亂起來，是說世已亂了，所以難免有哀怨之音。大概何時中國飛機打到東京去，中國戰艦猛轟倫敦之時，大家也就有了盛世之風，不至處處互相輕鄙互相對罵出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