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熱誠的，優遊自在的，無恐懼的人，是最能夠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子以「智、仁、勇」為他的「大人」的三種「成熟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為「情」字，而視「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我們在英語中幸虧找得到「passion」這個字，其用法跟華語中的「情」字差不多一樣。這兩個字開始都含著「情慾」這種狹義。可是都有更廣大的意義。張潮曰：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人生的出發點。情是人生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中的韻律，花中的歡樂，禽鳥的羽毛，女人的美艷，學問的生命。談到沒有情的靈魂，正如談到沒有表情的音樂一樣地不可能。這種東西給我們內心的溫暖和豐富的活力，使我們能夠快快樂樂地面對著人生。
我把中國作家筆下的「情」字譯為「passion」，也許錯了，我應該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種較溫柔的情感，較無暴風雨般的熱情那種騷動的性質）去譯它嗎？也許「情」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義者所謂「sensibility」的意義，是一個有溫情的，大量的，藝術化的人所具有的質素。除愛默生（Emer－son），愛彌厄爾（Amiel），朱伯爾（Joubert），和伏爾泰之外，西洋哲學家對於熱情很少說過一句好話，這是可怪的事。也許我們僅是用詞不同而已，我們所指的是同樣的東西。可是如果「熱情」（passion）和「情感」（sentiment）意義不同，而專指一種暴躁的騷亂的情感而言，那麼中國語文裡便找不到一個字可以代表它，而我們只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這是種族脾性不同的表徵嗎？這是中國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造成西洋文學中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徵嗎？這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嗎？這是中國悲劇角色在危急的時候飲泣吞聲，讓他們的情人給仇敵帶去，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嗎？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的觀眾感到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中國文學自然也是這樣的了。一個人和命運掙扎，放棄了鬥爭，在事過境遷之後，悲劇才在回憶，徒然的後悔，和渴望的洪流中產生出來。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到他下令使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之後，便成天在楚境裡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國戲劇的故事結束之後，才在一個悲哀的巨流中表現出來的。當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時候，他在雨中聽見鈴聲隔山相應，因而做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看見或捫觸到的東西，一條餘香未散盡的小領巾，或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在這戲劇結束的時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士尋覓她的神魂。這裡便是一種浪漫的敏感性，如果我們不可以把這種情感當做熱情的話。這可說是一種圓熟的，溫和的熱情。所以，中國哲學家有一種特點，就是他們雖然貶視人類的「情慾」（即「七情」的意思），卻不貶視熱情或情感本身，反而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生活的基礎，因此他們甚至於視「人倫以夫婦之情為本」。
熱情或情感這種東西是我們所固有的，正如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父母一樣，我們天生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不幸是事實。在另一方面，沒有一個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當我們漸漸失掉那種少年之心時，我們才漸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度。在我們成人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種不仁的環境所殺戮、抑制、挫折、或剝削，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我們不曾注意使這種天性繼續生長下去，或由於我們不曾完全擺脫了這種環境。我們在獲取「世界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性曾實行多次的摧殘，我們學會硬起心腸來，學會做虛偽矯飾的行為，學會做殘酷無情的人；這麼一來，當一個人誇說他得到了更多的塵世經驗時，他的神經也變得更不銳敏，更加麻木遲鈍——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結果，世界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go—getter」），把人家排擠在一邊，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產生了一個意志剛強，心志堅定的人，至於感情——他所稱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其最後的一些灰燼也已經漸漸在他的胸懷中熄滅了。這種人我是看不起的。硬心無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國家要實行消滅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這種政策施行起來，第一步應該先對付那些無道德感覺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心腸如鐵石的人，殘酷的成功者，意志堅決的無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樂的人，把他們的生殖機能消滅——而不必先把瘋狂者和肺癆病人的生殖機能消滅。因為在我看來，一個有熱情有情感的人也許會做出許多愚蠢和魯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無情感的人卻是一個笑話和一幅諷刺畫了。他和都德（Daudet）的莎復（Sappho）比較起來，倒是一條蟲，一架機器，一架自動機，塵世上的一個污點啦。有許多妓女所過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復犯罪，那有什麼可怪呢？因為她雖然犯罪，她同時也是有愛心的；對於那些會表示深愛的人，我們是應該給予很大的寬恕的。無論如何，她由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裡走出來的時候，是比我們週遭許多百萬富翁更有青春熱烈的心情的。崇拜曼麗瑪黛玲（Mary MagAda－lene）是對的。熱情和情感免不了會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得到應得的刑罰，然而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縱容子女，常常讓她們的愛戰勝她們的判斷，可是我們覺得她們到老年的時候，一定會覺得她們和家人曾過著幸福的生活，比許多苛刻嚴峻的人所過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顧我過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錯事的時候，還是覺得快樂的；可是當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時候，我甚至到今天還是不能饒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嚴酷的，一個具著熱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許會輕易被比較聰明的同伴所欺騙。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為他們的慷慨而做錯了事，常常因為對付仇敵太過寬大，對朋友太過信任，而做錯了事。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而跑回家去，寫出一首悲苦的詩。中國有許多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為幫親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產花完，可是結果卻吃了他自己最親密的親戚朋友的虧；他為了這次的遭遇所寫的十二首詩，是我所曾讀過的最辛酸悲苦的詩。可是我疑心他到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許多次是差不多要餓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這些悲哀的情緒不久便煙消霧散，而他還是十分快活的。
雖然如此，這種熱烈慷慨的心性應該由一種哲學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環境所摧殘，因為人生是嚴酷的。熱烈的心性是不足應付環境的，熱情必須和智與勇結合起來，我覺得智與勇是同樣的東西，因為勇是瞭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個完全瞭解人生的人是始終勇敢的。無論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無價值。智制止了我們的愚蠢的野心，把我們由這個世界的時髦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騙子或人生的騙子——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得到勇氣。
在我們這個塵世裡，騙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國佛教徒已經把許許多多的小騙子用兩個大騙子歸納起來；這兩個大騙子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見許多帆船在中國海上駛行，往來如織。他便問他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上的人在幹什麼，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見兩隻船，一隻叫「名」，一隻叫「利」。許多有修養的人士能夠避免利的誘惑，可是只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避免名的誘惑。有一次，一個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談論這兩種俗慮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隱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樂與大眾談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如我輩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答道：「若吾師者，誠可謂世上唯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不言。
據我自己的人生觀察講起來，佛教徒這個對人生的騙子的分類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騙子不是兩個，而是三個：名、利和權。美國有一個名詞可以把這三個騙子概括起來，這個名詞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許多智者知道成功和名利的慾望乃是恐懼失敗、貧窮，和碌碌無名的諱稱，而這些恐懼是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的。有許多人已經名利雙收，可是他們還在千方百計地想統治人家。他們已經把他們的生活奉獻於祖國，為祖國而服役。這代價常常是很巨大的。如果你請一個智者向一群民眾揚帽招呼，一天演說七次，而選他做總統，他一定不願為祖國服役。白賚士（James Bryce——近代英國歷史學家和外交家）以為美國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國中最優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動。我覺得單是總統競選運動的吃力情形已足嚇退美國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須在奉獻一生為人群服役的名義之下，一星期內參加六次的宴會。他為什麼不留在家裡把自己奉獻於一頓簡單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覺呢？一個人在名譽或權力的騙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會變成其他偶然的騙子的奴隸。這種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他不久便開始想改造社會，提高人家的道德，衛護教會，撲滅罪惡，制定一些計劃給人家去施行，破壞別人所制定的計劃。在大會席上讀一篇他的屬員替他預備好的統計報告，坐在委員會的席上研究展覽的藍圖樣，甚至於開設一間瘋人院（臉皮真厚啊！）——總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記這些自告奮勇而負起的責任，這些改造人家，實施自己的計劃，破壞競爭者的計劃等等問題，在過去並不曾和他發生過關係，或許甚至不曾跑進過他的腦海裡。一個在總統競選運動中失敗了的候選人，在競選二星期後，對於勞工、失業、關稅等大問題忘掉得多麼一乾二淨啊！他是誰呢，幹嗎要改造人家，提高他們的道德，送人家進瘋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話，這些頭等的騙子和次等的騙子是會使他心滿意足地忙著，使他有一種幻覺，以為他的確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人物」啦。
然而，世間還有一個次等的社會騙子，和上述的騙子一樣有力量，一樣普遍，這個騙子就是時尚（fashion）。人類很少有表現原來的自我本性的勇氣。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cmokritos）以為他把人類由畏懼上帝和畏懼死亡這兩個大恐懼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是對人類的一種偉大的貢獻。可是，雖然如此，他還不曾把我們由另一個同樣普遍的恐懼——畏懼週遭的人——中解放出來。由畏懼上帝和畏懼死亡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人，有許多還不能擺脫畏懼人們的心理。不管是有意的或無意的，我們在這塵世中都是演員，對著一群觀眾扮演他們所認可的角色和故事。
這種演劇的才能，及與之有關的摹仿的才能（也是演劇的才能的一部分），是我們猴子的遺傳中最特出的質素。這種展覽和表演的才能無疑地可以獲得實際的利益，最明顯的利益就是觀眾的喝彩。可是喝彩的聲音越大，舞台後的心緒的紛亂也越厲害。它同時也幫助一個人去謀生，所以我們不能怪什麼人依觀眾所認可的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那演員也許會取那個人的地位而代之，完全佔有了他：這是唯一可議之處。在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夠保存他們的本性者，為數甚少；只有這種人做戲的時候知道他們在做戲，他們不被權位、名號、產業和財富等等人造的幻覺所欺騙，當這些東西跑來找他們時，他們總用一種寬容的微笑去接受，可是他們不相信他們這樣做便和常人不同。這一類的人物，這些精神上的偉人，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上才會始終做簡樸的人。因為他們不被這些幻象所纏擾，所以簡樸永遠是真正偉大的人物的標誌。小官僚幻想著自己的偉大；社交場中的暴發戶展覽他的珠寶；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已擠上不朽的作家之林，於是便立刻變成較不簡樸，較不自然的人：世間再也沒有什麼行為更足以表示渺小的心智了。
我們的演劇的本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們常常忘記我們在離開舞台的時候，還有真正的生活可以度過。於是我們一生勞勞苦苦的工作著，不是依我們的真本能為自己而生活著，而是為社會人士的稱許而生活著，如中國俗語所說的那樣，像老處女「為他人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