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維加斯正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城市。
在賭徒雲集的商業中心外面，越過那些閃閃發光的回屋頂和令人賞心說目的宮殿式的建築，是一大片空地——這足以讓任何大城市都感到汗顏。這看起來更符合那些逃犯、難民們的口味。
一條新建的商業街佔用了萊斯特-奧爾斯沃西家的廢物舊貨棧，也許就永遠埋葬了那個故事——1976年的冬天，羅伊-弗蘭迪的左輪手槍是如何出現在這的。芭蒂-海斯特、比爾和艾米莉-海瑞斯這些共和軍成員曾經住過的汽車旅館，已經被一個正在擴建的縣級醫院收購了。
我站在廢物舊貨棧上面的停車場裡，對準吉多攝像機的鏡頭，大聲讀著道爾-伊賽爾頓找到的拉斯維加斯警察局裡的報告：「阿妮塔-奧爾斯沃西夫人報告道，她在整理她去世的丈夫萊斯特-奧爾斯沃西的財產時，發現了一把38毫米口徑的史密斯-文森牌左輪手槍，編號是328414。奧爾斯沃西夫人說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樣得到這把槍的。拉斯維加斯警察局保管了這把槍，並給奧爾斯沃西夫人一個財產收據。
「財產科對槍的號碼作了一次例行檢查，證明這把槍為洛杉磯警察局羅伊-弗蘭迪的個人財產，但資料說這把槍早已被盜了。」
資料中最後一條註釋表明：弗蘭迪的槍在被認出來之後，就移交給聯邦調查局了。
在鏡頭前把這一切都說清楚後，我走出了鏡頭的範圍以便吉多拍攝背景。
這時的氣溫是攝氏39度，到現在我們連早飯都還沒吃。
吉多和我碰運氣在從洛杉磯到拉斯維加斯的最早一班飛機上找到兩個座位，天亮後不久就抵達了，道爾-伊賽爾頓就在飛機場找到了我們。
「我打電話給奧爾斯沃西夫人了。」道爾說著，在租來的汽車裡伸著懶腰。「她答應見你，但是她說只記得把槍交上去了。那事過去很久了。」
「我們會試著用一點點現金幫助她恢復記憶力；我可沒時間和她逗著玩。」我接過道爾給我的一大瓶可口可樂，「我預定了中午去奧克蘭的航班。在那兒我有一個不想錯過的約會。」
道爾穿著一身白色的凸紋布衣服，看起來很精神。她伸過手來，幫我理平了我的藍襯衫的衣領：「我們今天很倒霉是嗎？」
「今天太陽打西邊升起了。」我說著，把冰冷的杯子放在我的臉的一邊，「拿這個報告資料費了很大勁嗎？」
「小意思了。」她一臉的不屑，「我在這個城市裡幹過很多事——城市裡的建築物一天天增多，有很多東西也進進出出的。我只是『開發了』一下我在這兒的警察局資源，給他們買了幾瓶酒，事情就搞定了。希望沒耽誤事，只是這個報告太老了，它還在檔案庫裡。還有，沒有更多的記錄，真糟。」
「太糟了！」我應道，「你能查出聯邦調查局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嗎？」
她搖搖頭：「你把找槍這件事告訴我後，我就打電話問我的男人。他提醒我，所有的資料註釋都交給了當地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
「那個給我暗示的聯邦調查局官員也說這是一樁死案。」我搖了搖杯子裡的冰，「我有一個經驗，有時候你覺得毫無出路時，在另一端也許還有一些可走的路。」
「上帝啊，再次與你合作真是有趣。」道爾笑著，她那黑黑的眼珠閃閃發亮，「如果我半途而廢，我將一事無成。對嗎？」
吉多加入了我們的對話：「我們現在可以吃東西了嗎？」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錶，然後說：「還不行。」
奧爾斯沃西夫人家的惟一一塊陰涼地是屋子旁邊的快腐爛了的帆布活動小屋。但我們必須待在外面，她說，因為屋子裡亂糟糟的。雖然她家的窗戶上掛著一個空調，我卻並不想和她爭吵。如果這個院子比房子裡更賞心悅目的話，那麼不管裡面有沒有空調，我都不想進去。從小院子的景象來看，她把她死去的丈夫的一點點廢物帶過來了：修理工具，用壞了的傢俱，一箱箱的舊雜誌，還有手臂那麼高一摞的各式各樣廢物，都與停車線平齊了。
吉多脫下他白色的T恤，把它浸泡在漏水的花園水管下。在他扛起攝像機之前，又把T恤罩在他的頭上。小屋那邊的沙漠反射著刺眼的太陽光，吉多一個勁地抱怨著這麼高的溫度會破壞他的錄像帶。與此同時，奧爾斯沃西夫人和我清理出一塊地方來，擺上了兩張折疊椅。
我坐在奧爾斯沃西夫人旁邊，兩條大腿緊緊地夾住一塊冰，躲閃著穿越千瘡百孔的帆布小屋射來的光箭。這些光箭裡居然還夾雜著一絲微風。我們到達這裡的時候，她家小屋旁邊的溫度計表明陰涼處的溫度已是攝氏40度。15分鐘後，當我們開始談話時，已經有41度了，而且還在往上升。
「我的丈夫死後，我必須賣掉一部分財產。」奧爾斯沃西夫人的手在那罩著她白色卷髮的發網上摸了摸，「我猜，那把槍成為他的東西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得到的。」
「你為什麼把槍交到警察局去？」我問著，給吉多的攝像機一個側身。
奧爾斯沃西夫人直視著攝像機，口齒清楚地說：「我把槍交上去是因為法律的威力。」聽起來她好像正在背誦一段古老的箴言，「上帝啊，因為我不能說謊。」這樣的回答對我來說真是太正確不過了，但卻毫無用處；我花了錢，所以我不能這麼客客氣氣地對待她。
我猜她該有八十多歲了，但我沒有問。早上8點我們敲門時，她已經穿戴好了，正在澆仙人掌。她很勤勞，我想。談論起她的孫子孫女時，她興致高昂；但問及她的丈夫時，她很害羞，充滿了警惕。
我又試了一次：「吉多和我就站在你家的廢物院子裡面。他們什麼時候建起這商場的？」
「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她的目光越過沙漠，似乎萊斯特的地方還在那兒，「十年嗎？也許是十二年。那個商場比萊斯特的廢物院子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告訴我你丈夫做的生意。」我說。
「它就像另外一個廢物院子。」她用一塊紙巾輕輕地拍打著她那撲了粉的臉頰，「賣一些小玩意，雜貨。」
「他從哪兒進貨？」我問。
「進貨？」她笑了，「你是說，他的廢物？」
「所有東西。」
「他走出門在街道上找到的。或者有些人給他一些東西交換或讓他代銷的。找到那些廢物不成問題，找到買主才是問題呢。」
「他經常買賣一些火器嗎？」
「不。」她說著，變得警戒起來。「萊斯特留了幾把槍以作防身之用。但他不是這種商人。他沒有賣槍的執照，連一把槍也買不起。」
我向她靠近了點，看見吉多把鏡頭也對準了我們。「萊斯特是怎麼得到羅伊-弗蘭迪的手槍的？」
「我不能說。」她又把目光投向沙漠。「當然，那把小手槍也不是我那天上交的惟一一把槍。還有一把盧格牌手槍，一把機關鎗。」
奧爾斯沃西夫人還說，她也記不清楚她是否遇到過掩護芭蒂-海斯特那些共和軍成員的汽車旅館老闆。二十年的時間太久遠了，人總是很難再記住往事。
道爾開車送我和吉多去聯合大廈。與每個東部的城市一樣，那些房子都特別的新。從那個同意與我交談的地方官員身上，我一無所獲，從其他人身上也一樣。雖然道爾在一旁鼓動，但一個死去的洛杉磯警官在他們眼裡什麼都不是。
帶著一些我認為有趣的電影膠片，帶著一個有著太多遺失的碎片的謎，我離開了拉斯維加斯。
我對謊言感到了厭倦，甚於任何可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