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家時，屋子裡漆黑一片，靜得一點兒聲音也沒有。我們在這兒住了差不多一年了，但我有時一進來仍然覺得非常陌生，就像闖進了別人家一樣。這是一所很漂亮的、老式的南帕薩德納風格的房子，房主是麥克的一個老朋友。他從祖母那繼承了這幢房子，他給我們訂的房租很低，條件是我們得幫他把褪了色的屋子重新裝飾一下，直到恢復以前的樣子。在這房子裡我們不能進行大的改動，我們只想暫住一段時間，一接到麥克的退休通知就會搬走。在這段時間裡，我把舊金山的房子也租了出去。
我走進一樓的工作間，從電話留言機上取下記錄：麥克因為要安排葬禮的事要晚些回家；邁克爾在學校要上數學輔導課；傑克-紐克斯特想知道明天早晨在哪兒見面；我姐姐情況很好；我的女兒已經到了休斯頓，我的房客已經交了租金；芬吉需要拄拐兩個星期；塞爾有些超時工作的問題；發電機已經換了另一台；蘭娜解雇了布蘭迪。
在凱茜去休斯頓以後，這幢大房子越發顯得寂靜，這使老鮑澤也顯得孤苦伶仃。它現在大約50磅重，嘴上套著大套，被繩子拴著躺在院門邊上，它灰褐色的眼睛低垂著，顯得特別可憐。我想帶它出去走走，或許會好些。於是我換上一套運動裝，牽著它出去跑步，一直跑到公園那兒。
天氣變得又濕又熱，我感到有些累，所以我放慢腳步，慢慢地跑，鮑澤也懶洋洋地隨著我慢了下來。
慢慢地跑了大約兩公里後，我又開始大步跑起來。我覺得此時頭腦很清醒，呼吸也很暢通，接著我開始向一個上坡街道跑去。這時，麥克的聲音彷彿在我耳邊響起：「你永遠不會成功的，小傢伙，在上坡時，你根本跑不快，小寶貝……」一想起這些話，我跑得更賣力了，我跑上街道的頂端，然後在很短的時間內穿過公園跑回了家。
「我們中的某些人就像馬一樣，不時需要一點刺激才能把事情做好。」麥克-弗林特經常說。
鮑澤這時十分興奮，它拖著繩子在院子裡找到它的水盆喝了幾口水，然後跑到巨大的鱷梨樹下涼涼的土地上躺了下來，沉重地喘著氣。
當我走進廚房時，誘人的飯菜香味撲鼻而來，麥克正在把食物從飯店的包裝盒裡往盤子裡放。
「一個叫布蘭迪的人給你打過電話。」他看見我說。
「他聽起來怎樣？」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來電話，你幫我接一下好嗎？我不想現在和他談，等他清醒後再說吧。」
「你想讓我幫你應付他嗎？你們怎麼了？」
「其實也沒什麼，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蘭娜解雇了他。」
「現在我倒成了你的秘書了。」
「你不幫忙就算了，我可以把電話接到留言機上。」
「如果來電話時我在旁邊，我肯定會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凱茜房間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東西問，「這是什麼？」
我看著桌上盤子裡的東西，努力地回憶我點過什麼菜，因為這東西看起來就沒胃口，而且從沒吃過。麥克遞給我一杯冰鎮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幾口後，覺得自己又餓又累，所以也沒在乎是什麼菜，隨便吃了幾口。
「多謝你的酒，麥克。」我說。
「還有你的吻，麥克。」他模仿我的口氣細聲說。
「多謝你的吻，麥克。」我跟著他說，然後我走過去，拉起他的襯衣，把我濕濕的手放在他溫暖的後背上，用我的鼻子輕輕碰他扎人的脖子，「我想飯前洗個澡，好嗎？」
「停水了。」他說。
他跟我說過凱茜房間下水管的事，這兒總有一些基礎設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裝水洗了洗臉和手，然後又回到桌邊。
麥克說：「我跟凱茜通過電話了，她一切都好，而且還很高興。」
「我想她。」
「她會適應那裡的。」
「我知道，但是我還是特別想她。」
他衝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樣子逗我：他豎起腦袋，鼓起腮幫，然後瞇起眼睛，眼角的皺紋全都疊在了一起，像個老壽星一樣。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我只想馬上撲到他懷裡，讓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飯後，我們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進水池裡，等到有水時再洗。
我們一起走出廚房。「你今晚帶我去見安冬尼-劉易斯嗎？」我問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說。」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說：「安冬尼-劉易斯哪兒也不會去，只有天黑後他才會出去和舞女鬼混。」
說到這兒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羅莉亞-馬庫斯也會參加海克特的葬禮嗎？」
「她敢去，我就殺了她！」
「那樣的話，我就可以把這一幕也拍下來。」
麥克上樓修水管去了，我則走進工作室為我對安冬尼的採訪做準備。
1974年，安冬尼-劉易斯還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在聖-昆延被關了九年，出來後他一直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麥克是通過緩刑處才找到他——他住在一個鬧市區東部的精神病過渡療養院裡。
我先給吉多打了一個電話。
「今晚我們要去安冬尼那兒。」我說，「我想能有個人幫我拍攝。」
「我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麥克會和我們一起去，還會帶上槍。」
吉多「啊」了一聲，顯然有些吃驚。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負責一系列國際新聞工作，而且每一次進行得都很順利。在薩爾多叢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後，我改行做別的了，而吉多還繼續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記著我，經常給我寫信，並且每年都給我寄聖誕卡。後來，他也改變了主意不幹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電影學院任教，接下來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攝影顧問，他的學生也作為實習生參加我的節目。現在他有穩定的收入，體面的社會地位，很有責任感，仍然像小伙子一樣，做事風風火火。他說他會在一小時內趕到我家。
在吉多來之前，我拿出警方關於安冬尼-劉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蘭迪的兇殺案被查過，因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經誘引並襲擊過五名警察，殺死其中三名，重傷一名。而且警察並不是他攻擊的惟一的目標——他還殺過兩名大學生，還用砍刀砍傷過一名。
剛開始時，警方四處尋找能把劉易斯和弗蘭迪的死聯繫起來的線索，但兩人之間並沒有什麼明顯的私人關係。隨後，警方又開始尋找政治原因。他們調查了安冬尼-劉易斯和一些反對警方的反動組織之間的潛在聯繫，從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舊的黨派發現了一些線索。
劉易斯的家被搜查過，並沒有什麼違法的東西。他們很窮，但是生活卻很穩定。我不知道審判機關有沒有確認劉易斯是否有犯罪動機，我甚至懷疑劉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許他心裡正在想該如何解釋自己的所作所為。
假設一個警察被殺，他的同事們應該會像瘋牛一樣，不顧法律的約束四處搜查。但是事實卻相反：搜查進行得非常謹慎、徹底，絲毫不漏，調查弗蘭迪案件的警察從各個方面想把安冬尼-劉易斯聯繫到這個案子上，他們從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嫌疑犯，他們一開始就把他當成兇犯來分析。
我拿著文件慢慢踱來踱去，看警方寫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報告。
安冬尼-阿瑟-劉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於洛杉磯，母親名叫奧菲莉亞-金西，是一個單身女人，共生過五個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濟金生活，是這個家的頂樑柱。
安冬尼-劉易斯於1970年從公立高中畢業，他的每門功課平均都在3.2分以上，這在當時是很不錯的成績。他向幾所本地的大學申請獎學金，但都沒成功，後來俄勒岡州波特蘭市的裡德大學錄取了他——那所學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專門收取成績不優秀的學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間在那兒學習，之後被開除。他的成績單上寫著：對待學習沒有積極性。
裡德大學並沒有什麼好名氣，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學校。在與那兒的學生及他的老師的交談中並沒有發現劉易斯與什麼反動組織，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麼關係，別人都說他是一個很喜歡孤獨的人，沒有什麼親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學校開除後，劉易斯回到洛杉磯，接下來就很少露面。他母親也很少看到他，他經常變換工作。從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過五份報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說他的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只有惱怒時才有所不同。有兩次，他因與主管發生暴力衝突和對抗而失業，他的老闆也因他過去的事而蔑視他。那年七月份以後，他對找工作已不抱什麼希望，所以，他對社會及政府開始持仇恨的態度。
到1974年7月，劉易斯已積鬱了四年的失望和仇恨，正好當時他遇到了一個兒時的朋友羅伯特-沃特金斯。這個人說服劉易斯接受穆斯林觀點，劉易斯把黑色穆斯林的報紙《穆罕默德真言》帶回他母親的家裡。「我自小把他養大，一直是基督教徒。」奧菲麗亞-金西對警方說，「他以為自己是什麼，竟改成信仰穆罕默德。」
劉易斯可能改變了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生活習慣卻沒有改變：他吸煙、喝酒，還吃燒烤豬肉。我想他加入這個組織可能只是想讓自己變成一個有威懾力的人。
1975年3月19日，他的穆斯林朋友羅伯特-沃特金斯被捕了，因無故殺害一名叫搭便車的人而被宣判有罪。
舊金山有一個聲名狼藉的死亡使者般的殺手，他殺害白人並給警方送去自吹自擂的字條。當洛杉磯也出現類似的一些犯罪活動時，人們都心驚膽戰，以為那個殺手又來到這個城市，或者他又訓練出一個和他一樣的人。1973年12月12日到1974年11月27日之間，在洛杉磯市內及郊區共發生了七起兇殺案及企圖謀殺執法人員的案件，而且有四條街上的兇殺案和襲擊事件似乎是同一個人所為，在這些案件中，總共有五人被害致死，三人重傷。
1974年7月14日，星期天，一名西方大學的女學生在學校附近散步。這所學校和俄勒岡州的裡德大學差不多，學校條件很一般。那是一個寧靜的夏夜，那傢伙不知從哪兒冒出來，野蠻地用砍刀向這個女學生猛砍幾下，然後就不知去向了。那個女學生拚命反抗，打掉了那人的眼鏡，並用手指挖了那人的眼睛，而且也看到了那人的臉，她在醫院裡對警方詳細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學校方面對此事十分關注，學生們也因此人心惶惶。警方經常到學校去詢問。並檢查每個黑人男學生，甚至包括那些並不和罪犯相仿的男學生，這使學生們氣憤不已。
五年後的一天，洛杉磯警方的兩名警察詹姆斯-范-皮爾特和克爾特-哈博在校園附近聽到有人呼救，他們警覺地四處搜尋了一下，發現一名中等身材、體格結實的可疑男青年，他們讓他站住並準備上去查問一番，但是那名男子突然回過身來，用空手道功夫將哈博打倒在地，緊接著，搶過范-皮爾特的0.38英吋口徑的左輪手槍開了六槍，把范-皮爾特打成重傷，然後拿著那支槍逃走了。
1974年9月3日，兩名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一起出去野營時被人殺死，沒有目擊證人，但法醫從一死者屍體中取出的彈殼是0.38英吋口徑的槍射出的。
10月6日，曾有一個求救電話打給洛杉磯萊諾克斯分局長官，兩名當班的警員趕去調查。大家提醒他倆小心點，因為這次的情況和上次哈博與范-皮爾特遇到的很類似。出於前車之鑒，所以當他倆走近一個可疑的中等身材的年輕人時十分警惕。那人突然使出空手道功夫企圖打倒他倆，但這一次他被這兩個警察制服了。這個年輕人就是安冬尼-阿瑟-劉易斯，他被抓到萊諾克斯分局，後來被他母親保釋。
半個月後，在一個星期一的晚上，一名在鬧市區的州辦公大樓負責保安工作的加利福尼亞警員被人用0.38英吋口徑的左輪手槍打死。過路人看到一男子從現場離開，他詳細地描述了那人的外貌：中等身材，體格較結實。
在九月中旬時，還發生了另一起襲擊案件。有一個星期天晚上，一名男子打算去教堂，當他正在倒車時，被一發子彈擊中面部，子彈是從0.38英吋的手槍中射出的。那名男子僥倖活了下來，他說：「一個傢伙走過來問我幾點了，然後『砰』的一聲，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1974年9月27日，是感恩節的前一天，兩名英格伍德警局的警察攔住一名年輕的黑人進行詢問，這在當時是很正常的，他們小心地向那人走近，當那人想從槍套裡拔槍時，兩名警員迅速繳下了那支0.38英吋口徑的手槍，並逮捕了他。
經證實，那名黑人男子就是安冬尼-阿瑟-劉易斯。從他身上繳獲的0.38英吋口徑的槍就是從警員詹姆斯-范-皮爾特身上搶走的那支。另外，從被害警員胸部取出的彈頭，從去教堂那人臉上取出的彈頭，以及兩名南加利福尼亞學生屍體中的子彈頭和劉易斯所持槍中的子彈均屬同一型號。專家經過驗證，劉易斯的聲音和電話中的聲音絲毫不差，那名西方大學的女學生從兇手臉上打落的眼鏡也是劉易斯的。
這時我聽到麥克已在樓上咒罵那些該死的管道，樓上傳來刺耳的敲擊金屬的聲音，然後安靜下來。過了不一會，麥克開始哼一支很老的漢克-威廉姆斯的歌曲，我想可能很快就能洗澡了。
吉多來得很晚，大約9點才到。當我打開門時，他說：「你的臉色看來不太好。」
「你打扮得真像一個流氓。為什麼穿這麼一身，是為萬聖節準備的嗎？」
「只是為了舒服些。」他穿了一條黑色運動褲，一件黑色上衣，還戴了頂黑色的帽子。他帶來一瓶蘇格蘭酒。
我從他手裡接過酒說：「你又想告訴我些什麼？」
「你看出來了？」
「是的，因為你又喝酒了。」
「那酒是給你的，瑪吉，我想你或許需要喝點什麼放鬆一下。」
「你覺得我很緊張嗎？」
「是的，我覺得你太緊張了，必須把壓力減輕些，否則會受不了的，來一杯吧！」
我打開酒瓶喝了一小口，深深地吸了口氣，並抹了抹眼睛說：「多謝，吉多。」
「不用謝，我們什麼時候去採訪？」
「麥克正在修水管，他一修完我們就出發。」
「那個叫米雪的舞女呢？她同意了嗎？」他問。
「是的，明天早晨9點她就會去的，對她多關心點，行嗎？」
「為什麼？」
「因為那樣她才會表現得更好一些，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人關心過她了。」
我們坐在工作間裡，一邊看報告一邊喝蘇格蘭酒，吉多正看著我記錄本上關於劉易斯的記錄。
「這傢伙共殺了多少人？」他問。
「法庭只判他殺了一個警察。」
「他沒被判處死刑嗎？」
「在1974年沒有死刑犯，那時局勢已穩定下來。因為他神經有問題，所以被定為二級謀殺。後來他又因兩起蓄意攻擊他人案被判刑，刑期為20年。但期間被多次減刑，關了9年就被放了出來。」我把酒瓶遞給吉多，「看起來你一點也不擔心，是嗎？」
「哦，我嗎？」吉多喝了一口酒說，「你不是說麥克帶槍去嗎？」
「是的，只是為了安全起見。」
他皺著眉頭，好像認為這種做法不妥當，他問我：「你想讓我做些什麼呢？」
「盡量照清楚他的臉。」我說。
「因為他長得不錯？」
「你會知道的，那就是我需要的那張臉。」
我們談論了一會兒燈光以及吉多所帶的一些儀器的問題，吉多把它們放在了吉普車的後面。當我們上樓去找麥克時，已經快9點半了。
麥克正在凱茜的浴室裡，他上身幾乎全部扎進水盆下的小櫥裡。
「找到毛病了嗎？」我問道。
他拿出一團濕漉漉的頭髮說：「我清理了一下管道，但這些該死的管子怎麼也接不到一起去。」
「需要幫忙嗎？」吉多問。
麥克氣喘吁吁地從裡面鑽了出來，坐在地上，他的手上滿是黑糊糊的油灰，臉上也抹得到處都是，他笑了笑說：「你好，吉多。」
「你好。」吉多把酒瓶遞給麥克，「關於海克特的事我很難過。」
「我也是。」麥克把酒瓶放到一邊。
「他的家人同意讓我拍攝葬禮的過程。」吉多說，「你同意嗎？」
麥克抬頭看著我。
我說：「我們沒有關於弗蘭迪的葬禮的任何資料，所以我想用海克特的來代替一下。」
「我沒意見。」麥克鑽進水盆下說，「打開水龍頭，我想檢查一下有沒有漏水的地方。」
「我們馬上就有水了嗎？」吉多打開水龍頭時我問。
「好了，先開一會兒。」麥克就像在一個很深的山洞裡說話一樣，聲音聽起來彷彿是妖魔鬼怪的回音。
我問：「我能先洗個澡嗎？」
他們倆一起打量著我，麥克說：「別麻煩了，我們要去的地方並不怎麼樣，不用打扮得那麼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