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住過小鎮的人都知道，小鎮居民都有好記性。
我媽媽遇害時，鎮上的人很自然地先懷疑爸爸。因為沒有證據，案子成了懸案，一直沒有解決，爸爸只能背著黑鍋度過餘生。
那時候我剛剛十一歲，姐姐露西十四歲，我們住在鎮南端一幢又髒又破的小木屋裡。
我們惟一取暖的東西是一個火爐，它雖然佔據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間，但對我們沒有起到多少保暖作用。
爸爸是個油漆匠，即使在經濟恐慌的時候，他仍可養家餬口。雖然如此，我們仍然是有了上頓沒下頓。
爸爸和一般人都處得不錯，尤其是女人。他長得不英俊，不過，我猜他一定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他個子高高的，四肢瘦長，頭顱大得不相稱——頭頂寬寬，下巴尖尖，濃厚的棕色頭髮，密密的眉毛捲曲著。我小時候，他那對從不整齊的眉毛下向外窺伺的黑色小眼睛，常常使我驚恐不已。
我不太記得媽媽。他們鑲在銀色鏡框的結婚照就放在收音機上，但我從不能把那位苗條、漂亮的女子和我認識的媽媽聯繫在一起。她必定是胖了許多，因為我記得那枚細細的金質結婚戒指幾乎嵌進她的指頭。
媽媽被謀害的時候是三月初——是那種大地開始融化的春天。
那晚我和姐姐去看電影，我沒想到我們可以去，因為爸爸總說他沒有錢去浪費在那類事情上。
但那晚，他比平時寬容了許多，我們一開口，他就答應了。那是一部叫《勇敢的船長》的電影，以後有好長時間，我都不敢再領教史班塞-崔西的電影，不過姐姐一點兒也不在乎。
十點還差幾分的時候，我們看完電影回家。從鎮中心徒步走了一里路——那是一個滿天星斗的寒夜，刮著南風。姐姐和我每走幾步，便轉過身，用帶手套的雙手遮住臉，背著風走。
我們一轉進拐角，就發現街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看來像是唐-金家。」姐姐說，「他一定又喝醉了回來，不過，他妻子平常不報警的。」
我腦海裡擠滿了不祥的前兆。那一閃一閃的紅燈，圍觀的人群，使我感到恐懼。
在微弱的星光下，我可以看見人群中每一個頭都轉向我們這個方向，姐姐和我開始加快腳步跑了起來。
當我們跑近的時候，他們正把她抬出來，送上救護車，鄰居的胖太太摟住我，把我的臉擋在她寬大、柔軟的胸前。
我聽見一聲尖叫，是姐姐，她試圖掙脫胖太太家的雙胞胎男孩兒，他們在阻止她撲向媽媽——媽媽正被抬走。
當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胖太太敲門，來我們家裡借糖，準備做巧克力軟糖。她發現媽媽躺在臥室門邊，當她看清楚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尖叫得房屋都要塌下來。幾分鐘後爸爸回家時，救護車已經到了，街坊已開始議論。
爸爸有所謂的「不在場證明」。整晚有人看見他在蓓蕾咖啡廳喝咖啡；井且在阿福撞球場進進出出的打撞球，還在艾利酒吧和胖太太的丈夫一起喝了兩杯啤酒。
但這之間，他還有許多時間可以回家下手。人們甚至談論說，那晚他讓我們姐弟看電影，是為了趕走我們，免得礙事。但他們也不十分肯定。
在我們看來，只有一個人認為不是爸爸下的手。他是新來的警察。但同意他看法的人並不多。
兇案現場，人們發現媽媽的一隻手被切掉，這隻手後來一直沒有找到，誰都想不透為什麼。只有那個新警察除外。他說兇手可能是性變態，不論是誰殺死媽媽，切除了她的手，那人一定是個「崇拜手的人」。
「你一定聽說過崇拜腳的人，」我聽見他在對警長說，「還有崇拜女人內衣的人。」
警長沒有聽說過，別人也沒有聽說過，大概多少年後也不會聽說。
「兇手肯定是個崇拜手的人！」新警察斷言。
雪地上沒有任何足跡；祖父做的一把木柄切肉刀不見了，他們也沒有找到。
沒有任何線索，案子逐漸平息下來，沒有人被提出指控。
不過，如果爸爸被警方審問，然後再被宣判無罪，也許結果會好些。人們當著爸爸的面不說什麼，但是，他們彼此心照不宣。
媽媽一去，我和姐姐的生活更糟了。我們倆盡量避開爸爸，但在這樣小的房子裡可不容易。夜晚我和姐姐做功課，爸爸就發牢騷，說人們在街上給他眼色看。
「他們認為是我幹的。」他說，「可你們知道我沒有干，你們知道的；不是嗎？我怎麼能對你們的媽媽做那種事，我為什麼要做？」
真奇怪，爸爸從不在乎別人，竟會因為別人的眼色而煩惱。他不會喝烈性酒，而現在他竟會悶坐一旁，自斟自飲。夜深時我們會聽見他倒在床上的聲音，雖然他不打我和姐姐，但是他喝醉時的樣子，更讓我們受不了。
起初，姐姐和我以為爸爸可能再婚，附近每個人都知道爸爸有點色迷迷的追朱迪小姐，她是教四年級的老師，「色迷迷」是我們牧師用的詞。
媽媽在世的時候，一切正常。我們偶爾參加集會，爸爸也渴望參與不適合他的遊戲。這時候朱迪小姐總會皺著眉頭，對爸爸搖搖頭，還對他微笑，好像她不在意一樣。
媽媽過世後，爸爸有幾次邀請朱迪小姐參加舞會，甚至還花錢請她看電影。但這種狀況並沒有維持多久。
我猜想，也許她有點兒發怵，因為爸爸的嫌疑一直沒有洗清。不論什麼理由，反正一年後，她嫁給了一個經營加油站的人，和爸爸的關係就結束了。
姐姐和我的生活每況愈下。姐姐中學畢業後，到一家礦工醫院接受護士訓練，等候我畢業。很早以前，我們就決定盡可能早離開這個家。但姐姐決不會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
我十七歲那年中學畢業。幾星期前，我就把自己的一些東西收拾在一隻破袋子裡，那是我十三歲時在垃圾堆撿的。畢業那天晚上，我將媽媽的結婚照片塞進袋子裡，沒有跟爸爸告別，逕自到汽車站，我們的校長給我安排在一所鄉下學校教書，第二年夏天，我上了大學，半工半讀，畢業後我要當個老師。
在我取得資格之前，姐姐也完成了護士培訓，不久她結了婚。三年之後，我自己也成了家，與姐姐家相距五十里。
我們都沒有再見到爸爸——直到他去世。
姐姐和我回去埋葬他。他已被抬到傢俱店後面的一個殯儀館。有幾位鎮上的居民來送葬，我們沒有停留多久。也許人們會認為我們不尊敬爸爸，但是，爸爸也不會尊重我們。
姐姐和我住在旅館裡。就是給我一百元錢，我們也不願再睡在那房子裡。不過，下葬後的第二天，我們還是回到鎮南邊的老屋，清理爸爸的東西。
房屋比記憶中更破爛，牆上還殘留著灰色的漆，院子滿目荒蕪，只有野草。
屋裡的腐臭味，幾乎令我窒息。姐姐打開窗戶，我們倆著手清理。最大的一堆送往垃圾站，另一堆可以給「救世軍」，沒有一樣東西是我們想要的。
姐姐在一個媽媽結婚時買的櫃子頂上發現它——一個破舊的香煙罐，小型的，扁平的那種。
「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姐姐拿起它，在耳邊搖著說，「有東西在響。」
她打開蓋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在手掌中。
我們倆都盯著她手中的東西瞧。
它們躺在那兒，五根指頭的骸骨，其中一根末端還有我看見過的、幾乎嵌進媽媽肉裡的金質結婚戒指。
可憐的爸爸，他總是要物盡其用，但那只戒指，他再也沒有用過。我們知道，爸爸是想把那戒指送給一個女人，而做了這件慘無人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