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大道旁的一家小珠寶店發生了一起兇殺案。
我們迅速趕到現場。
那一帶的店舖都很小，幾乎全是由一人或兩人經營的。珠寶店一邊是當鋪，另一邊是理髮店。
珠寶店玻璃窗上的金字寫道：「珠寶商：鮑伯和貝爾特。」
店裡櫃檯後面的地上躺著一個人。他身材瘦長，留著長長的八字鬍，像舊式鬧劇中的惡棍，我猜他的年紀是四十多歲。
他僵直地向左側躺著，雙膝向上蜷著，右手摀住胸口，手臂下有一道血在流，這表明那裡有洞。血流得不多，我推測他幾乎是立刻死亡。
一個年約六十歲的小老頭，帶著滿臉震驚麻木的表情站在櫃檯旁。守候在這裡的警察說他是見證人。
我看看那小老頭，他身高約五英尺六英吋，一頭稀薄的頭髮，戴一副鋼邊眼鏡，表情如同一隻嚇壞的兔子。
我和顏悅色地說：「我是兇殺組的保羅警官，你是鮑伯？」
「是的．先生。」他發著抖說，「我是店東之一。」
「他呢？」我問，同時向後面點頭示意。
「他就是貝爾特。這真可怕，我們合夥十年了。」
我說：「鮑伯先生，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在這裡嗎？」
鮑伯驚魂未定地向我敘述了事情的經過。
早晨大約九點鐘，店舖剛剛開門。鮑伯結好賬要去銀行，一個持槍歹徒衝進來，搶走了鮑伯手中的錢袋，又把現金櫃裡的錢也搜刮走了。
這時，貝爾特正好從後面走進來，緊張萬分的歹徒向他開槍射擊，打死了他。
我問：「這個莽撞的傢伙長什麼樣兒？」
「他大約四十歲，瘦高個子，我猜大約有六英尺高，一百七十五磅重。左路角有一道又細又白的疤痕，一直延伸到左耳垂，這裡有一個大大的、長毛的痣。」他摸摸右面頰說，「他的皮膚黑黑的，像吉普賽人，黑頭髮，有點兒油光光的，鼻子很大，不管在哪裡，只要再見到，我就能認出來。」
「有這可能。」我對他描述得那麼仔細頗感驚訝，見證人很少有這樣觀察入微的。
我問；「他穿什麼衣服？」
「茶色長褲，茶色皮夾克，茶色氈帽，前面帽沿壓得低低的，後面往上翹。哦，是的，在他持槍那隻手的手背……」他停頓一會兒思考著，然後用一種很驚訝的口氣說：「他的左手紋有一條藍色的蛇盤繞著一顆紅心。」
「你真是個善於觀察的人。」我說，然後對另一個警察說：「最好把兇手的特徵通過電台廣播出去，這傢伙應當比較好認。」
我開始對這個案子產生興趣了。通常，你會發現案子無從著手，但是現在，我們有這位鮑伯對歹徒的詳細描述，應當好辦一些。
我問鮑伯，是否注意到歹徒用的槍？他說那是一把藍鋼的左輪手槍，但是他判斷不出口徑，因為他對槍不熟悉。
我問警察，在我來之前，他有沒有在附近的商人或店員中查問。
「西邊的理髮店和另一邊的當鋪都聽到了槍聲。」那警察說，「他們以為是街上的汽車打火，沒有注意。」
我來到隔壁當鋪。
當鋪主人名叫羅伯遜。他也說只聽到汽車打火的聲音，那是幾點過一分的時候。他解釋說，他那位替他工作的二十歲侄子沒來上班，老人不停地看鐘，看他遲到多長時間。
「槍聲響後，你有沒有看見或聽見什麼？」我問。
老人搖搖頭說：「我沒有朝外看。」
好像問不出什麼來了，我道謝以後朝門外走。
「可憐的鮑伯怎麼樣啦？」他在我背後問。
我停住腳轉身說：「他有點地震驚。」
羅伯遜歎口氣說：「他是一個老好人，總是樂於助人，問問這一帶的人，沒有一個人會說他的不是。」
「那麼貝爾特呢？」我問。
「貝爾特先生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不喜歡講死人壞話。但是，他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人。他報復心極重，誰和他有點兒什麼瓜葛，他事後一定忘不了。」
我做個鬼臉說：「世上什麼人都有。」
「我想鮑伯也不喜歡他，假如他們不是親戚關係的話，恐怕也不會合夥這麼久。」他實實在在地補充說。
我驚訝地問：「他們是親戚？」
「是啊，貝爾特和鮑伯的妹妹是夫妻。她比鮑伯小二十一歲，她還是嬰兒的時候，他們的父母就去世了，是他把她撫養大。他自己一直沒有結婚，所以，寶娜和她的兩個孩子是他惟一的親人。」
我又問了理髮店老闆，他也認為聽見的響聲是汽車打火的聲音。當時他正在給人理髮，沒有注意時間，但肯定是九點以後，因為他剛開門營業，正在接待第一個上門的顧客。
他還說，槍響後並沒有注意到有人經過，因為他一直集中精神在理髮。
回到珠寶店，我問鮑伯失竊款的數目。他把賬本副本拿給我看。整個被劫走的數目是：現金七百四十元，支票兩百三十三元。珠寶商說，這是整個星期的收入。
我問鮑伯，打沒打電話通知他妹妹。
他神色驚訝地說：「我……我想都沒有想過。」
我說：「用電話通知這種消息並不是好辦法，但總得有人告訴她，假如你願意的話，我來替你辦，反正我要去看她。」
他猶豫了一會兒說：「她住在城南，但最近住在北邊第二十街我的公寓裡，這事對她會是個很大的打擊，警官，因為她和貝爾特吵了架。這時聽到這種消息，你要原諒自己都很難。」
北二十街的公寓是一幢整潔的現代式磚造建築，我按響門鈴後，一位纖細美麗、年約四十歲的褐髮女人開了門。
我摘下帽子說：「你是貝爾特太太嗎？」
「是的。」
我亮亮警徽說：「我是警察局的保羅，夫人，我可以進來嗎？」
她有些不解地說：「警察局？」然後退了一步，「當然，請進。」
我進入佈置舒適的房間，她在我身後關上門。
房間裡的沙發上坐著一個英俊的中年男人，懷裡抱著一個可愛的兩歲女孩。
貝爾特太太介紹說，男人是她的一個朋友，女孩是她的女兒。
然後她問：「警官，有何貴幹？」
「貝爾特太太，恐怕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我說。
貝爾特太太的臉色一下子變得蒼白；她說：「是不是我哥哥出了什麼事兒？」
「不。」我回答，「是你丈夫。」
她的臉色恢復了紅潤，給我一個印象，好像她如釋重負似的。
「哦，發生了什麼事？」
她的反應好像並不在乎發生了什麼事，我看出不必繞圈子說出這個噩耗，所以，我直截了當地說：
「今早珠寶店遭到搶劫，你哥哥沒事，但歹徒殺死了你丈夫。」
她眨眨眼睛，但臉色沒有變，只說：「哦！」便沉默不語。
那男人說：「這下解決了你的難題。」
貝爾特太太責怪地說：「你怎麼這麼說。」
「你難道希望我痛哭不成？」他說，同時看看我，「對不起，警官，貝爾將並不是我的朋友，他在離婚起訴書中把我列為通姦的共同被告。」
我離開他們家時，已是中午，吃了午飯，我到法院去看貝爾特夫婦的離婚案子。
檔案裡有貝爾特的起訴書，但沒有貝爾特太太的答辯書。他們之間的不合，不只是鮑伯所提的「吵架」，貝爾特的反應是非常強烈的，極具報復性。
他的起訴書附有他太太和她的男友在旅館約會的照片。離婚理由是妻子與人私通，不給贍養費，同時請求將女兒給父親監護。他請求不許孩子的母親有看孩子的權利，理由是母親不道德。
我離開法院後，坐在汽車裡沉思了很久。
鮑伯驚人的觀察力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也許他對歹徒的詳細描述根本不是觀察出來的，而是幻想出來的。
我開車回富蘭克林大道，珠寶店的門上掛著「暫停營業」的牌子。
我走進隔壁的當鋪，問老闆：「你知不知道隔壁他們是不是有槍？」
他有點兒吃驚，然後想了想說：「嗯，是的，好久以前，他們一開業，貝爾特先生就在我這兒買了一支槍，說是放在店裡以防搶劫，是的，我確信是貝爾特先生買的，而不是鮑伯買的。」
「你的記錄還留著嗎？」我問。
「當然。」他說，「我們一年還賣不到一打槍。」
他從櫃檯下面拿出一本賬本，一頁頁翻著，用食指指著每一行名字，最後終於停住。
「這裡，」他說，「十年前的九月十日，貝爾特，伊金街一七二六號，點三八口徑，柯特牌左輪，製造號碼二三一八四O。」
我抄下這個資料。
「你為什麼要知道這個？」老闆好奇地問。
我回答得很含糊：「只是例行公事。」
業餘兇手通常不懂得處理凶器。為了防備萬一，我安排人去珠寶店後面細查各個垃圾筒。他們沒有發現什麼。
在沒有獲得貝爾特死於什麼口徑的子彈之前，我無事可幹。
第二天上午，我收到化驗室的檢驗結果，死者身上的子彈是點三八口徑的鉛彈。
我還收到一個有拉線的皮袋，袋裡附著郵局的信。信上說，這是從距珠寶店兩條街遠的郵筒裡拿出來的。袋子裡面裝有存款的原條——副本在我手裡——兩百三十三元的支票，還有現金。
我和組長到地方法院去了一趟，離開時我口袋裡有三張搜查證。
我打電話找到鮑伯，他說他準備股東下葬後再重新營業。
「我要再看看你的店，行嗎？」我問他。
「當然，」他說，「現在嗎？」
「是的。」
他開了店門領我過去，我開門見山地說：「我要看看你們留在店裡的點三八左輪槍。」
鮑伯迷惑地看著我說：「警官，這裡沒有槍。」
「鮑伯先生，你妹夫在你們開業後就在隔壁買了一把槍，他說是準備店裡自衛用的。」
「哦，那把呀！」他用一種豁然開朗的神情說，「好幾年前他就拿回家去了。我反對把槍放在店裡，槍使我神經緊張。」
我很遺憾地掏出搜查證，他很不喜歡，但又無可奈何，我徹底地查看一番，沒有槍。
我來到他的住所。貝爾特太太和女兒已不在那裡，鮑伯說他們昨晚回家去了。我也徹底地搜查了公寓，那裡也沒有槍。
我們又去了他妹妹那裡，同樣仔細搜查一番，沒有任何結果。
貝爾特太太很想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她哥哥沒有顯出這種好奇心，我相信他心裡明白。
我坦率地向他們兄妹解釋我的看法。
我說：「鮑伯先生，對這件案子，我有不同的看法。昨天早晨你到店裡結了一周的賬，只是你沒有把現鈔放進皮袋裡，只放了存款和支票。然後，你開車到兩條街以外，往郵筒裡丟下皮袋，在你妹夫走上班前回到店裡。我認為你根本沒有開店門，一直到你開槍打死了他，藏好槍後才開的店門。因為你不願冒被顧客發現的風險。」
貝爾特太太低聲說；「你一定是瘋了，我哥哥不會傷害任何人，他是全世界心腸最軟的人。」
「對你和你的女兒他是一個心腸最軟的人，當他所鍾愛的人受到威脅時．他就會變成老虎。貝爾特太太，我看到了你丈夫的離婚起訴書。」
貝爾特太太看看她哥哥．想從他那裡得到證實，後者勉強裝出微笑。
「你知道我不會做那種事的，」他說，「警官猜測錯誤。」他挑戰地看著我，「警官，槍在哪裡？」
這是個難點．我找不到證據。
我把他帶到局裡審問了半天也問不出名堂。我們讓他重複地說他幻想中的歹徒，說了十幾遍，沒有一個細節不一樣。
最後，我們不得不釋放他，開車送他回家。
我和我的同事們忙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十點鐘，我打電話給鮑伯說：「鮑伯先生，我向你道歉，我們已經抓到殺你妹夫的人。」
「什麼？」
「他還沒有招供，不過，我們確信他是我們要逮的人，你能來局裡指認嗎？」
他回答前沉默了很長時間：「我就來，警官。」
我們讓這位矮小的珠寶商仔細辨認玻璃窗後面的五個瘦長身材的人。他們全都穿著茶色長褲和茶色皮夾克。
頭一個人有著一頭油漬漬的黑髮，黑皮膚，鷹鉤鼻子，在嘴角到左耳有一道細細的白疤，右面頰有一顆帶毛的痣。他站在那裡，雙手下垂，左手背上紋有圖案，是一條藍色的蛇盤繞著一個紅心。
我瞥了一眼鮑伯，他的雙眼瞪得溜圓。
我向組長喊道：「讓我們聽聽他們的聲音。」
按慣例我們有一套問話，是讓證人辨認聲音的。通常只是問問姓名、年齡，可是現在組長沒有問平常的那套例行問話。
他說：「曼尼，你在哪裡工作？」
「福利建築公司工人。」
「你結婚了嗎？」
「結婚了。」
「有幾個孩子？」
「五個。」
「他們幾歲？」
「最小的兩歲，最大的十三歲。」
「你有過前科嗎？」
「沒有。」
「好，」組長說，「退後，第二個。」
他用同樣的話問其他四個人，但是鮑伯沒有注意聽，他只是端詳著第一個人。
嫌疑犯全部帶走後，鮑伯和我留在辦公室，他坐在一把椅子裡，抬頭看著我。我站著。
珠寶商舔舔嘴唇說：「我可以理解為什麼你們逮捕頭一個人，他的確符合歹徒的容貌，不過，我很抱歉，他不是兇手。」
我不帶任何表情地搖搖頭說：「你在富蘭克林街的朋友和你妹妹都說你是個軟心腸的人，鮑伯先生，不過，這事兒可不能軟。他和你形容的那個人一模一樣，也是個左撇子。」
「可他不是那個人。」他聲音顫抖地說，「那只是一個巧合。」
「是啊，」我說，「是難以相信。但你不要被他的沒有前科和五個孩子弄得心軟。」
我打量了他一會兒，聳聳肩膀說：「我們反正會使他就範的，鮑伯先生，曼尼不像你，是有影響力的公民，他是個窮困、無知的貧民，而且不是美國公民，只是個墨西哥移民，不認識任何律師，我們處理他不必用文明條例，就像我們對你做的一樣。」
「他沒有做！」鮑伯幾乎大叫，「你不能那樣對待一個有五個孩子的無辜的人！」
他的臉色蒼白，一個字一個字往外吐著說：「我要招供，警官，我要招認謀害我的妹夫。」
我在四樓的洗手間遇到身材瘦高的大衛。他已經摘掉黑色假髮和假鼻子，正在洗掉手背上蛇和心的紋身。
我看著鏡子中的自己，沒有那種破案後湧上心頭的快感。
好幾年來，我利用人們的貪婪、恐懼、報復等心理使嫌疑人就範，但是，這是我頭一次利用嫌疑人愛護別人的心理破案，我真不明白，我為什麼幹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