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一所大學校園裡，清冷的秋夜。隨著一陣涼風刮過，通向大禮堂的走道上落滿了松球和枯葉，道旁光禿禿的樹木也正預示著冬天的到來。歌特式的窗戶裡射出的燈光，照亮了那一群正沖沖趕往前門的學生和教職員。今晚將有一位著名的客座演講者蒞臨，大家都不想遲到。
另有群學生正聚集在禮堂前的廣場上。有些人舉著抗議的標語，另有些人則忙著向願接他們的傳單的人發送傳單。大多數人接過黃色的照相複製件之後，要麼簡章瀏覽後塞進口袋，要麼則乾脆地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箱；許多人都看了一眼他們的標語，但並沒有在意。
敞開的雙層門上貼著一張通知，禁止任何人攜帶照相機，攝影機或者錄音機入內。門內，兩邊各站了一排今晚特地雇來的下崗警察。他們負責檢查校園的身份證，個個手持卿卿叫的便攜式金屬探測器，搜查學生是否帶有金屬物品入內。那些被查出攜有比鑰匙環、眼鏡或圓珠筆更大或者更有嫌疑的金屬物品的則被逐出門外。警衛背後的垃圾箱裡幾乎裝滿了鉛筆刀、啟瓶器、打火機等物品，它們的主人扔下它們是因為大都不願專門跑回寢室或汽車放下這些東西而冒聽不成這次演講的風險。因為座位有限，而且校方也規定不允許在走道上加座或旁聽。
抗議這次活動的兩名校園組織的成員，被當場從夾克下搜出了隱藏的橫幅。警察把他倆夾著送出了禮堂，那些人對他們的橫幅看也沒看，便扔進了垃圾箱。
可容納1800人的禮堂已是座無虛席。舞台上被挪空，正中放著一把直背的橡木椅，邊上有一排長椅。椅腿都被牢牢地固定在地上，扶手上也安了金屬的手鐐，兩邊吊著鬆鬆的皮帶。這一切都很容易讓人隱隱約約地聯想到監獄裡的電椅。
舞台兩邊各站了四名州警察，在大廳背後還站了幾個。他們要麼雙手交叉放在胸前，要麼用手按著防衛帶，上面繫著左輪手槍和毒氣筒。許多人都在竊竊私語，談論著這麼多人的禮堂裡這麼久以來破天荒第一次居然聞不到有吸大麻的氣味。
八時十分，禮堂裡的燈光變暗，幾束聚光燈打在了舞台中央。當社會學系的主任從後台上場時，台下的學生慢慢停止了交談。這是位看上去就讓人肅然起敬的學者，剛五十出頭，頭髮微白，目光嚴謹，——他越過那一排警察，走上了舞台中的演講用的小台架。
系主任一邊看著自己手中的索引卡，一邊做了自我介紹。之後用了幾分鐘聲明，今晚的演講者並不是請來提供娛樂隨便聽聽的，而是上一堂客座講座，內容是關於社會學450，社會學510和社會學520的。坐在前六排最佳位置的他的學生，則盡量不太聲張地打開了筆記本，準備好鋼筆。他們是被選中到這兒來學些知識的少數學生；似乎是為了防止學生產生自以為是的驕傲情緒，系主任又提醒他們，有關今晚講座的論文將必須在星期二晚上十點前交齊。接著，他又告訴觀眾，在演講人的開場白中，任何人都不允許發表評論或者提問，並且任何一個以任何方式試圖打斷或者中止演說的聽眾都將被押送出去，很可能被拘留起來。這幾句話引起台下一陣騷動，但系主任又很快將它平息了下來，他宣佈，如果時間和情況允許的話，演講完了將有一個自由問答時間，到時聽眾可以自由提問。
現在系主任看上去不那麼輕鬆了，他有些不安地看著手上的索引卡，似乎是在玩撲克牌時，又摸了一把壞牌，演講人講完以後，他又加了幾句（現在他聲音小了一些，並且有些猶豫地），宣佈在自由提問時間結束之後，如果時間和情況允許的話，將會舉行一場特別的演示。
台下的觀眾又議論開了。嘀咕聲，低語聲，還有陣陣壓抑不住的笑聲紛紛響起；觀眾有的在東張西望，有的緊皺眉頭，有的陰沉著臉，還有的飛快捂著嘴巴，不知在笑什麼，台上的警察仍舊紋絲不動，但是也可以看得出他們的眼睛不是東掃西瞄。
系主任知道他無須為這位演講者介紹，因為後者的名聲早已蜚聲四處，他進一步的介紹，好一點呢，會被認為是多餘沒用的，糟糕一點呢，可能就被看作是愚蠢了。因此，他只是轉過身，開始朝後台走去。
突然他又停住了，在那短短的一瞬間，他臉上閃過一絲困惑，確切的說，是一種明白的恐懼——當他看見什麼東西從舞台左側的幕布處一晃而過。接著他很快地轉了個身，朝著反方向走去，直至從站在舞台右側的兩名警察身邊消失。
台上有一刻的死寂。接著，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走上了舞台。
他個兒很高——大約六尺有餘，體格魁梧，看上去屬於那種一生中大部份時間都在干很重的體力活而最近略微發胖的人——但是他的臉，儘管第一眼看上去也許會覺得蠻橫，卻是非常仁慈還帶著一股奇特的青少年時代的特徵，彷彿是一個還保留了一些童年時代特點的成年人。他是很容易使人聯想起在聖誕夜扮成聖誕老人給無家可歸的人送禮物的那種人，或者可以讓小孩隨便當馬騎的大人，亦或一個隨時都會在你車打不燃火時幫你推車、在鄰居老太大買雜貨回來幫著拎東西的熱心腸的人。事實上，當他幾年前在另一個城市被捕並被指控為謀殺十九名年青黑人的兇手時，生活在周圍的那些中產階級白人都認為警方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直到中情局特工在他家地下室發現了保存在瓶子裡的幾位受害者的耳朵，並且他的供詞讓他仍找到了那十九座無名墓時，真相方得以大白。
現在他來了：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正慢慢登上舞台，胳膊下夾了一個馬尼拉紙的文件夾。
他穿著件藍色的獄服，要不是身後緊跟著一名手持警棍的州警察，他看上去一定像是位賽場英雄，或者是一名著名科學家，再不就是位暢銷小說家。有幾名學生下意識地鼓掌，但突然又意識到這是個不適合隨便鼓掌的時候，於是舉起的手又只好無趣地放回了口袋。坐在後排的幾個聯誼會的男孩吹起了口哨，其中一個還向周圍的人大聲說著殘害黑人的舊事，這時有三個警察——決非巧合地，其中兩個也是黑人——朝他們走來。還沒等杜比林坐下，這幾個男孩已被帶出了禮堂；但就算他聽到了他們的交談，他臉上也不會顯露出什麼神色。
事實上，他簡直毫無表情。既沒有聽眾所期望的、四年前他被送往聯邦法庭提審面對一個記者的照像機的邪惡的目光——這種殺人犯讓人覺得膽顫的眼光至今在一些人腦海裡記憶猶新——也沒有去年在「六十分鐘」和「黃金時段」裡被採訪時自稱為再生的基督教徒的喜悅的神情。
他的臉上一片茫然就像是一張白紙。一片平靜無波的海面，一個遙遠星系中心的黑洞，既冷且空。
他坐在了那把硬硬的木椅上面，那名州警察遞給他一個無線話筒，然後站在椅子後。沒有把他的手銬在扶手上，皮帶也仍然是鬆鬆的。過了很長一會兒後，他才打開膝上的文件夾，於是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這裡的人不可能再像他從前的鄰居那樣把他當作查理-杜比林；也不能像他已故父母那樣稱他為查克，更不可能像那十九個青少年在生命最後的時候稱他為杜勒斯先生；這是全名，曾出現在無數的新聞報刊上——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開始演講了。
他的聲音非常輕柔，帶有輕微的東北方口音，堅銳中有著一絲幾乎不加掩飾的緊張情緒。要不是這樣，他的嗓音還是很悅耳的，容易使人聯想起哄孩子睡覺的故事或者情人的枕間蜜語，儘管根據所有報道杜比林在過去自由的三十六年中無牽無掛，子然一人。他首先對校方能在今晚給他提供他演講的機會表示感謝，接著讚賞了學校餐廳裡晚餐時烤肉奶酪三明治，引起了台下一陣低低的笑聲。他不知道大學的餐廳素來因它的食物而臭名昭著，更不可能知道三個廚師曾在他的食物送過來之前往裡吐了好幾口唾沫。
接下來，他開始大聲讀著膝上那長達六頁只空一行的打印紙上打印的文章。這是一次相當長的演講，而他的表現方式也嫌單調，但他的發音卻是練習很久，幾近完美了。他講述著童年時代在一個虐待的家庭中度過：一個酗酒的、動輒稱他為小雜種的母親；和一個種族歧視的，常不問青紅皂白就揍他一頓的父親。由於父母不能給他更好的食物，他常在洗澡間就著煤油爐熱狗食罐頭吃；在一所貧民窟學校裡讀書時，由於他的個頭，和他完全成人後才徹底改正的口齒不清，使他又成為大夥兒取笑的對象。
他描述著那天下午他被三個十幾歲的黑人毆打的經歷。他們那麼毫不留情地打他、折磨他，只是因為他不幸在回家路上抄近路時經過了他們的小巷，而他偏又是個身材雖高卻不甚靈活的白人孩子。當他講到在同一天晚上又遭到父親一頓飽打時，語調仍舊那麼平和，他父親打他是因為他居然讓幾個黑小子給欺侮了。
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講述他根深蒂固的、成人之後更為強烈的對黑人的仇視：從他曾加入三K黨和雅利安人民族兄弟會等組織，但不久之後因不滿他們在白人優越運動中言多於行而退出；只是學會了越戰中的士兵過去怎樣收集保存被殺害的菲律賓人的耳朵的方法；一直到九年前，當他從一家電子工廠下班回家時，一時衝動地搭上一個在路邊招手搭車的十六歲的黑人小孩回家的事。
台下的聽眾現在有些激動了，有的在不安的挪動著身子，有的在飛快地記著。一千八百雙眼睛透過黑暗直盯著台上的這個人。
當他念到在過去九年裡謀殺的十九位黑人少年的名字時，台下一片死寂。受害者除了都為黑人、分散在同一個大城市的黑人居住區外，幾乎再沒有共同的特點。他們中有些人是街頭流氓，其中一個是攔路搶劫者，有兩個無家可歸的乞丐。但也包括一名高中籃球明星，一名剛被耶魯大學錄取國家榮譽獎學金獲得者，一個想告發他的教堂唱詩班成員，一個很有抱負的幽默畫家，和一個靠課外打兩份工養家的十五歲少年。他們的不幸在於和這個和藹親切，可以替你喝杯啤酒和嘗嘗比薩餅或毒品的白人相遇並談得很投機。他們跟著他走進一條小巷或是停著的汽車或一個偏僻的地方，然後錯誤地讓杜勃斯先生走在他們身後哪怕是短短的、但卻是致命的一瞬間……直到有一天夜裡，總算有個孩子設法逃出了他的魔爪。
觀眾靜靜地聽著他對那十九個受害者所作的懺悔，解釋在犯罪時由於自己可恥地精神錯亂，不知道自己在幹些什麼。當他引用聖經裡的原話時，甚至有人垂下頭，傾聽著他為那些被殺害的人的靈魂的祈禱。
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合上文件夾，靜靜地坐著，他兩手交叉著放在腹部前，腳踝交叉著頭微微垂著，看不清他的眼睛。過了幾分鐘之後，系主任又登上舞台。他站在小台架後，宣佈現在是自由提問時間了。
第一個問題是由第三排中間那個緊張兮兮的女孩提的：她小心地舉起手，直到系主任同意後，她才問這個殺人犯是否對他所犯的罪有所後悔。是的，他說。她等著他的下文，但他就此沒有開口，她只得又坐了下來。
下一個問題是由一人坐在後排的黑人男學生提的，他站起來問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他的殺人動機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是黑人，因為他們讓他回想起了童年屈辱的經歷。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仍然只簡單地答了聲「是」。接著，那學生又問這個殺人犯，是否因為他是黑人，也會殺了他，杜經林回答道，是的，他很可能會。學生又問，「現在會殺我嗎？」，「不，我不會。」於是，那學生又坐了下來，在筆記本上匆匆記著什麼。
聽眾都紛紛舉手，系主任讓他們一個個地提出問題。他看到過根據他的題材拍成的電影嗎？沒有，因為在高度戒備的四室裡是沒有電視可看的；在電影公映之前，也沒有人告訴過他這件事。那麼他看過這本書嗎？沒有看過，但他被告知那本書相當暢銷。他曾經見過受害者的家屬嗎？除了在法庭上審判他那天見過之外，他們並沒有私下的接觸。他們中有人試圖和他聯繫嗎？他曾收到了幾封信，但除了其中一位母親送給他的一本聖經之外，他不可以看其他的任何信件，他在監獄裡做什麼呢？讀那本聖經、畫畫和祈禱。那他畫些什麼呢？景、花鳥和國室裡的東西。如果他能再活一次，他會選擇什麼不同的生活？也許他會去當一名卡車司機，也許是牧師。他所作的這次演說有報酬嗎？是的，大多數都作為受害者家屬的信託基金，其餘的捐給州政府作為旅遊開支。
杜比林一直盯著膝間的某個地方，彷彿他是從一個無形的講詞提示器裡讀出答案似的。這時坐在第十排那個相貌英俊、而語調調皮的學生問他，當他實施謀殺時是否感到一種性慾上的滿足，或者會突如其來想到他父親？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才慢慢抬起眼睛，直視著那個提問者的眼睛。他只是長久地靜靜地望著那個學生，什麼也沒說，直到這個學生再次坐下。
最後這個問題提出以後，是一陣令人不安的靜寂。沒有人再舉手提問了。於是，系主任出來打破僵局，宣佈自由提問時間已結束。然後他看了看舞台兩側的工兵中的一個，後者對他輕輕點了點頭。系主任又接著宣佈，在簡短的十五分鐘的休息之後，節目將會繼續。
系主任猶豫了一下，又補充道，由於接下來的表演可能會引起部分聽眾的不滿，因此，他們最好趁這個時候退場。
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但依然控制住沒有直接面對觀眾，在幾個警察的押送下退了場。留在禮堂裡的幾個聽眾不自然地鼓起了掌，在掌聲裡，那很少用的灰色帷幕慢慢合上了。
十五分鐘後，當帷幕再次拉開時，觀眾席上只空出了極少數位子。台中間的位置卻沒有空著。
一個高瘦的年輕黑人正坐在剛才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坐過的位子上。他也穿著件和他的前任一樣的獄服。不同的是，他的雙手被銬在木椅的扶手上，身體也被剛才一直鬆鬆地吊著的皮帶緊緊地捆在椅子上。同樣那個州警察還是站在他身後，只不過這次他雙手緊握的警棍在台上一覽無遺。
那犯人的眼光象冰冷的探照燈一樣，掃視著台下的聽眾，每個人和他目光相觸，莫不感到一陣反感。他的目光落在第三排那個剛才提過問題的女學生上；兩人對視了幾秒鐘，他的嘴唇向上一翻，露出一絲掠奪成性的笑容。他剛冒出一句下流話，但一看到州警察放在他肩上的警棍便很快住口了。那女孩在座位上不安地挪動了一下身子，把目光投向別處。
系主任又走上台介紹這位年輕黑人。他名叫科蒂斯-亨利-布蘭姆；年僅二十二歲，在這座城市土生土長。布蘭姆初次犯罪是在12歲，在學校操場販賣毒品時被當場抓獲，那時他早已是流氓團伙的一員。打那以後，他就開始進進出出於青少年拘留所，感化院，中等程度防備措施監獄等，都是因為搶劫、吸毒、盜車，破門盜竊、持槍搶劫、強姦、蓄意謀殺等罪名被逮捕。有時，他被宣判有罪並被送往這所或那所教養院；有時則因輕罪被判服短期徒刑；有時則因缺乏證據被放走。每次他被抓進去後，最多不出十八個月後，他又會獲假釋，重新獲得自由。
十九個月前，科蒂斯-布蘭姆搶劫了該城北部一間由一個韓國移民家庭開的便民店。布蘭姆用槍口指著那家的父親、母親和十幾歲的女兒，將收銀機裡的錢一掃而空，還順手塞了兩瓶酒在口袋裡，儘管那家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饒了他們，拿了錢走就算了，但他還是毫不留情，把他們全部打死。還有那家的十一歲的兒子，他媽媽剛才讓他出去買些貓食和啤酒，不幸的是在布蘭姆剛好出去時他走進門來。布蘭姆不想留下任何活口，或者也許只是由於他那晚特別想開槍殺人的緣故。
兩天後，一組警方的特別行動組在他祖母的房裡把他當場抓獲。找到他並不難；雖然在那之前他曾經對每個人都誇口說他頭一天晚上怎樣打過三個東方人，卻是他的祖母打電話報警的。六個月後，在他的審判中，他的祖母也親自出庭作證，說他經常搶劫和毆打她。
科蒂斯-布蘭姆因為四條罪狀被宣判為二級謀殺罪。這次，審判他的法官不相信他還有改過自新的可能，他判處了布蘭姆死刑。從那以後，他終於被列上了死亡名單，關進了州的最大程度防備措施監獄。
系主任從演講小台架後走到了犯人所坐的地方。他問布蘭姆是否有什麼問題要問，布蘭姆就問他第三排那個女學生是否想佔他便宜。
系主任什麼也沒說。他只是轉過身走開了，又一次消失在舞台的左側。
科蒂斯放肆地大笑起來，他又再次看著那個女學生，直接問她是否想要佔他便宜。她起身準備離開，但科蒂斯卻誤以為是她表示願意和他配對；在他用更多的下流話攻擊她時，她身旁的另一個女同學卻拉住了她的手，在她耳邊低語著什麼。
那女學生停下來，再看了看舞台，重又坐回了座位。這次，她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絲微笑，因為現在她看見了一些布蘭姆沒看見的東西。
科蒂斯正準備對著這個女孩還叫些什麼，這時，一片陰影向他移來。他抬起頭，看到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正俯下身來。
殺人並不是件太困難的事，只要你知道該怎麼做。即使不用的槍、絞索線或是銳器，都有好幾種方法可致人於死地。甚至，殺人者不一定要很強壯。
你只需要赤手空拳和那麼一丁點兒仇恨便足夠了。
科蒂斯-布蘭姆頸骨斷裂的聲音響過之後，學生們推操著擠出了禮堂。這是一股冷風，甚至比大廳外吹落乾枯的樹葉的那陣風還要刺骨，讓學生們紛紛衝回了宿舍和公寓。
那夜沒有一個人會睡得很好。許多人從惡夢中驚醒，發現床單被汗浸濕了，耳邊似乎仍迴響著布蘭姆臨死前的尖叫聲。相信以後的日子裡他們不管到哪兒，不管做什麼，永遠都不會忘掉今晚看見的這可怖的一幕。
十五年後，這所大學裡的一位社會學女研究生在完成她的博士論文的過程中，會發現這麼一個有趣的事實。在跟蹤調查今夜出席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演講的學生的狀況時，採訪他們本人或者他們健在的親屬時，發現他們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因為犯法而被捕，也沒有人被調查或指控對配偶或子女施行虐待，得出的統計數據遠低於同等年齡和同樣社會背影的人的全國平均指標。
也許那是後話，但下面則是現實的情況了：
在舞台後的小化妝間，查理-杜比林——不再是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而僅僅是編號為7891的犯人查理-杜比林——正坐在化妝台前的一把椅子上，彎身看著其中一個受害者的母親幾年前送給他的那本折了角的聖經。在他讀到那些他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字時，他的嘴唇會無聲地動一動。但正是這些文字，給了他生命以新的意義。
在他身後，幾個州警察正一邊吸煙，一邊輕聲議論著今晚的演講。他們的槍和警棍都被漫不經心地放在一邊，因為他們知道屋裡這個人對他們完全沒有危害。他們只是想知道今晚又要打掃多少大廳地板上的嘔吐物，以及那一刻來臨時，坐在第三排的那個女孩以後是否還會記得她當時大叫了些什麼。一個警察說，她的聲音聽起來有些高興，但另一個卻表示不同意，「不」，他回答道，「我想她有點生氣，因為她又少了一次重要約會的機會。」
兩人小聲笑了起來，這才注意到查理-杜比林正扭頭靜靜地盯著他倆。「閉嘴」，其中一個說道，而杜比林又把注意力轉回了聖經。
通訊器響了，一各警察把對話機從肩帶上取下來，輕聲對裡說著什麼，然後又聽了一陣，貨車已在外面等著了，當地警察正等著準備護送他們到哪一個州。他朝他的同伴點點頭，後者轉身告訴杜林該出發了。殺人犯點了點頭，小心地在聖經上作了標記，然後拿起來，把它和今晚的演講稿放在了一塊。
他從未寫過這篇演講稿，但作為職責，他早已無數次地讀過了，並且明天晚上將會在別一個不同的城市，另一個不同的大學禮堂裡，再一次把它念給他的聽眾聽。並且，同往常一樣，在結束演講時，他又會成為一個公眾的執行死刑人。
而在今晚別一個地方，另一個死亡名單上的死因正在不知不覺地等待他的最終宣判。他也許一個人呆在四室裡，玩著單人紙牌遊戲或者看著欄杆的別一邊的電視裡的情景喜劇，也許還會因為想到明晚的這個時候，他會被送出監獄到一所大學裡為那群年輕人演講而暗自笑著，卻全然不知最後等著他的，將是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的一雙眼睛和一雙死亡之手。
查理-杜比林所飾的角色則是他曾經很喜歡，繼而以為與道德相悖，但最終當作宿命論接受的。他無權決定他所作的一切；這是他的命運，而事實上，這也可稱之為他真正的職業。他非常擅長於他做的這件事，而且他的服務總是很需要。
他已成了一名教師。
查爾斯-格雷格利-杜比林從椅子上站起來，轉過身，讓州警察重新給他套上手銬腳鏈。然後他讓他們把他帶上了貨車，駛向他的下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