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乳房Ｘ線照片，發現微鈣化點，大難臨頭，我要做乳房活組織檢查
這幾十年來，我通常每年都去做一次乳房Ｘ線照片，一絲不苟，像我要求埃萊諾那樣。３月是乳房拍照的好季節，我覺得這樣容易記住。但今年我卻一直拖延著。３月來了又去。後來我決定等到過了假期，畢竟，我的檢查一直都是陰性的。我等到過了我孫女四月份的生日，然後一直等到我們的私人車道鋪完，好像每件事都成了合理的借口。６月臨近，我終於主動做了預約。
整個過程結束得很快，但是似乎有些麻煩。我不得不從門診跑到檢查室，穿梭於患者之間，光著上身等到技師沖洗完膠片，再折回門診，乳房還刺痛著，兩條依然悸動的紅線蝕刻在我的肌膚上，普列克斯玻璃板曾在那裡沿著乳房曲線滑動並緊緊地壓迫乳房組織。一小時後，所有這些不適都消失了。兩天後，我收到一封來信，說必須回去再做進一步檢查，“某個特定區域的異常聚集物”。那裡長了什麼東西，放射醫生已經發現的東西。
像每一位本分聽話的病人，我回到了這個小屋，而那台巨大的綠色機器卻在三層。我和其他女人們並排坐在棕色塑料沙發上等候，所有人都穿著劣質的白色罩衣，所有人都心神不安地翻閱著雜志，假裝被食譜或介紹溫泉的文章所吸引。我在隊伍裡排第三位。終於，技師叫我進去，讓我脫下罩衣。她用視景器研究了一下我的乳房Ｘ光照片原件，然後再次用一個小圓片壓迫我的乳房，把目標鎖定在那個特殊的“背叛”我的部位上。
穿上衣服後，放射醫生招手示意我到他的後屋裡。他知道我是護理醫生，他會像對待他所有病人一樣對我說話，還是告訴我更多的細節？是希望我職業化配合，還是態度從容客觀？黑暗中，我“棲息”在緊挨著他的高凳子上，平視著那張新沖洗出的被放大了的黑白照片。他指向我的右側乳房圖像。
“看見這兒了嗎？”他斜視著，皺著鼻子，好像這樣能集中他的注意力，“就在乳暈曲線下面的微鈣化點，總共十幾個，成了一團。”我也看到了，它們在石墨灰色正常組織的映襯下呈石灰白色：白色的扭動的曲線好像小蠕蟲，及時地被冷凍成形懸在空中。
放射醫生斜靠在那裡研究微鈣化點，然後把我的注意力引向視景器下方牆上的圖表。在暗淡的燈光下，我用盡全力去辨認它。
“看到上面兩條線了嗎？那是良性微鈣化的圖片。當我們發現這種情況時，一般會在六個月內再次拍乳房的Ｘ光照片。”我沒有在圖上發現我的乳房上的微鈣化。我的與之不同，更小、更直。就像些許狹長的稻米粒兒不小心濺到了膠片上一小塊兒，又像是放射性塵埃。
“還有，看後面，”他說著，拉下這張Ｘ光照片，把去年的照片夾在了這個位置，“然後我注意到一些早期的變化，但它們幾乎是看不見的。”他向我比畫出這個區域。即使這樣，我仍很難看清它們，那些在組織裡安營扎寨的幽靈陰影。
“既然我們知道了它們在哪兒，我們就能找到它們。看來，那些微鈣化點在那裡已經存在了一年多了，而且它們還在增長。”他“砰”地關掉視景器，“啪”地打開了屋裡的燈。我眨著眼睛，我的眼睛淚水盈盈，就像很多人正午的時候從電影院出來那樣。
“你有什麼建議？”我問。
“如果你是我的太太，”他說，“我會對這個區域進行活組織檢查。”
“如果你是我的太太”，醫務護理人員的萬用武器，有些問題是患者總要問的——醫生，如果你是我，或者我是你的家人，你怎麼辦？但是，不願意誤導患者的醫生，通常會把這種意見特權很隱諱地留給其他人——另一位醫生或者護理醫生。我點了點頭。
“是的。”我說。
突然間，乳腺癌與我近在咫尺，而非遠在他鄉的陌生人。她已經搬到了我的隔壁，踏上我門前的台階。我不知道她想要什麼。一杯面粉？還是更多別的什麼？難道是接管我的家庭，穿上我的衣服，晚上和我丈夫睡在一張床上？
通常，醫生和護士不僅僅是憑職稱樹立威信，更多地是在病人對他們的期望中獲取。病人認為我們主管生殺大權，是掌握神聖信息的特權者。然而，當醫務人員變成患者時，我們的身體也同樣被吞噬耗盡：萎縮的指甲、增長的斑痕、潰爛的傷疤。我感覺自己縮在白大褂裡忘記了如何使用聽診器。我惟一需要的是醫生，他知道我得了什麼病，如何把我治好；還有護士，她會保護我的安全，讓我遠離痛感。像每一位病人，我要熬過非常時期，渡過艱難時光，重返人間並安全無恙。
“當然，”我附和著，“我當然想做活檢。”
我直勾勾地盯著面前亮閃閃的視景器，看到它映出了我凝視的雙眼。放射醫生把雙手搭在我們前面的櫃子上，避開反射的鏡像看著我。
“你知道，微鈣化點只是Ｘ光照片上顯示出的一些鈣質碎片。它們能顯示許多種變化。百分之七十五的情況下，它們不是很可怕，只是老化脈管或正在老化的纖維腫瘤裡積累的良性鈣。”
我再次點頭，思考著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五，這可能癌變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使我知道統計數字——癌變前的微鈣化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發展成為可檢查到的癌組織——我仍感到不安。我覺得好像是什麼入侵者一直在我的乳房裡，而我卻不知道。現在我知道了，我的身體突然不一樣了。如今我才明白，當我的病人得知她們得了傳染病，或卵巢囊腫，或巴氏結果異常時，為什麼她們說感覺被侵略了
我謝過醫生，告訴他我將和我的外科醫生預約。然後我回到診所繼續值班。這天余下的時間，我感覺與病人無比親切，遠非往常。現在我是她們的一員了。我特別細心地全面地解釋每一件事，還會停下來再次問道：“你還有什麼疑問嗎？”
乳房組織檢查前的這些天我一直在計劃著，如果診斷是癌症我將如何應付。我要做個榜樣，給我的孩子、我的丈夫，還有我的病人們。不知為什麼，我想像著，這場病會讓我變得
超然物外，卓爾不群。患癌症的婦女們會歡迎我這個新成員加入這個死亡社團。我們知道，走在大街上，除了我們自己人，沒有誰會通過那種驚惶的眼神辨認出對方。我將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一切，我心想，珍惜每一天，不浪費分秒時光。這些都是我所假想的。內心深處，我已經麻痺了。
得知我要接受猶如大難臨頭的乳房活檢的每一個人，都給我講了與之相關的故事——關於她們認識的女性，得了乳腺癌後如何九死一生。一個好友告訴我，她最近聽到了關於三個大學伙伴的事，她們都得了乳腺癌。“就像瘟疫。”她說。我的朋友認為她也會得乳腺癌，只是早晚的事罷了，就像她的母親和她的朋友那樣。“但我不感到絕望，”她說。“每次我聽說誰康復了，我就想這是可以治愈的。”
診所裡的兩個護士得了乳腺癌，她們是臨時工，每當正式護士生病或者休假的時候，就到診所裡工作。她們想讓我振作起來。“哪怕是惡性的，”她們說，“現在發現得早，正是治療的好時機。”她們用自己的經驗與乳腺癌做著勇敢的斗爭。我向她們詢問每一件事情——活組織檢查、外科手術、放射、化療。我想知道當時她們是如何經歷這些磨難的。我對乳腺癌的一無所知和不可名狀，令它虛張聲勢，驕傲張狂。談話過程中，我不斷地提及“惡性”、“化療”和“腫瘤”，惟恐它們會立刻在我身上得到運用。如果我知道一切，至少它看上去不會如此可怕的話，我也不會如此恐懼。工作中，當我不得不作出一個困難的診斷時，我總是問我的病人：“告訴我你想知道多少。”沒錯，我想知道一切。
“化療究竟是什麼感覺？”我問帕特，她是一個臨時護士。
“我一點沒覺得難受。我有一位很棒的護士，每次她給做我做化療的時候，都告訴我不要回家，並為我感到難過。所以完事後我就去逛商店。”
每次她都是先注射藥物，然後用頭巾裹上她的禿頭去購物中心。現在當她微笑的時候，全身心都充滿喜悅，好像是在慶祝這絲絲友愛和縷縷快樂。在診所，她是一個最能呵護病人的護士，會為一個嬰兒的出生而歡呼。我喜歡看她在醫院裡走來走去。如果我真的得了癌症，我對自己說，我應該就是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