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全然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什麼能讓一個年青未婚的、無牽無掛的醫生去從事死人的研究？這些病死的、被毀傷的，有時甚至是被肢解了的屍體，似乎都在那麼不適當的時間、那麼奇怪的地點被人發現。為什麼這位醫生不穿著白大衣同一幫熱情的科技人員一起在一個漂亮乾淨的實驗室工作，或者去從事一項富有挑戰性的研究計劃？或者去當一名外科醫生，在漂亮的手術室裡，以其傑出的成就從死亡線上把病人的生命奪問來？為什麼他不去做一名具有學者風度的堅韌不撥的內科醫生？或當一名神經病學家、產科學家、兒科專家？這些全都可以做到，要是你有像我在蓋氏醫院那樣優秀的醫學學業成績，你確實可以有很寬廣的選擇餘地。那為什麼偏偏要選擇與屍體、經常發臭的停屍室、屍體發掘，以及與淫慾和暴行打交道？要隨時不方便地被喚到為人遺棄的屋子、伊平森林的小山谷、池塘、妓女的臥室等等地方；還要接受突如其來的挑戰，與律師、自負的老法官和遲鈍的陪審團進行艱苦的鬥智？究竟為什麼呢？
噢，有多少醫生能享受到比這更為激動人心的生活，他們受到的挑戰不但經常來自活人，而且還來自屍體？很少有其他別的專業，像它那樣充滿著新的可能發生的事件。它們肯定會給你帶來新的豐富多彩的充滿活力的生活，可以認識各種各樣的醫生、偵探、警察、妓女、高級律師、酒吧間招待、卓越的法學家和吸毒的流浪漢。這個專業與察看耳朵或一邊叫病人「發出『啊」、「深吸氣」，一邊檢查咽喉的行業，有著很大的不同，也與處理討厭的皮膚病或試圖說服歇斯底里的婦女說她們並沒有患癌症不一樣。臭嗎？沒有比下層社會更糟的了。悲慘嗎？正如H-E-貝特斯所寫的那樣，有「死人的美麗」。約翰-韋斯理１（１JohnWesley，英國傳教士，1703∼1791。——譯者）不是這樣寫的嗎：
啊！ 可愛的死亡的面貌，
地球上還有什麼像你那樣美麗？
並不是所有活生生的壯麗行列，
都能與一具死屍相比。
當你聽見「大夫，小威利又病了，」的請求時，能比得上聽見緊迫的「辛普遜大夫嗎？啊，很榮幸找到您，先生」（就好像你是在河堤或在索河夜總會度夜一樣）的呼喚更興奮嗎？「先生，我是警長利迪，在朗伯瑟區公共廁所發現一個男人被刺傷背部。您能來看他嗎？十分鐘後？太好了，先生，在地鐵車站外接您！」
這樣你就要又一次穿起大衣，圍上圍巾，蹲在破舊不堪的公共廁所裡，靠著警察用聚光燈的照射，試圖查出每一件東西，簡直是想找出每一個即使對另一次兇殺案件可能是重要的線索。一根附著在茄克衫上的兇手毛髮，一個模糊的腳印。血一會兒滴在這裡，一會兒又流到那裡，弄得到處是血污。鈕扣解開了，褲子撕破了，粘滿了泥污。眼睛青腫，嘴唇挫傷。又是一件同性戀愛的吵架？小刀和刺創可以晚些時候才去查看，就是那致命性創傷，此時也比較不重要，當然不能在現場去觸摸或探查。
第一步，照相、採集指紋、用玻璃紙袋把屍體的手包起來。檢查頭部、衣服和進行刑事警察局的其他搜查，然後把屍體搬到最近的停屍室去，最後再一次仔細搜查現場尋找罪犯線索。根據掉在撲茨茅斯港一家小酒店窗台上的一個鈕扣找到了洛凡斯；根據被丟棄的大衣碎片上的琉頓市染色工人的標籤找到了伯蒂-曼頓；根據切爾西區１（１Chelsea，倫敦市文化區，位於倫敦市西南部。——譯者）廣場的一個彈殼找到了博伊斯。通過這些微細的觀察，每一件都證實了犯罪（儘管洛凡斯被錯誤地宣判無罪）。最後每一個有關的人員都圍繞著停屍室裡的屍體進行工作。倫敦警察廳人員、攝影師、指紋專家、聯絡官和刑事現場的科學偵探——他們全部耐心地直至把這一工作做完。如果需要，則夜以繼日地幹。
你說沒有什麼樂趣嗎？對犯罪的可憎和邪惡，對無情的貧困、死亡的悲劇是沒有什麼可笑的。對哭泣的妻子、人們愁苦的有時兇惡的面容也不值得一笑吧？是的，這些都沒有什麼可笑的。這就是為什麼笑聲的迸發，很可能比其他職業都要難些。
下面這件事情我記憶猶新。一天早晨站在肖爾迪啟公共停屍室，我正在磨刀，準備對躺在水泥路面已經僵硬的一具老人屍體進行解剖。一個名叫哈特的助理員、快樂的倫敦佬２（２倫敦佬，指居住在倫敦東區（貧民區）的人。——譯者）大約在一小時以前已經準備好屍體解剖了。
「請告訴我有關情況吧，」我問驗屍官道蒂。「他是什麼人？怎麼死的？」
「啊，先生，他是個演員，而且……」
但在道蒂正要接下去說時，那個助理員發揮他那倫敦佬的才智：
「哎呀，我的天！如果他現在演戲，他正好鮮血淋漓地博得喝彩聲！」
我們全都不由自主的放聲大笑。這是有同清心的人而不是冷酷無情的人的玩笑。這個死去的演員也會作出正確評價的。
對死者並非無禮的玩笑比比皆是。當徘徊在教堂墓地的墓碑等候屍體「進來」時，我有許多次輕聲發笑。如果我們之中哪一個先到，經常把擯儀館的工作人員說成是「不中用」或是「在途中」。我常常有時間到墓地各處看看。墓碑常表現出一種特有的消愁解悶的陰森的幽默感。這塊墓碑會給你什麼樣的感受呢？
可憐的瑪莎-史尼爾她動身了。
要是她能夠，她願意呆下去，
但是她呆不下去了。
她的兩條腿發痛而且咳嗽得厲害，
但正是這兩條腿把她帶走了。（1797）
有些墓碑在傳播救世軍傳道師的觀點。在一塊海默史密斯的墓碑上這樣寫道：
小號吹響了，一個聲音說：「來，」
珍珠大門開了——而媽媽就走了進來。
即使在比墓地不那麼熱鬧的地方也能迸發出笑聲。一個單調的地方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突然出現一些幽默或滑稽的場面。但一個被截下的女孩頭就不會使人發笑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在薩克曼迪漢附近黑麥地裡發生一起兇殺案，當我從紙板箱裡帶走一個少女頭顱的時候，我就更不能笑了。我需要研究頭部刀傷的類型。我乘車回倫敦，這輛老爺車子於早上五點鐘嘎拉嘎拉地進入利物浦大街車站，然後一輛倫敦警察廳的小轎車把我送到威茅斯大街緊靠廣播大廈我的寓所門前。當我登上門前的石階時汽車開走了。藉著拂曉時微弱的光線，我用鎖匙撥弄彈簧鎖，當時一位警察在拐角處巡邏，看著我半身在屋裡半身在屋外，又提著一個紙板箱。我幾乎都可以猜得出他頭腦裡在想什麼。「喂，喂！這是怎麼回事？」他走到我身邊來。
「請問，」他非常有禮貌地說：「您提著的這個小包裹裝著什麼東西？」
「嗨—啊，是的，」我說，「是顆頭。」
他緊緊盯著我，然後說：「一個什麼，先生？」
「是個標本。我是醫生，我在幹一件差事……」
「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要求您進裡頭去，」這時我已經把門打開，「給我看看。」
我們兩個進入正門我打開包裹，首先暴露出帶血的長著棕色頭髮的頭頂，然後是額部，然後……但他已經夠受了。
「哎喲，我的天！」他嘀咕著，用手遮住他的臉。「哎喲，我的上帝！」
我向他解釋。他不認識我，但他諒必已經瞭解我不是個怪人。
「或許你要打電話給警察廳來證實吧？」
「不，先生，」他的臉色蒼白。「不用了。謝謝您，先生。今後我再也不問人他包裹裡裝的是什麼東西了。」
在燒光的屋裡找到一具燒焦的屍體實在不是使人感興趣的事情，而且也沒有什麼可笑的。一個星期六晚，在貝德福德，我與火災保險公司職員和當地刑事警察局局長一起在尋找另一具燒死的屍體。因為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婦女在當地一家小酒店飲酒，爭吵起來，在晚上9點鐘後不久有人看見他們進入這個屋子，到10點30分，一場兇猛的大火把這座屋子燒光了。只發現一具屍體，刑事警察局的官員總是考慮兇殺的可能性，因此在半夜前不久開始了全面的搜查。
在徹底燒焦的瓦礫堆裡搜索人體殘骸的痕跡時，我們突然看到一隻人的前臂樣的東西，燒焦得認不出來。我們在仔細清理後把它放進紙板箱裡，在警車的護送下帶到當地停屍室，預定和其他屍體碎片一起送到法醫科學實驗室。十分鐘後，在倫敦警察廳和當地刑事警察局局長、火災保險公司經理和貝德福德警察醫生認真仔細檢查後，我作了一個橫切，以便切到骨骼，證明它是人臂。焦痂在我的小刀下剝落，突然我們全都爆發了一陣大笑，因為在工作台上切開的，原來是……一條法蘭西麵包！這肯定是笑我。一直到今天，當我到貝德福德瞭解一件犯罪案時，很可能有人問我在我吃午茶時要不要一片法蘭西麵包！
要是只有一個人單獨工作的話，法醫病理學家的情緒會是很低落的。但他是小組中的一員。饒有風趣的警察，求知慾很強的年青醫生，警惕性很高的律師，照章辦事的地方官員、辯護人、法官，全都會在最使人感到憂鬱淒涼的環境中，提供保持理智和幽默感的穩定力量。
象史密斯（後來成為伯肯赫迪勳爵）那樣著名的才智橫溢的律師的故事一再被人們傳誦著。
「史密斯先生，」一次一位法官打斷他，「我已經很認真地聽你講了大概有40分鐘之久了，可我卻還是糊里糊塗。」
「不，法官先生」史密斯冷冰冰地回答，「不過是比較瞭解了情況而已。」
法庭上的交鋒很少是單調乏味的，因為很少律師是那樣的。大多數不是挑戰就是愉快地對攻擊加以回擊。也許微微一笑，然後說：「大夫，你不是一本正經地在說A加B的平方等於A2加2AB加B2吧？」
法庭上的醫學實踐也不是專業生活中一個單調無味的學科。它充滿了人身攻擊、挑戰和出奇的事。我總是很喜歡巡迴大審的戲劇性事件，與律師進行舌戰，在對案件的醫學和科學證據方面進行盤詰時絞盡腦汁，與對方的律師進行鬥智，後者有自己的同事象唐納德-蒂亞爾或F-E-坎普斯這樣的人的指導，來探查案件證據的弱點和可靠性。尤其是坎普斯，似乎是特別喜歡在重大案件中進行各種吹毛求疵的搗亂活動。但這對我是有益的：它保持高標準的工作質量，需要十分認真對待細節和準確性。
有能力的律師會經常激勵你去嚴格執行任務，去對付一項挑戰。這種挑戰不容許一個法醫病理學家象私人開業那樣隨便馬虎。
「大夫，」他們以緩慢而斷然的挑戰態度說，「你是不是敢肯定地說你所描述的損傷排除了意外事故的可能性？」
啊，也許你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性，但現在是一個挑戰。和下院議員或法官不一樣，你必須現在馬上作出回答。不能等待進一步考慮後才回答。你可以說，「我不認為有意外的可能」，但你多少有點搞不清對方可能採取的策略，他肚中還有什麼別的詭計。
「喂，大夫，這是一個嚴重的指控，你又是個專家。」律師咄咄逼人。「你是排除或不排除那一種可能性？是還是不，大夫？」
律師全都想得到一個究竟「是』或者「不是」的回答。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模稜兩可，不能說「或許是」。有一次一個年青的高級律師對我大吼道：
「告訴我，大夫，造成這些損傷的先後次序是怎樣的？」而在我剛要開口之前他又說……
「我要得到『是』或『不是』的問答，不要長篇大論！」
所有這些考驗對專業水準都是有益的。不允許誰畏縮不前、不求上進或敷衍了事。這是一種充滿挑戰的生活，不允許碌碌無為。一般有識之土都需要它，頭腦機警的人則因此而大得其利。
當然也有許多困難和使人頭痛的煩惱。首先是老爺式的冗長和進展緩慢的法律程序。每位法醫病理學家都要與下列問題鬥爭：時間不方便或不必要的電話，嚴寒和酷暑，有許多創傷的屍體（一個創傷就已經夠受了），腐敗的屍體，蒼蠅群集的，支離破碎的屍骸，長時間等候殯儀館的人或某科專家的到來，骯髒的屋子和不整潔的料理喪葬者。
除此之外，還要估計到一件訴訟要在未定日期和通常在70或80英里之外的巡迴審判法庭中進行。出席審判的通知常常是通過檢察長或當地警察局在審判前一天的黃昏6點鐘以後才送到。「大夫，請您明天早上出席諾丁安巡迴大審；上午10點鐘。是指控斯洛夫的皮茲的案件。」從不考慮第二天上午你的工作安排，有沒有人約定你或別的法庭早已聘請你為它服務（巡迴大審和民事高級法庭有優先權）。也從不考慮下午6點鐘以後不可能找到明天你所需要的每個人，以便告訴他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既不考慮明天你可能開始度假而且已經收拾好行裝準備旅行，或者更糟的是也不考慮你已經在旅行了！
1956年，我和我的秘書瓊-斯科特-鄧恩結婚的那一天，在我去巴黎時口袋裡卻裝著要我第二天上午10點出席倫敦中央刑事法院的具結通知書。我剛剛到達，就要回到格亞-聖故扎亞的月台上，乘坐回倫敦的夜班車。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蜜月！
更糟糕但卻有趣得多的是1966年4月，我正好在摩洛哥中部的亞特拉斯山度假。當時剛剛結束從馬拉喀什開始的一次非常悶熱的長途行車，我正在非茲市的詹買士大廈洗澡鬆鬆身。電話鈴響了。
「我們在大廈會客室，辛普遜先生。我們是警察。請下來，並請隨帶護照。」
我急急忙忙穿好衣服。在外國，警察可能難以對付。我怎麼啦？我租用的辛姆卡汽車輾死一隻狗嗎？也許是的。或者更糟的是不是在丹吉爾港兌換了一些外幣？
果然，在門廳站著兩個摩洛哥警官——從他們的衣服鑲邊知道他們是相當高級的官員。立正。
「辛普遜先生嗎？」
「是的，當然，先生。你們有什麼事？」
「先生，這裡，勞賀。」我們一起進到一間辦公室。
他們仔細檢查了我的護照，校對了我的照片。他們拿出一個黑色公事皮包，資歷較高的官員從裡面取出標明「國際警察組織」的電報。
「通緝你，」這個官員緩慢地帶點威脅地宣讀：「你被指控犯殺人罪。明天，即19日星期五，上午10點鐘到格洛斯特巡迴審判法庭。」
多夠刺激！非茲市警察一生中從沒有收到過國際警察組織的電報。他們抓到了要抓的人！這就是因殺人罪而被通緝的基思-辛普遜！
不幸得很，從丹吉爾傳遞倫敦警察廳電訊到非茲市的激動人心的過程中，遺漏了三個很重要的字。打給倫敦警察廳的長途電話查明，正如我猜想的，國際警察組織的原始電訊是這樣寫的：「請你為指控殺人案作證」７。它造成多大的誤會！！到酒吧間裡幾杯酒下肚，緊張氣氛才平息了！警官們走了，但沒有一點喪氣。我為他們感到遺憾：剛才看起來多像他們大顯身手的時刻到了。
如果有人認為法醫病理學家可以很好安排他們的日子，按他們自己最方便的時間處理死屍；可以在天氣晴朗時去度假休息，那麼，這種人應該花幾天時間去停屍室轉轉，讓他們一刻也不停地趕到離倫敦好幾英里外的法庭去，然後回到實驗室或者去作報告，還要接待，口授信件，服從到各處去的傳喚：「大夫，請盡可能快。先生，屍體放在露天。我們相當焦急，警察局只有一個人在那裡。盡可能快來，好不好？」「我馬上就來。」這是每個刑事偵察局長希望得到的回答。只要可能，我總是放下了自己的事盡可能快地趕去。我知道在屍體完全冷卻和氣味變掉之前著手工作，這對我們雙方解決任何兇殺案來說是多麼重要。
能有規律的生活該多好啊！這樣的講法或許太沉悶了。我想，人各有所好，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選擇在死屍上花那麼多時間的專業的。對於我來說，這就是生活的樂趣。一個不斷變化著的情景，有各種特點的角色出現。普通老百姓、警察、律師、醫師、科學家、屢教不改的囚犯、青年學生，每天都有一些新的驚人的事情，一些挑戰、一些幽默感、一些悲愴。有挑戰的氣氛和智能的考驗不同於「只是在辦公室裡又混過了一天。」任何一瞬間，電話都可能引出一件事情來，從被勒死的皮姆裡戈的妓女直至要到加拿大去的緊迫呼喚。
為什麼選擇法醫學？天啊，怎能選擇別的專業呢？
（伍新堯 郭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