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學教書,原來相當費勁,這是顧岡起初沒有料到的。學校在五里外一個小山上。這一點路,平常走倒也不覺得什麼,現在因為餓著肚子,走不上一里地就汗流夾背。迎著那噎人的西北風,上氣不接下氣地爬上山去,等到站到黑板面前,手裡連一根粉筆都捏不牢。
簡直沒得吃。他這次下鄉,是打算吃苦來的,預先有過一番思想上的準備,但是就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有許多朋友曾經下鄉參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滿口經驗之談。他們給了他許多忠告。「農民是天真的,」他們說。「他如果對你有好感,也說不定就會把他咬過一口的大餅送給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農民家裡去,也許他們用一塊稀髒的尿布抹凳子,請你坐。你要是皺著眉頭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顧岡並不覺得農民像他們說的那樣天真得近於傻氣。至於大餅,在鄉下就沒看見過這樣東西。這裡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裡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草。
當然這件事是不便對於人講起的,對王同志尤其不能說。因此也無法打聽這到底是這幾個縣份的局部情形,還是廣大的地區共同的現象。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餓。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是一個不存在的地方。
飢餓的滋味他還是第一次嘗到。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地咬嚙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裡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地虛幻——陽光靜靜地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裡砍柴,風裡飄來咚咚的鑼鼓聲……這兩天村子上天天押著秧歌隊在那裡演習。
大家仍舊照常過日子,若無其事,簡直使人不能相信。仍舊一天做三次飯。在潮濕的空氣裡,藍色的炊煙低低地在地面上飄著,久久不散,煙裡含著一種微帶辛辣的清香。
一到了中午,漫山遍野的黑瓦白房子統統都冒煙了,從牆壁上挖的一個方洞裡,徐徐吐出一股白煙,就像「生魂出竊」一樣,彷彿在一種宗教的狂熱裡,靈魂離開了軀殼,悠悠上升,漸漸「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顧岡望著炊煙,忽然想起那句老話,「民以食為天。」在他們的艱苦的生活裡,食物就是一切,而現在竟是這樣長年挨著餓。怎麼能老是這樣下去呢?他不由得感到一絲恐懼。
他眼看著自己一天比一天瘦下來,他最擔憂的就是這一點。參加過土改的人都誇口說,在鄉下過三個月,都長胖了。還有人說,去了那麼一趟,把他們多年的老胃病都治好了。據說什麼都治得好。看見有些落後份子退縮不前,他們就說:「那生活雖然苦,只要思想搞通了,你反而會胖起來的。」反過來說,如果吃不了一點苦就變瘦了,那顯然是思想還沒搞通,下意識裡還在那裡抗拒著,不願意改造。顧岡心裡想:再過兩三個月,他一定瘦得皮包骨頭,回去怎麼能見人呢?他又決不能告訴人,說是餓出來的。說鄉下人都在餓肚子,這話是對誰也不能提起的,除非他不怕被公安局當作「國特造謠」給逮了去。
顧岡是很以他的幽默感自負的。他對自己說,共產黨雖然是唯物主義者。但是一講到職工的待遇方面,馬上變成百分之百的唯心主義者,相信精神可以戰勝物質。儘管工作時間特別長,但是照樣還是可以精神煥發,身體健康。顧岡想起前一向報紙上宣傳得很厲害的博全香下鄉土改的事,不由得苦笑了。這美麗的紹興戲女演員,是一個積年的肺病患者。這次她也報名參加土改,在鄉下寫了許多信給她所有的報界的朋友們,說得天花亂墜,說她自從到了鄉下,辛苦工作,健康反而大有進步。她有一次替農會做「傳達」,到鄰村去送一封信,踏著二尺深的大雪,穿著一雙草鞋,走了三十里路,現在她一頓能吃三大碗白飯,體重增加二十磅。——要是有三大碗飯在這裡,顧岡心裡想他倒也吃得下。
腦子裡老是有這樣一個思想盤踞著,一刻也丟不開,很難安心工作。他想搜集一點材料,可以加一點渲染,用來表現土改後農村的欣欣向榮。他總自己告訴自己,此時的情形大概總是局部現象。一般地說來,土改後的農村一定是生活程度提高了,看看報上的許多統計數字就可以知道。
他和許多人個別地談過話。王同志還陪他到鄰村去訪問了幾家軍烈屬。人人都是笑嘻嘻的非常和氣,但是都不大開口說話。此外還有些人,他倒又嫌他們話太多了。這些人大概是摸不清他的來歷,以為他是個私行查訪的大員,有權力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吞吞吐吐的,囁囁地訴起苦來,說現在過得比從前更不如了。遇到這樣的人,顧岡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名詞,「不典型」。他們都是「個別現象」,不能代表人民大眾的。但是在這無數的「不典型的人物裡,更想找出一兩個「一般性」的典型人物,實在是像大海撈針一樣的困難。
在王同志的眼裡看來,大概譚大娘可以算是一個典型人物。但是王同志沒有和她同住過,不知道她的歌功頌德始終只有那幾句,聽多了也覺得單調。有時候顧岡簡直疑心她完全是說,他也找金根與金根老婆談過話。他們都很怕羞,可是顧岡仍舊希望他們和他混熟了之後,也許話會多起來。
金根對於上冬學非常認真。月香也天天去。因為他似乎很喜歡她去。教唱歌,那些歌曲的調子她都會哼了,』東方紅」、「打倒美國狼」等等。但是,她對於功課不大注意。她並不想改造自己。像一切婚後感到幸福的女人一樣,她很自滿。
金根去找顧岡寫了好些張字塊,「門」、「桌」、「椅」、「缸」,都是屋子裡有的東西,他拿去貼在那件東西上面。大家都擠在顧岡的房門口,看他揮筆。月香也走過來,踮著腳站在人背後張望著,一隻手臂圍在金有嫂脖子上。
然後她說:「噯,金有嫂,你家裡放著個先生,要是書再念不好,難為情的呵!」她把金有嫂一推,笑著跑了。
金有嫂脹紅了臉,很窘地笑著,因為從來沒有誰和她說笑話。月香跑了,顧岡也微笑著抬起頭來看了看。有時候她倒也很活潑大方,他心裡想。
有一天他散步回來,看見她洗了衣他晾在大樹上。也不用竹竿,也沒有夾住,這就麼鉤在枝枝椏椏的樹枝上。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常青樹,密密生著暗綠的葉子。有兩件小孩的襯衣,桃紅色的老花布改制的,挑在最高枝上,看上去很悅目。那棵樹就像在隆冬的季節開了紅花一樣。她個子不高,但是很結實的樣子。顧岡不由得想著,她到了夏天,脫了棉襖褲,不知道是什麼樣子。穿著這臃腫的棉衣,每一個女人都像是懷著孕。厚厚的棉褲正在肚子上折疊著,把棉襖頂出去,支得老遠。
「這兒的冬天比上海冷。」他說。
她和悅地表示同意。他在附近的一塊界碑上坐了下來,問她在上海的時候住在哪裡。原來離他家裡不遠。她說那地方倒是有一樣好,菜場只隔兩條街,買菜很方便。
她今天似乎話特別多,和平常兩樣,他覺得很高興。一路談下去,她問他家裡有多少人,多少傭人,獨自住一幢房子還是與人合住,上海的親戚朋友多不多。他突然發覺她原來是在打聽他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似乎在探他的口氣,希望他能替她在上海找一個事。如果可能話,再替她丈夫找一個。
他對她非常感到失望。自從這一次之後,他再也沒有找她談話了。
他經常地寫信給他的妻子和朋友,走三十里路到鎮上去寄信,寄了信,就在一個飯館子裡午飯——飯或是面,加上冬筍肉絲,豆腐衣炒青菜,煎雞蛋之類。每隔七八天,總來這麼一次遠足旅行。他盼望這旅行的心,越來越迫切了。
然後有一天,王同志來看他,問他可有什麼信要寄。王同志要到鎮上開會,可以替他代寄。
顧岡發現他自己竟憤怒得渾身顫抖起來。隔這麼些天吃這麼一頓飽飯,都不許他吃嗎?然而,他極力抑制住了自己。當然,他每次到鎮上去,很可能有人尾隨著他,刺探他的行動。但是他自己掏腰包吃一頓較好的午餐,大概王同志是不會反對的。因此而對他感到鄙夷,那又是一回事。
「我沒有信要寄」他微笑著說。他昨天晚上寫的那一封,幸而有一本書壓在上面,因為封不牢。自然膠水「面向大眾」,跌了價之後,就不粘了。
這樣瞪著眼說謊,真是太危險的事。如果王同志剛巧拿起這本書翻翻,看見底下壓的這封信,他一定當是信裡有點什麼秘密。不然為什麼不敢給別人去寄呢?
他一定得要王同志送出這間房,越快越好。
「快過年了,你一定想家吧?」王同志拍著他的肩膀,開玩笑地說。「想愛人吧?」他用著老共產區的通用的「妻」的代名詞。 顧岡只是笑。「王同志,你過年不回家去看你的愛人?」
「我兩年沒回家了,」王同志笑著說。「一年忙到頭,實在走不開。」
「你為人民服務太熱心,王同志。我看你實在是忙,從早忙到晚,讓我也沒有機會跟你學習。」
「你太客氣了。自己同志,用不著客氣。」
「不,我是有好些事要請教你。你要是今天早晨上鎮上去,我送你一段路,路上可以談談。」
「那好極了,我們走吧。我本來也就該走了。」
小張同志在院子外面等著王同志。民兵不穿制服,武器也不齊全,大都拿著棍棒、大刀與紅櫻槍。小張同志倒是拿著一枝來福槍。他們一行人緩緩地走出村莊,看上去很威風,後面有這樣一個護兵壓隊。
王同志問顧岡他的劇本寫得怎樣了。王同志這話已經說過好幾回了,這次又說,「你土改的時候要是在這兒就好了,那真是感動人!真是好材料!」
顧岡最恨人家老去揭他的痛瘡,說他沒有去參加土改。那年冬天特別冷,他的肺向來弱,他的妻子沒讓他去報名。當然他知道王同志眼中的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一個落後份子,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者。
「真是感動人——這些農民分子到了農具的時候,你沒看見他們那喜歡的神氣,」王同志說。
「可是翻身農民的歡樂已經過了時了,」顧岡有點氣憤地說。「上個月的文藝報有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一點。它說文藝工作者不應當再拿土改後農民的歡樂做題材。那應當是一個暫時的階段,不能老逗留在那階段上,該再往前邁一步了。」
王同志謹慎地聽著,對於全國性的權威刊物表示適當的尊敬。「噯,這是對的,」他點著頭說。「該做的工作還很多。」
「文藝報嚴厲批評了現在農村裡的思想情況。它說翻身農民只想著大吃大喝,還夢想著「生產發家」。在北邊,他們還編了個歌,『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那就是他們的全部理想。」
「他們的確是缺少政治覺悟,」王同志承認。
「他們家裡只要有一隻豬,嫁女兒的時候就恨不得殺了它,大家慶祝一通。這種思想真是要不得。」顧岡繼續轉述文章上的話。
王同志忱惜地點著頭。「農民的確是落後,還是缺少政治覺悟。」
「你們的互助組搞得怎麼樣了?」
「今年秋天我們的秋收隊搞得很不錯,」王同志愉快地說。「明年春天我們計劃著把秋收隊入編為互助組,預備團結得更緊密一點。把所有的耕牛都集中起來,重新分配給各小組。一聲哨子一吹,大家就集體下田。」
顧岡對於這些並不感到興趣——走向集體農場的最初步驟。要把農民剛得到的土地又從他們手裡奪過來,這是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一步一步像斷奶似地,使他漸漸失去了它。顧岡絕對不想採取這個題材作為他的劇本的主題。要是太輕描淡寫,讓劇中的農民一個個欣然加入互助組,那就一點戲也沒有。如果他們稍微有點退縮不前需要一番爭取說服,這退縮的程度很不容易寫得恰到好處,一個不小心,就像是農民不信任政府、反抗政府,那還得了!
王同志說起這件事來,雖然態度愉快,對答如流,恐怕他心裡也正擔著心事,只是不願意露出來。說話之間,已經到了村口,突然看見那溪水亮堂堂的橫在前面。他們在溪岸上走著,王同志便歎了氣。
「不容易呵,做政治工作,」他說。「我真羨慕你們文藝工作者。在現在這大時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情等著你們去寫。工農兵的事,寫給工農兵去看。從前反動政府不准提的事,現在全可以寫了。到處都是現在的題材。」
顧岡點了點頭。「這的確是個大時代。」
「我從前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寫作,」王同志惆悵地說。
顧岡可以想像王同志從前是一個含苞待放的共產黨的時候,在校刊上寫的那一類東西。但是他耐心地聽著王同志的敘述,說他從前怎樣在江西一個小城的報紙上授稿,由投稿而變為副刊的編輯。
冬季水淺,溪流中露出一堆堆的灰色石塊,使顧岡聯想到城市裡修馬路的情形。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那築壩的故事。假定這條溪每年都氾濫出來,淹沒了兩岸的農田,破壞了一部份的農作物,那麼,就有一個工程師被派到這裡來籌劃對策。他和當地年老的農民會商之下,由老農建議,築了一個壩,上面有活動的閘門,開關隨意。於是就解決了這問題。這故事正可以表現農民的智慧與技術上的知識的結合。如果這辦法是工程師獨自一個人想出來的,那麼編劇不免要被批評為「耽溺在知識份子自高自大的幻想裡。」劇中可能有一個頑固的老農不肯和技術人員合作,只倚賴他自己過去的經驗。他是犯了「經驗主義」,結果終於被爭取過來了。
已經有過許多影片關於工程師和老工人怎樣合作,完成許多奇跡。他們修好一隻爆炸了的鍋爐;一隻車床年代久遠不能再用下去了,他們又給它延長了生命;紗廠裡缺少一樣重要的零件,以前是從美國輸入的,現在無法添置了,他們有辦法利用廢鐵,造出新的來。但是到現在為止,這局面始終限於工廠裡,從來沒有移用到農村上。他給新中國的電影又開出了一條新路。這題材至少夠拍三五十張影片。
他太興奮了,竟打破了平日的沉默態度,等王同志的寫作生活回憶錄稍稍停頓一下,他就岔進去問:「王同志,這附近有水壩沒有?」
「水壩?」王同志怔了一怔。「沒有。——怎麼?你要參觀水壩?」他突然感到興趣起來,堆上一臉的笑容,雙目灼灼盯著他望著。顧岡看得出來他是起了疑心。
「不,我不過是這麼想著,如果這條小河夏天不大,滿出來淹壞了莊稼,築個壩有用沒用。」
王同志似乎仍舊有點疑心。「夏天水高一點,可是並不滿出來。」
「但是譬如它要是滿出來——」顧岡解釋著。「我不過這麼想著,也許我可以根據這一點,擬出一個故事來。」
「可是——」王同志驚異地望著他。「我不懂你為什麼要去造個假的故事。現在這大時代,有那麼許多現成的好材料……」現在他終於知道顧岡是哪一等的作家了。他幾乎笑出聲來,好容易才忍住了。但是突然有一大群鴨子在上游出現,飛快在順流而下,快到不可想像。一片「呷呷呷呷」的叫聲,就像老年人扁而尖的笑聲。這在一剎那間,似乎產生一種錯覺,就彷彿是王同志連用最奇妙的腹語術,把他的笑聲移植到水面上,「呷呷呷呷」順流而下。王同志和顧岡兩人都覺得有點窘,臉上顏色都變了。